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刑法》)

【鉴赏】　《左传·襄公十一年》中已有“居安思危”一词。春秋时期齐、晋、卫等十二国联合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国君无奈向势力最大的晋国求和。在晋国的帮助下，其他几国停止了对郑国的进攻，与郑国达成和平协议。为表示感谢，郑国给晋国送去了兵车、乐师、歌女等大批礼物。晋悼公很高兴地把贡品分赐给大臣，但魏绛拒绝了晋悼公的赏赐，还劝谏晋悼公：“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意为即便处在安乐的环境中，也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提高警惕，防止祸患。这是一种具有忧患意识的治国策略。

从儒家经典文献来看，明确揭示忧患意识的是《易经》。据《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易传》作者认为，成书商周之际的《易经》是为抒发忧患意识而作的。其忧患意识，萌发于殷纣灭亡、周朝兴起的政治剧变。而对忧患意识真正赋予时代意义，并作了理论化加工的是孔、孟。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个人的患难、贫困，在孔子心目中不值得忧虑。值得忧虑的是“道”，是道德修养与安邦治国之术。孔子忧患的不是一己得失，而是社会、国家、生民。而孟子继续把儒家忧患意识具体化。据近人杨伯峻统计，《孟子》全书的“忧”字共见27处。孟子提出忧患意识是每个人处世安身的前提，是君子的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而最为重要的是君王统治长治久安的保证。国君应该与民众同忧乐，以民为本，“忧民之忧”、“忧以天下”。面对忧患，积极入世的儒家强调的是时时警惕自省，保持振奋努力的姿态，随时准备突破困境，超越障碍。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忧患意识下的居安思危成为中国历代士大夫的传统心态。

“居安思危”是《贞观政要》全书的指导思想。从作者吴兢所处的时代与经历来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吴兢虽处开元盛世，但盛世背后潜藏着危机。唐玄宗从开元中期以后开始怠于政事，地方上土地兼并剧烈，均田制、府兵制被破坏，人口流亡增多，地方藩镇兴起，统治机构臃肿，吏治败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吴兢曾向唐玄宗提出八点建议，但却遭到贬逐(《新唐书·吴兢传》)。因此，吴兢在《贞观政要》序言里说他编此书的目的是“义在惩劝”，“克遵前轨”，希望统治者身居盛世而不忘创业的艰难，不忘励精图治。整部《贞观政要》所记述和表现的，就是唐太宗及诸臣对忧患意识之下产生的“居安思危”理念的践行。

《贞观政要》中多处使用“居安思危”一词，其中谏臣魏徵提到的频率最高。除本篇引用的《刑法》篇所言，《政体》、《君道》等篇中都曾多次出现。如《政体》篇所载，贞观六年(632年)，魏徵说道：“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君道》篇中又两次提到。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上疏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贞观十五年(641年)，魏徵对答唐太宗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可见，居安思危的思想，是深植于魏徵心中的。魏徵回顾历史上无数帝王亡国身死的悲剧，总结经验教训，劝诫唐太宗应该在太平大治时期心怀忧惧之心，真正践行圣人居安思危之道。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忧患意识，在唐太宗身上集中表现在其“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刑法》)。亲眼见证并推翻了隋王朝的唐太宗及其臣子一直把隋朝的灭亡作为前车之鉴。因为惧怕唐王朝重蹈亡隋的覆辙，他特定下“论隋日”，同大臣专门讨论、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执政的前期，李世民一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对魏徵在谏疏中谈到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政体》)的观点很是赞同，将其“置之几案”，随时警示自己，谨慎为政。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政体》)以养病比喻治国，病虽好仍然要精心将养调护，国家虽然太平仍然要谨慎不忘忧患，这一通俗而又深刻的比喻，道出了他“居安思危”的执政理念。这一理念也正是唐太宗推行民本观、君道观的心理基础。

贞观六年，魏徵曾云：“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三)体现出贞观君臣对“居安思危”的一致认同、上下同心。正是唐太宗自己的清醒认识及臣下的不断劝谏，使得唐太宗能够在统治基本稳定后，继续勤力朝政，实现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