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择官》)

【鉴赏】　这是魏徵大篇幅地引用汉代刘向《说苑·臣术》中的话。这段以“正则荣，邪则辱”为主题的材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魏徵同意刘向的见解，否则他不会在奏疏上引此长篇大论;二是魏徵是以历史已有的荣辱观，来剖析人臣从政时的道德(吏德或官德)，目的是提倡正气，抑制邪气。

刘向(前77—前6)，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说苑》一书，系刘向分类纂辑先秦到汉初的史事与传说，杂以议论，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点。卷二是《臣术》篇，以荣辱观来论述官德。

荣辱的观念源远流长。在古代典籍中，荀子是第一个以荣辱为题，写了专篇的思想家。荀子提出了相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比较系统而又有相当深刻社会内容的荣辱观。“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即以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作为判断荣辱的标准。荣辱观是一种道德评价。荣指荣誉或光荣，是人们对高尚的行为所作的客观评价的主观感受。辱指耻辱，是人们对违背公共利益的邪恶行为的否定和贬斥，以及个人因行为过失而形成的羞愧体验。不同的民族与社会阶层对荣辱的看法，不尽相同。如商人以获利为荣，而亏本则羞愧难当。文人以金榜题名为荣，以名落孙山为辱。

魏徵承继刘向的荣辱观，以为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六邪”两类。“六正”中第一类人是“圣臣”，能“预禁于未然之前”。他们具有超前意识，在征兆还不显著的时候，就能觉察到国家存亡的关键，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使君主处于荣耀显赫的地位。第二类人是“良臣”，以“日进善道”为特征。他们很虚心，不断地向君主提出好的意见与计策。对君主正确的言行就积极推行，对错误言行则尽力匡正。“忠臣”被列为第三等，魏徵用“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来描绘他们。他们日夜操劳，坚持不懈推荐贤人，引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鞭策君主奋发向上。第四类人是“智臣”，有着“明察成败”的认识能力。他们对于朝廷的成败看得很清楚，及时采取措施堵塞漏洞，做到转祸为福，使君主解除忧虑。至于以“奉文守法”为宗旨的“贞臣”，是为第五类人。他们奉公守法，照章办事，不收受礼物，推辞禄位谦让赏赐。第六类人为“直臣”，特点是“所为不谀”。他们生于昏君当道的乱世，不仅不阿谀奉承，而且还能“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

“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是为“六邪”。“具臣”以“与世沉浮”为其行事准则。他们安于官位，贪求俸禄，左右观望，随波逐流，这是“六邪”中的第一类人。第二类人为“谀臣”，他们“偷合苟容”，跟着君主转，君主说好与对，他们也说好与对。背后打听君主的喜好并加以奉进，“以快主之耳目”、“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第三类是“奸臣”，他们“巧言令色，妒善嫉贤”，外表上谨慎而内心险恶得很。想要提拔的人，只讲长处而掩饰不足;想要排斥的人，尽讲过错而隐藏美德。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得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谗臣”为第四类人，他们擅长于挑拨离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贼臣”属第五类人，他们大权独揽，结党营私。他们借用君主的名义来行事，使得自己尊贵显赫。“亡国之臣”是第六类人，他们“是非无间”，用花言巧语来讨好君主，让君主陷于不义。他们“白黑无别”，让君主的恶行遍布境内，还在四邻臭名远扬。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代历朝均励行“德治”，重视官德的建设。官吏的主要职责是“事君”与“役民”。魏徵的“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耻”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事君”上。因而如何选择官吏，就是执政者的一个重要课题。魏徵说，“进忠良，退不肖”讲了十多年了，但效果不好。原因是言行不一，“言之是也，行之非也”。他希望唐太宗选拔官吏时，要做到“循名以求其实”;在官吏考核上，要赏罚分明，“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这样就能达到“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的效果。这是择官的具体措施。同时要明确指导思想，即“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唐太宗十分嘉许地采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