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当时莫及。文德皇后访求得之，请备嫔御。太宗乃聘为充华。诏书已出，策使未发。魏徵闻其已许嫁陆氏，方遽进而言曰：“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臣传闻虽或未的，然恐亏损圣德，情不敢隐。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讷谏》)

【鉴赏】　前隋官员郑仁基的女儿，容貌绝世，无人能及。长孙皇后访得后，请唐太宗纳为嫔妃。唐太宗同意了，诏书下颁，但使者尚未出行。魏徵知道后，急忙进谏劝阻，原因是郑家女儿已名花有主了。对此唐太宗深深自责，下令停止派遣册封使者，让这个女子回到原定丈夫的身边。

魏徵劝阻的理由是：“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后七个字出自《老子》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意思是说，圣人是没有私心的，以百姓的心为心。善良的人，我以善良对待;不良的人，我也以善良对待;这样使人同归于善良。魏徵把圣人易为“有道之君”，是让唐太宗以有道明君来要求自己。魏徵引《老子》这一经典，是以道家的无为而治为依据的。

“忧其所忧，乐其所乐”，源自孟子的民本思想中的“与民同忧乐”的主张。齐宣王对孟子说，自己有喜欢财富与女人的毛病。孟子回答说，如果能使境内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处女，也无找不到妻子的单身汉，君主“好货”、“好色”，又有什么关系呢?“好货”、“好色”不可怕，重要的是君主是否有与民同忧乐的素质：“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魏徵说，君主身居亭台楼阁中，就要让百姓有房子安身;君主吃美肴，就要让百姓不受饥寒之苦;君主环顾左右成群的嫔妃，就要让百姓有婚配成家的欢乐。已有婚约的郑家女儿，陛下怎么能不假思索地要把她娶过来呢?这里引《孟子》，是要唐太宗不忘民本思想。

搬引古代经典规劝皇帝，是历代大臣们进谏时常用的办法。魏徵引《老子》与《孟子》，是为了让自己的奏章具有权威性。经典一旦形成和被认可后，再经众多学者的诠释，往往具有权威性，在历史的延续中为人们所信奉。权威性不是别的，而是凌驾于人们观念中的一种精神支柱。以儒学为正宗，提倡儒、道、释三教并用的唐太宗，对《老子》与《孟子》是了然于心的。“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如此的内心自责与急于表态，可以从《老子》与《孟子》的权威性那里找到答案。

行文到此，我想起了父纳子妻的楚平王死后被伍子胥鞭尸三百的事情。楚平王听信费无极的谗言，把许配给太子建的秦美女孟嬴，自取享用，另为太子建配以齐女马昭仪。相国伍奢直言相劝，平王怒而囚禁伍奢。费无极再献计，逼伍奢修书，诓伍奢二子伍尚与伍员(伍子胥)至都城。得信后伍员生疑不去，伍尚前往，被平王连同父亲一起斩首。伍子胥逃往吴国途中，因昭关悬挂图像缉拿，无法过关。幸遇隐士东皋公，把他藏于家中。7天之内因内心忧愁，须发由黑变为全白。东皋公设法帮伍子胥逃出昭关。行中遇大江阻隔，得渔丈人之助而渡江。伍子胥到吴国后，访得勇士专诸。在吹箫乞食时，得遇吴国公子姬光。姬光假意请吴王僚赴宴，在鱼中藏剑，让专诸假扮厨师借献鱼刺杀僚，助姬光夺得原本属于他的王位。姬光就是吴王阖闾，是为春秋五霸之一。伍子胥遂为阖闾重用，他借吴兵伐楚报仇。吴兵围楚都郢城，楚平王惊惧而死。伍子胥入郢后，“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以上所述，除伍子胥在昭关“须发皆白”的故事系艺术加工外，全为《史记·伍子胥列传》所记载的。

皇帝把已有婚约的女子纳为嫔妃，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像楚平王那样，死后还受辱的事情却是绝无仅有的。此事对后世影响非同小可，以演绎伍子胥事的京剧，如《战樊城》、《文昭关》、《刺王僚》、《楚宫恨》等，至今还盛演不衰呢!楚平王因纳一女而遭死后尸戮之祸，一心想做“有道之君”的唐太宗，自然不会像楚平王那样放纵自己的私欲。“闻之大惊”，作为心理上的快速反应，完全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