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外竭股肱，和若盐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君臣鉴戒》)

【鉴赏】　这是魏徵于贞观十四年(640年)上疏中的一段话。它点明了古代社会里君臣关系的一个规律，即君臣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无时不有”;而君臣关系默契的极少，“千载一合”。“水”与“石”的关系，出于曹魏李康的《运命论》。张良得一异人传授兵法，游说于秦末崛起的“群雄”之际，“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没有一个握有军事力量的人相信他。遇到汉高祖后，“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汉高祖对他言听计从。君臣关系如此契合，确实不多见。

魏徵讲的不错。君臣关系难以默契，确实是“无时不有”的。董仲舒创立了为专制主义服务的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在往后的历代王朝中，这套学说得以畅行无阻，行久及远，奠定了儒学作为古代社会国策的基调。但他本人并不走运，反因主父偃的告发，获罪几死。虽说后来得到汉武帝的诏赦，但他牢愁狷狭的心态，在《士不遇赋》中道尽无遗：“屈意从人，悲吾族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再往上推，看一看韩信与刘邦的关系。韩信辅佐刘邦夺取天下，但诸多功臣中，刘邦最不放心的就是韩信。因为韩信的本事大、野心大，特别是他统帅军队的能力比刘邦强得多。刘邦当了皇帝后曾说，带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曹参、樊哙、周勃等武将，虽说作战能力也不差，但他们只是将才，唯有韩信是个帅才。刘邦怕“刘氏天下”为外姓功臣取代，先将韩信降为淮阴侯，软禁长安加以监视，后来被吕后斩于未央宫。刘邦没有处死韩信的想法，但他的云梦之游，让韩信感到这是针对他来的。韩信被逮捕后说：“果然像别人说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经太平，我固然该烹。”这就是“以水投石，无时不有”的典型例子。

产生这一现象的缘由，是因为君臣关系不是平等的，而是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在世界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中国那样，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主宰一切的威力。它集中体现在皇帝的独裁，不仅最终决策权属于皇帝一人，而且口含天宪的皇帝，任性而说的话就是法律：“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汉书·杜周传》)皇帝可随意封官赐爵，也可任意罢免大臣以至于处死。白居易在《太行路》诗中说：“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臣下朝恩暮死，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心态的变幻莫测无常。这不是白居易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官宦生活的概括。三国时东吴末帝孙皓，视杀人如儿戏。侍中韦昭酒量较小，在赐宴中以茶代酒触怒了孙皓。孙皓把韦昭逮捕入狱，最后处死。“朝臣待漏，伴君如伴虎，一点不到，自家性命难保。”成于清代的《小五义》中这样的话，不是随意而发的。历代皇帝，几乎无不与宰相、谏官发生冲突，一个重要因素是不能容忍比自己更为高明的臣下。唐太宗算得上是有道明君，有一次仍然大动肝火，要杀掉魏徵。据刘肃的《大唐新语》记载，下朝回宫后的唐太宗，自言自语地说：“杀却此田舍汉!”长孙皇后在旁问：“谁冒犯了陛下?”唐太宗说：“魏徵老是在朝廷上羞辱我，让我心里常常不自在。”于是长孙皇后回到房里穿上朝服，来到厅堂上站着，对唐太宗说：“妾闻主圣臣忠，现今陛下圣明，才有魏徵尽情率直说真话。我既在后宫，怎么敢不向您祝贺呢?”长孙皇后的劝阻，言词温婉又切中事理，使唐太宗消除了怒气。

从唐太宗的内心与行动而言，他是着力要把君臣关系搞得和洽的。皇帝对待臣下的心态，决定着“君臣际遇”的格局。贞观元年(627年)，他对臣下说：“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旧唐书·王珪传》)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后，他对魏王泰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旧唐书·虞世南传》)这种君臣一体论的主张，在历代皇帝中是罕见的。唐太宗把这一主张贯彻到与群臣的相处之道中。魏徵家中没有正堂，到他生病时恰值唐太宗在营造小殿。唐太宗知道后，停建小殿并把材料给魏徵营造正堂。魏徵以为，能开启“至公之道”的皇帝，把自己和手下人才的关系，团结得如同金石一般。这样的局面，不是仅靠高官厚禄就能形成的，而是皇帝对臣下“在于礼之而已”。“撤殿建堂”，是唐太宗对魏徵的厚待。如此礼遇是魏徵得出“君臣相遇，自古为难”结论的现实背景，同时也可知魏徵是恪守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信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