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政体》)

【鉴赏】　“从谏如流”是吴兢对唐太宗的评价。吴兢以为，这是贞观之初仅用三年时间，就取得较好治绩的原因之一。

谏是指臣子以正直之言，或规劝君主之过失，或向君主提出建议的政治行为。谏最初见于《诗经·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此诗批评周厉王为政暴虐，徭役繁重。这两句是说，王贪财(“玉”)又爱美女，故深深规劝于你。放纵于声色犬马的商纣王，史籍说他“知(智)足以距(拒)谏，言足以饰非”。比干见“纣愈淫乱不止”，持“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的态度强谏，被纣王剖心(见《史记·殷本纪》)。孟子有“拒谏易位”的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这一相当激烈的主张，当是对以往历史教训的理论总结。

中国古代不像西方那样，有着皇权必须接受法权制约的观念。“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汉书·杜周传》)，君主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言出法随。进谏者的前途如何，完全取决于君主的个人素质。谏臣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以至于丧失生命，也是屡见不鲜的。唐太宗描绘过谏臣的濒危状况：“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求谏》)谏臣是得到赏赐还是获罪，完全取决君主的刹那心态，随意性极大。即使英明似唐太宗那样，对魏徵一会儿重赏，一会儿欲杀的事情也是有过的。谏臣因后果难以预测，对进谏的态度往往不同。有顺谏的，察言观色，忖度君主的心态，委婉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或谏而不争，持君主听就谏、不听就算的态度。直谏则不同，谏臣或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或为民众伸张正义，或为维护文化传统，或为澄清事实真相等，直言不讳。直谏中最激烈的是死谏。比干大约是死谏的最早受害者。明嘉靖年间，海瑞上疏前，事先做好棺材，那是广为人知的忠死之谏。历朝死谏之事，是屡有发生的。明初朱元璋下令撤掉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神位，谁敢提意见就以对皇上“大不敬”的罪名治罪。偏偏有个深受儒学熏陶且又生性耿直的刑部尚书钱唐，冒死进谏。钱唐从维护儒学文化传统出发，抱着虽死犹荣的态度以死进谏。面对这样的诤谏，朱元璋恢复了孟子的配享。兵谏则为军事政变的代名词。只要谏臣的生死荣辱操于君主的喜怒中，谏臣就会不断演出悲喜交集的活剧来。有人扶摇直上，有人贬谪流放(韩愈、苏轼两人的流放潮州与海南很具有典型性)，有人得到重赏，有人蒙受杀戮，这类事例在古代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

作为听谏者的君主，存在能否纳谏、从谏的问题。这方面唐太宗确有一种历代帝王所难得的诚恳、开明的气质。唐太宗不但不“拒谏”，而是主动去导谏与求谏。导谏是想方设法引导臣下进谏，“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纳谏》)。他经常启发臣下多提意见，贞观三年(629年)大旱，在《祈雨求直言诏》中说：“文武百辟，宜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勿有所隐。”求谏则为主动向臣下征求意见。唐太宗平时容貌是很威严庄重的，百官见了以后，都会手足无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求谏》)唐太宗见大臣进奏，总是努力做到和颜悦色，以期听到谏诤。“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帝范·纳谏》)这就是容难容之士，纳药石之言，即持虚襟纳言态度的求谏。

唐太宗把能否纳谏，看作是国家兴亡的关键。贞观之治的出现，是与李世民“从谏如流”分不开的。这在文本篇已有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希望“从谏如流”的风气在继承者身上延续下去。唐太宗专门写了《纳谏》篇，收于《帝范》中。《帝范》共12篇，专讲做皇帝的规范，以赐太子李治。《纳谏》篇中唐太宗举了“折槛”、“怀疏”、“引裾”、“却坐”四个典故，来开导太子李治。其中，“折槛”的典故是说，汉成帝时槐里令朱云以“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为由，请斩丞相安昌侯张禹。汉成帝大怒，欲诛朱云。朱云攀殿前的栏杆，把栏杆折断了。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流血”以谏，说朱云“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于是汉成帝“意解”，令保持原槛，只作修补，以表彰朱云的直谏(见《汉书·朱云传》)。唐太宗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言论不以地位尊卑来定夺，应以是非作取舍的标准。“言之而是”，虽是仆隶之人，“犹不可弃”;“言之而非”，虽为王侯卿相，“未必可容”。这样“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就能达到“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至于“昏君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其结局是“身亡国灭”，“此拒谏之恶”。唐太宗在《帝范·纳谏》中从正反两个方面，教导太子李治要以是非为标准去纳谏，深刻认识到拒谏必然导致亡国的道理。

“从谏如流”包括了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两个层次，先要君主端正态度，有导谏、求谏的心态，然后才有纳谏、从谏的结果，并进而以赏谏完事。赏谏就是奖赏谏臣，以期收到滚雪球式的效应。唐太宗即位之初，群臣很少有直言进谏者。就在此时，孙伏伽谏止一桩量刑不当的狱案。唐太宗当即赏钱百万，赐给兰陵公主园。侍臣以为，孙伏伽所说乃寻常之事，赏赐太厚了。唐太宗回答说，我登极以来，没有进谏者，所以赏赐之。唐太宗的赏赐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奖励的，更有提升官职的。“从谏如流”对唐太宗来说，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唐王朝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