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择官》)

【鉴赏】　以赏罚为核心的考核制度，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都有的制度。要用人就得要考核，而赏罚是考核的结果。“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择官》)这是唐太宗的意思。赏加于有功，罚落在有罪，是说赏罚要公正，此为贞观君臣的共识。魏徵“以公平为规矩”进行赏罚，当是“理国要道在公平”的执政理念在考核制度上的体现。讲公平就得严肃，不能渗入私情，因而行赏不能遗漏掉疏远之人，处罚不能包庇亲贵之人。“亲”包含了血缘关系与人脉关系，如家庭成员、亲友、师生等;“贵”为等级关系的体现，就是等级制度中的显贵者。“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体现了赏罚的公正，但公正一定要以客观的事实作为基础。故而魏徵强调“循名求实”，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要理解魏徵的主张，必得从名实之辩入手。“名”是概念，“实”是客观现实。当社会处于剧烈变动的时代，客观现实起了很大的变化，旧有的称谓就不能适应新的内容。同时新生的概念纷纷呈现，但一时不能得到人们的公认。“名实之相怨，久矣”(《管子·宙合》)，这是管子的慨叹。之后有孔子“正名”的呼声。孔子之“正名”，是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孔子的目的是维护等级制度。荀子加以承继并有了发展：“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荀子·正名》)“明贵贱”，就是说把等级森严的制度予以明确。这同孔子一样，是在政治领域里讲名实之辩。“辨同异”拓宽了内涵，把名实之辩延伸到了逻辑领域。指出必须把客观事物的同异关系辨别清楚。如果没有确定的名称，要将不同的事物向别人讲述，就会含糊不清。到荀子的学生韩非那里，名实之辩的范围再度伸展，成了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魏徵的“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直接渊源来于韩非，间接根源源自孔子与荀子。

魏徵把赏罚与名实之辩结合起来，提倡“取其实，不尚其华”，反对“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择官》)。这是以官吏的实际功效，作为赏罚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同唐太宗的观点相一致的。贞观之初，唐太宗对侍臣说：“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为可笑。”(《贪鄙》)做利国利民的事，就会加官晋爵，这是功;不能从此正道求取荣禄，妄自接受贿赂，一旦暴露就身败名裂，此为罪。唐太宗的赏罚标准是很鲜明的。它体现了执政者的意志，从正反两方面表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应当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赏罚标准是人们行为的指示器，更对官吏的行为有着强有力的制约作用。赏罚应当与个人的亲疏关系无关，执行赏罚就是要体现社会的公平。魏徵以为，赏罚做到了公正，善恶、邪正也即分得清清楚楚了。

魏徵断言，这样就可以取得实效，不崇尚浮华的空谈，整个社会教化的目标，很快就能达到。这里魏徵把赏罚与善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赏善罚恶。善与恶，是区别德行与非德行对立的概念。人们通过善的概念，来反映自身的意向与心愿。善是表示应当肯定内容的道德范畴。相信儒学的人们，往往通过善的概念，来评价周围发生的现象与人的行动。恶则相反，是被否定与唾弃的。善恶具有历史性与民族性。西方的享乐主义哲学，把善同承认享乐是最高道德原则与人生价值等同起来。儒家以“仁义”为善，不仁不义就是恶。尽管魏徵有汲取法家思想之处，但其根本是以儒学为治国策略的，所以他是不忘“以仁义为准绳”的。

名实不符，古今皆然，这是一个困扰人类历史的难题。从管子“名实相怨久矣”，经韩愈“名存实亡，失其所业”(《处州孔子庙碑》)，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引李固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遗黄琼书》)，时间跨越了两千多年。善恶不分，也是人们在历史与现实中，经常见到的事情。魏徵把赏罚分明同名实之辩与善恶之辩相联系，应当说是有着普遍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