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因与胡汉民约法之争,身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倡言约法的蒋介石,竟然随意扣押、幽闭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顿时舆论哗然,政界震动。蒋介石自知理亏,担心由此引发反蒋浪潮,所以歪曲事实,以图掩盖真相,混淆视听。3月8日,蒋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进行解释说:“此次胡汉民同志之辞职,积劳多病,不胜繁剧,固其一因。同时因关于国民会议之约法起草问题,胡同志之讨论与中央相殊,愤而辞职,中央经再三郑重考虑之后,为完成依三民主义,确立本党与全民共同遵守之约法计,决准其辞职。因此本日中央常会临时会议,将起草约法与准胡辞职两案同时决定。深恐各地未知其详,请即依斯旨,切实简单说明,同时须以中央对于制定约法之决心,努力宣传,以遏谣诼,而示大公。”①
        蒋介石的解释欲盖弥彰。胡汉民派和与胡有关系的国民党执监委员以及遥尊胡为政治领袖的广东地方实力派群情激愤。胡汉民通过他的私人医官邓真德带出口信,嘱咐孙科、古应芬联合汪精卫等反蒋派,南下广州,设立政府,讨伐蒋介石。古应芬也是国民党元老,与胡汉民关系最为密切,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因2月初国务会议上被孙科指责舞弊,怒而离宁赴广州。他得到胡的口信后,3月初到香港与汪精卫联系,又派人到梧州与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亲信陈济棠研究。4月22日,陈济棠派马晓军、吴锡祺赴南宁说服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捐弃前嫌,共同反蒋。离宁赴沪的孙科也派出使者,四处活动,串联反蒋力量。
        做好各种准备之后,1931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罗列了蒋介石的六大罪状,指责蒋行事“无一不以个人地位为前提,久已置党国大计于不顾。其纵匪坐大,则示人以非我莫能平。其广植党徒,欲用敌丑,则预为一己选举地位。其把持财权,以巩固一己之武力。其残害同党,排斥先进,则使一己成为本党重心。至侈谈法规,亦无非希望总统制之实行,俾其总统之迷梦,速于实现”②。古应芬等四监委的弹劾电发出后,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等立即起而响应。5月1日,汪精卫发表致国民党海内外各党部通电:“今者广东方面见党国垂危,奋起挽救,此诚乃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与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③2日,汪精卫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请他们在军事上与广东合作,共同倒蒋。3日,驻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所部师长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杨鼎中、朱为珍,第四舰队司令陈策,独立旅长黄任寰、张瑞贵,虎门要塞司令陈庆云,航空司令黄光锐等通电拥护四监委的弹劾案。11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亦率所部军长张发奎、李品仙、黄旭初、杨腾辉,师长梁朝玑、吴奇伟、廖磊、韦云淞、唐生明、黄鹤龄等人联名通电响应。
        古应芬等四监委的弹劾电,宗旨是为胡汉民抱不平。蒋介石自知理亏,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5月3日,蔡元培、李石曾、张继、吴稚晖、张静江五监委复电古应芬等人,词极婉转,称弹劾电必是他人所为,请几位先生列名而已。电文主旨“止为爱护展公(指胡汉民),执笔者爱之弥笃,不觉言之过情,其意亦必不恶。若在朋友责善,必可一切容忍。惟所至自于普遍,关系已涉党国”。为蒋介石扣胡打掩护。电文又称“胡先生欲静居择地,谢见宾客,弟等所知事之真相,亦尽于此”。蒋介石则自请中央处分,称“四月三十日突有自广州发出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监委列名之通电,指斥中正罪状。接阅之下,惶悚万分。原电所列中正罪案,倘果确实,则在党纪国法皆无可恕,邓、林、萧、古四同志,皆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虽其通电,列举军政负责同志衔名,于正式弹劾手续有所不合,但中正为尊重党纪计,不得不请求中央彻底查办”④。同时派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孔祥熙四人到上海,敦促扣胡事件发生后,离京赴沪的铁道部长孙科回京,请其出面调停。5月17日晚,张静江等十中委访胡汉民,劝胡打消辞意。同时,摆放在胡汉民私宅双龙巷口前的“禁止汽车通行”的字牌也被撤掉,允许贵宾访胡,以表示胡汉民拥有自由。又拟派张继、吴铁城南下调解。
        在施行软化措施的同时,蒋还采取威吓手段。5月4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做报告,声称古应芬等人的弹劾电“似别有作用”,“如仅用监委资格讲话,当不起其他(它)纠纷,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摇动时局”⑤。5月11日,蒋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称陈济棠勾结张桂及改组派,图叛中央,作陈炯明第二,中央自有处理方法。同日,何应钦、何成浚、何键、鲁涤平通电警告陈济棠:广东是中国的广东,决不准个人割据;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决不许个人私有。14日,何成浚领衔的二十五名将领通电。16日,于学忠领衔八名将领通电。17日,张学良领衔六位将领通电。19日,刘峙、刘镇华、顾祝同等三十位将领通电。其中,除了张学良、于学忠两电口气缓和外,其余电文对古应芬、陈济棠等大加挞伐。称四监委的弹劾电为“摭拾浮言,信口雌黄”;抨击陈济棠“丧心病狂,倒行逆施”。5月15日,蒋介石还通过御用的国民会议,以全国民意的名义通过了“严重警告陈济棠”的电文。
