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求谏》)

【鉴赏】　“自知者明”一词最早见于《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知道他人、了解他人的是智者。俗语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一定是有智慧的人，但是并不算高明。能正确认识自我的才是高明之人。因为人容易受各种私心、欲望、冲动、偏执等的影响，容易遮蔽自我。人们往往不能正视自己的优点与缺点，也不能正确对待别人的评价。听到赞美自己的话就沾沾自喜、信以为真，被批评时就灰心丧气或者怨恨对方。这都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表现。解剖别人不易，解剖自己更难。所以人们又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能清醒认识自己，对待自己，是最明智最难能可贵的。即使能审视自己的优缺点，但要勇于从中走出来，更是难上加难。所谓“自胜”，正是在熟知自己缺点的基础上勇于克服、不断超越自我、战胜自我。所以古代的贤明君主，必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虚心纳谏，以完善自身。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带兵平定陈国内乱后，杀了反臣夏征舒，便把陈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群臣纷纷祝贺，唯独出使齐国归来的申叔时没有表示。楚庄王很不高兴，问其原因。申叔时对曰：“鄙语有之，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径则有罪矣，夺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征舒为贼弑君，故征兵诸侯，以义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则后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贺。”(《史记·陈杞世家》)楚庄王不愧是明主，听取了申叔时的意见后，下令恢复陈国。据说，孔子读史至此，慨叹地说：“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时之忠，弗能建其义;非楚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也。”(《孔子家语》卷二《好生》)楚庄王有“自知之明”，能够直面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改正，实现了“自胜”的崇高境界。

唐太宗接受道家思想，直言做到自知之明的困难，也坦承在执政过程中必有所失，不能尽善尽美。正因为此，他认识到，君主是非常需要如魏徵这样的诤臣，来不断提醒自己的错误和过失。《贞观政要》里，唐太宗倡导进谏的记述比比皆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就提出：“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求谏》)唐太宗不断以各种方式倡导、引导、诱导群臣献策进言，对进谏有功之人，往往给予加官晋爵及其他赏赐等，以资鼓励。魏徵所谏《十思疏》，太宗看了之后，亲写诏书回复，诚恳承认错误，并说要将谏疏摆放在几案上，时时警醒自己。接受进谏不易，能改正错误更不易。唐太宗一旦知错，绝不文过饰非，不但褒奖进谏者，而且虚心接受，力求改进。在唐太宗的倡导和鼓励下，贞观时期谏臣盈廷，先后向太宗进谏见于记载的不下30人。除最突出的魏徵“所谏前后二百余事”，凡数十万言外，刘洎、岑文本、马周等也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正是满朝大臣的敢于谏诤，让唐太宗时时审视及认清自己，避免和防止了许多错误。魏徵死后，唐太宗仍然时时怀念其当年能够“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求谏》)。唐太宗此话背后的一个理念是：　倾听臣子的谏言，是认清自己优缺点、达到“自知者明”境界的重要途径。

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将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划分为四个层次：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一种遵从本性和习惯生活的最低境界，对生活属性没有了解。功利境界区别于自然境界的地方，在于生活于这一境界中的人，对自己的行为非常了解。但这种了解，仅限于通过心中的计划和自觉的行为谋求自身利益。道德境界是冯友兰认为较高的一种人生境界。处于这一境界的人，心目中有社会整体，意识到道德的意义，自觉地为社会的利益做事，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是真正有道德的贤人。天地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一种理想性的完美的境界。具有天地境界的人，对于宇宙人生已有完全了解，使人的生活获得最大意义，使人生具有最高价值。从唐太宗有“自知者明”的认识，以及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来看，实为古代帝王中的有道明君。他为实现天下大治而对自我不断完善的追求，亦是对人生境界的不断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