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君道》)

【鉴赏】　这是贞观中期魏徵上疏唐太宗的话，意在劝诫唐太宗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无为”是道家学说的宗旨。《老子》中有12处提到“无为”，如四十八章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做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顺应客观态势，从而达到“无不为”、“无不治”的结果。老子谈“无为”，更多的是在政治层面上，批判现实时使用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老子所要揭示的，是理想的政治在于“我无为而民自化”。君主如果能够守住无为而不扰民，让民众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民众就能够安平富足。具体来说，统治者的“无为”最主要的是克制自己的贪欲。君主以清净无为、不起贪欲为自身准则，天下自然会上轨道，社会必定能够和谐安稳。

从历史上来看，新王朝刚建立时，统治者为尽快稳定政权，获得民众的支持，往往容易接受和采纳“无为而治”的思想。如西汉初年，推崇“黄老”，以“无为”为治术，与民休息，对于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过显著作用。以“黄老之术”为核心的黄老学派，是战国到西汉时期道家流派之一，因尊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学提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等主张，被称为“新道家”。《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汉惠帝时，丞相曹参“其治要用黄老术”。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无为而治的策略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帝”为汉景帝，其母为窦太后。此为黄老之术的极盛期。“无为而治”的策略，强调不去扰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治上清净无为，经济上则任其发展。“无为而治”理念，与“文景之治”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关联。

唐初大乱甫定，亟待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思潮再次泛起。以李渊、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亲身经历了隋炀帝的暴政和隋末农民起义。“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为农民起义的原委，唐太宗是有深切了解的。贞观君臣反复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古语来警励自己。唐太宗即位之初，经济凋敝，民户凋残，与汉初的情况极为相似。“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直谏》)，隋末动乱加上灾荒连年，使得百姓困苦不堪。从贞观元年到三年(627—629)，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旱祸蝗灾，饥馑之下，不少农民卖儿鬻女。因此，偃武修文、静民务农，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唐太宗执政之初的首要任务。他对大臣说道：“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新唐书·突厥传》)又说：“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抚民以静的方针，内容包括减轻百姓的兵役、徭役，使农民顺时务农，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太宗刚即位，突厥“将兵百万”相威胁，颉利可汗侵犯至渭水之北。唐太宗与其订立“便桥之盟”，突厥兵撤，避免了一场战争。此举体现了唐太宗不进行对外战争，使百姓减少兵役负担的“安静”策略。又多次减免州、县赋税，对于营造宫殿之类大兴土木的事比较克制，是为轻徭薄赋政策的体现。唐太宗十分重视以农为本，创造各种条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祭祀、打猎等能够考虑农时，避免造成干扰。这些“静以抚之”的做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大丰收，流散的人口都返回乡里。以后又年年丰稔，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到贞观后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口也增长很快，从贞观初的二百多万户发展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三百六十万户。

“无为而治”对君主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强调君主应节欲、节为，减少财政开支，维护民生安定。至贞观中后期，唐太宗的思想发生变化，对“无为而治”理念的践行有所松懈。随着大治的实现和功业的隆盛，唐太宗在推行抚民以静的方针上，出现了“渐不克终”的现象。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很多大臣接连不断地上书劝谏，给唐太宗敲警钟。其中魏徵就四次上《论时政疏》，希望唐太宗能够善始善终，继续贯彻贞观初期的各项理念及方针政策，“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就是魏徵强调的重点之一。对于魏徵的劝谏，唐太宗深为感动并欣然接受。

唐朝君臣能接受道家思想，有其身家渊源。《慎所好》中提及，唐太宗尊崇道教是以重宗为由的。唐高祖李渊以道教教主李耳为李氏皇帝的远祖，李世民即位后，延续了这一认祖的做法。此外道教徒还曾是唐太宗与长兄李建成争夺帝位继承权时的重要支持力量。魏徵何许人也?其早期做过六年多的道士，虽然后来更多的是在政治方面有所发展，但道家学说作为道教的理论支柱，对魏徵的影响是很深的。他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应用于唐初的政治实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促进了唐初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实现大治，史称“贞观之治”，为我国封建社会罕有的盛世。一如史籍所述的那样：“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