        广东方面对此毫不理会。5月18日,白崇禧、张发奎、叶琪、李品仙抵广州,与陈济棠会商组织反蒋政府和两广军事统一问题。孙科也不顾吴稚晖等四元老的劝阻,5月21日偕许崇智、陈友仁秘密离沪,24日抵香港后即赴汪精卫宅,与白崇禧、张发奎、唐绍仪等人会晤,开会讨论两广形势。并于当日午后联袂赴穗。4时到达后,即赴陈济棠宅举行会议,商议联合反蒋,组建政府各问题。25日,由唐绍仪领衔,邓泽如、古应芬、萧佛成、林森、汪精卫、孙科、王宠惠、陈济棠、李烈钧、许崇智、李宗仁、唐生智、陈友仁、邹鲁、陈策、马超俊、陈耀垣、李文范、刘纪文、林云陔、邓青阳等21人联署,发出请蒋介石48小时以内下野的通电。26日,陈济棠、李宗仁等及孙科又分别电蒋,促其引退。同时在陈济棠总部开会,主张吸取以往反蒋教训,不谈“党统”、“届统”,由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中赞成反蒋者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由该会成立国民政府。27日,反蒋各方按计划以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简称“非常会议”。成员有执行委员:汪精卫、孙科、邹鲁、许崇智、李文范、傅汝霖、伍朝枢、陈友仁、陈树人、刘纪文、经亨颐、陈济棠、陈策、柏文蔚、李烈钧、马超俊、王法勤、陈耀垣、覃振、阎锡山、冯玉祥等;监察委员有邓泽如、萧佛成、古应芬、林森、邓青阳、陈璧君、谢持、张知本、李宗仁、李福林、林云陔等。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除已故者和共产党人外共有112人,列名非常会议者32人,几达三分之一。会议发表了由汪精卫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宣言》,声称“现在南京之中央党部,从前表示反对之同志,固不认其存在,即曾经参加者,亦以此党部已为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此存亡绝续之际,惟有以革命之手段,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夙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又以事机紧急,不容濡忍,故由现在广州之各委员即行发起,宣告成立。其他各委员有现尚散在各处者,有因环境关系,一时未能即来者,深盼陆续参加,共济艰巨,待至依据党章,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日,非常会议之任务,即告终了”⑥。
        非常会议由全体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两个机构组成。全体委员会为非常会议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数不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赞成反蒋者均可参加。常务委员会由全体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五人组成,负责处理日常党务工作。5月27日,全体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以梁寒操为秘书长。常务委员会下设四个机构:组织委员会,常务委员邓泽如、孙科、古应芬;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汪精卫、邹鲁、李文范,主任秘书钟天心,《中央导报》总编辑王昆仑;海外党务委员会,委员萧佛成、陈耀垣、刘纪文、邓青阳、陈树人;军队政治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林翼中、黄公度。
        非常会议决定1931年10月10日召集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27日晚,非常会议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十一条,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为15至17人,由非常会议的全体委员会议选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由国民政府委员互选5至7人。国务会议以常委轮流主席,下设秘书、参军两处,外交、财政两部,军事、政务两个委员会。当日,非常会议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出唐绍仪、汪精卫、孙科、古应芬、邹鲁、邓泽如、萧佛成、林森、李宗仁、许崇智、陈济棠、唐生智、蒋尊簋、李烈钧、陈友仁等15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一说16人,熊克武亦名列其中)。5月28日正午,在广东省政府二楼举行国民政府成立典礼。第一次国务会议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古应芬、邹鲁五人为常务委员,陈融为秘书长。又任命陈友仁为外交部长,邓召荫为财政部长。5月31日,政府委员联名通电就职,并宣布其政治主张:“反对武力统一,中央集权,当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不主张以武力解决时局,如有以武力相压迫者,亦所不畏。”⑦6月2日,第二次国务会议议定李文范、刘纪文、麦焕章为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以林云陔、黄旭初分任广东、广西政府主席,任陈济棠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统辖广东方面的军队。冯玉祥、阎锡山分任第二、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辖广西方面军队。任陈策为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至此,宁粤对立局面完全形成。
