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欲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诚信》)

君子扬人之善，小人讦人之恶，闻恶必信，则小人之道长矣，闻善或疑，则君子之道消矣。……夫以善相成谓之同德，以恶相济谓之朋党，今则清浊共流，善恶无别，以告讦为诚直，以同德为朋党。以之为朋党，则谓事无可信;以之为诚直，则谓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结于下，臣忠所以不达于上。大臣不能辩正，小臣莫之敢论，远近承风，混然成俗，非国家之福，非为治之道。适足以长坚邪，乱视听，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远虑，深绝其源，则后患未之息也。(《公平》)

【鉴赏】　“求治必委之于君子”，是魏徵在贞观五年(631年)，因奸臣乱政向唐太宗提出的劝谏。在上书中魏徵指出：“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并当面指出，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却掩盖他们的错误，听信他们的一切。说自己“甘心斧钺，受不忠之罪”，也不能让李世民蒙受“进奸而自损”的罪名。

贞观十一年(637年)，朝廷屡屡让宦官去执行内宫之外的差使，他们上了一些虚妄的奏议。事情暴露以后，唐太宗极为震怒。魏徵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公平》)唐太宗听了以后，决定以后停止宦官充使之事。

虽说宦官参政之事已结束，魏徵认为还应从道理上说透。缘由是唐太宗从贞观之初的“亲爱君子，疏斥小人”，到贞观十三年(639年)，出现了“昵近小人，疏远君子”的苗头。故上了《十渐不克终疏》，要求唐太宗做到“善始慎终”(《慎终》)。魏徵觉得有必要对君子与小人的品性进行对比。魏徵断言，君子是有高尚德性的人，小人是道德败坏的人。孔子开创了以义与利来界分君子与小人的格局，此后成为儒家的传统。魏徵继承了这一传统，指出小人对“不仁”、“不义”的事情，不感到羞耻，“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杀身成仁”与“唯利所在”，是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差别。魏徵断言：“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慎终》)君子掩饰别人的过失，赞扬别人的优点;小人攻讦别人的过恶，以告发为诚实正直所在。不同的善恶观，是君子与小人的另一差别。

魏徵强调，一旦君主听信小人的言论，必定造成上下不通、君臣间不能确立良好秩序的结局。这会后患无穷，不是“国家之福”、“为治之道”。心中存在危害别人的念头，小人有什么坏事不能做出来?所以像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一定要交给高风亮节的君子。在《君臣鉴戒》中，李世民有“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的主张，岑文本从宇文化及与杨玄感忘恩负义反叛隋朝事，发出了“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的感叹。“求治必委之于君子”，可以视为贞观君臣的共识。

放眼历史烟云，以“君子小人之当辨”为“名节之当重”，是正直忠义之士在政治生活中一以贯之的主张。东汉末年，小人成为权势熏天、腐败嚣张的宦官的代称，伸张正义、刚正廉洁的士大夫则被人们视为君子。虽说皇权至上，但在古代政治的角逐中，文官、武将、外戚与宦官是四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当皇帝本人感到孤独无援甚至迫于外在政治力量时，往往倚重于日常生活中最亲近自己的奴仆——宦官。宦官擅权可热炙一时，但基础是脆弱的，只能随皇帝的宠幸与否而发生变化。宦官必然趁皇帝健在并宠幸自己之时拼命窃取权势，搜刮财物。他们表现出比一般官僚集团更大的疯狂性与贪婪性。

在汉末官场混浊之际，士大夫是代表着社会上正直善良、追求光明的人们的愿望的。他们在人格上品分君子与小人，在德行上划出正义与邪恶。白马令李云说：“今官位错乱，小人日进，财货公行，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谛乎?”(袁宏《后汉纪》卷二一)他在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宦官单超等5人被封侯后专擅朝政，上书指责宦官为小人。李云获罪下狱，五官掾杜众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结果2人皆死于狱中。朱穆任冀州刺史时，对宦官赵忠丧父时违反礼制的行为作了惩罚。汉桓帝知道后大怒，要将朱穆法办并罚作苦工。以刘陶为首的数千名太学生上书请愿。朱穆与刘伯宗相交，刘伯宗先恭后倨。蔡邕因朱穆行为正直却势孤力单，作《正交论》以为声援(《后汉书·朱穆传》注引)。蔡邕提出了交友的原则，即“有义则合，无义则离”，文中以“君子”、“正人”誉朱穆，以胡作非为的宦官为小人。

魏徵“求治必委之于君子”的主张，对后世影响是深远的。明末东林党人坚持以善恶来界分君子与小人。清人秦松龄评介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时说：“先生在吏部惟以进君子、退小人为务，不惮与执政忤。至得罪而去，虽林居犹与当路者反覆别白言之。天下是知君子小人之当辨，名节之当重。”(《顾端文公年谱序》)君子指同情百姓、对朝廷腐败之事直言敢谏的东林党人。小人是指以魏忠贤为首的阄党以及附从阉党的奸臣。被时人称为“魏家阁老”的顾秉谦曲奉魏忠贤，他说原本想做魏忠贤干儿子的，但怕不喜“白须儿”，就令自己儿子拜在魏忠贤名下做义孙。像顾秉谦这样，没有骨气人格、只知柔媚取容于宦官的，就是小人。东林党人杨涟，爱民如子，在常熟为官五年，不名一钱。当生死关头来临时，他们视节操重于生命，不怕丢官，不屈严刑，坚持了儒家倡导的“杀身成仁”的殉道观。高攀龙“闻周顺昌已就逮，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明史·高攀龙传》)天启五年(1625年)，因李实诬奏被逮捕入狱的周顺昌、黄尊素等东林七君子，除高攀龙在缇骑到家前沉水自尽外，其余六人皆在诏狱中受酷刑致死。蒙受奇冤，肉体受辱，但不同小人相妥协。如黄宗羲所概括的：“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东林党人为实现“求治必委之于君子”的信念，前仆后继、甘洒热血，与小人作殊死的斗争。魏徵“求治必委之于君子”的主张，不能理解为坐而言之的空谈。贬低小人、褒扬君子，是历朝历代中经常发生于政治生活中的起而行之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