        蒋介石因非法扣胡,引起国民党内和国内舆论的非议,海外党部亦纷纷电询此事,一时非常被动。广东方面又揭起民主、反对独裁的大旗,以胡汉民被软禁为口实,在理论上,蒋难以招架。在实力上,蒋介石自中原大战结束,即移师“剿共”,兴师动众,费时日久,却屡遭败绩。广东组织非常会议,成立政府之际,蒋介石正调集三十万大军,准备对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一时无力用兵两广;况两广有军队二十余万,陆、海、空兵种齐全,饷械充足,实力不可小视。所以蒋介石不敢对两广有积极的军事行动,遂采取以静待变的策略,期望非常会议“渐渐散伙或改改主意”,自生自灭⑧。5月25日,丁惟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表示:对两广事变,中央秉着和平统一的主张,“可以政治的方法来解决,不致使扩大起来”⑨。6月13日,南京召开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讨论处置广东事变的方针,认为江西红军日益坐大,“剿赤”损兵折将,形势日非;当此时期,内战不宜再有,宁粤对峙局面,必须设法疏解,以固国本。14日,全会对粤局通过一个空泛的决议,决定“对广东组织伪军政府事,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查明处理”⑩。
        所谓政治解决的方针,南京方面采取了三种办法,一是继续前一个时期的软化政策。三届五中全会恢复了李济深的党籍,允他自由活动。选举胡汉民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胡汉民亲信刘芦隐继续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7月13日,又准胡汉民迁往香铺营孔祥熙住宅居住,以示胡已能自由活动,缓解粤方救胡派的情绪,制造非常会议内部分歧。保留孙科铁道部长的位置,表示对孙留有余地。二是制造舆论。5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做报告,攻击汪精卫“集改组派共产党等一切反动分子之联合。胡闹可以成功,则吾人革命为多事矣”。威胁国民党元老说:“吾人对本党老同志,确系忠实者自应尊敬。若以老同志而反对新进同志,并违反总理主义,吾人惟有以叛逆看待,消灭之而后已。”(11)5月28日,蒋介石复孙科电,拒绝孙科要他“放弃党国所付与之职责”的要求,表示“革命乃为责任,并非权利之争;攘夺固所不许,放弃亦所不甘”(12)。5月29日,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发表《答客问》一文,称广州非常会议是北平扩大会议之后又堆起的一个大垃圾堆。6月2日,何应钦等九将领电责孙科:“民九以前,兄尚求学异邦,本未与闻革命之艰巨。总理在生,同志中有劝以假兄较优之事权,俾资历练者,总理恒以兄下驷,不克重荷为言。或疑为示谦避嫌所应尔,不免为兄抱屈。及今思之,实佩总理之公明,知子莫若父,益信而有征矣。兄问世为日尚浅,然其行谊,则富感情而缺理智,好货利而昧大义;翻云覆雨,胸无主宰,乃其生平最大之毛病。”(13)三是利用陈铭枢制粤。陈铭枢本是广东省政府主席,与陈济棠互争广东。古应芬酝酿反蒋时把陈铭枢排斥离省,其保安团武装由陈济棠收编。此前,蒋介石一直利用二陈相争来控制广东。陈铭枢由日本到上海后,蒋介石立即邀见,要陈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担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官,地位与何应钦相当(何任左翼总司令官)。蒋介石认为共产党非短期所能消灭,打算“围剿”红军到一定阶段,即要陈铭枢担负打回广东的任务。7月11日,陈铭枢到赣州就职,7月14日致电陈济棠,要求古应芬交出政权,离开广州,恢复保安队,维持保安队经费。积极做回粤的准备。
        广东方面,虽然组织了非常会议,成立了政府,但派系众多,人员复杂,意见不齐。汪精卫把非常会议看作是与蒋分享权力的机会,倒蒋与否,均以此为转移。古应芬、陈济棠是想以各个反蒋势力的联合作为政治资本,造成广东独立的局面,所以他们绝不许其他反蒋派插手广东事务。桂系因连年战事元气大伤,欲乘此机会恢复势力。古应芬和陈济棠掌握着广州国民政府的实权,人事上任用亲信,财政上一毛不拔,军事上虚张声势,只图自保,不愿采取积极的倒蒋行动。汪精卫曾表示:蒋介石如果真能剿共,则广州国民政府决不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广东方面不主动向蒋发起进攻,这正中蒋介石以静待变的下怀。
        双方不战不和的局面维持到8月份,非常会议内部对和战方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陈济棠、古应芬等人认为,北方的石友三已经失败,难以再起;若两广单独起兵,无异驱群羊入虎口,决无侥幸取胜之理。但是不战不和的局面若迁延下去,其结果惟有被人分化。因此他们主张,继续接受张继、吴铁城的调停,与蒋言和,以维系广东独立的局面。汪精卫、李宗仁均想利用广东达到自己的目的,若果真言和,势必被古、陈牺牲,所以坚决主战。认为坐以待毙何如冒险一战,或可促起各方面之响应。双方辩论,汪、李意见未获通过,汪精卫愤而离粤。古、陈即通过张继、吴铁城与蒋介石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蒋介石并不感兴趣,他准备用军事行动来彻底压服广东。古、陈认识到求和乃望梅止渴,而非常会议又离不开汪精卫这样的人物支撑局面。于是派孙科赴港与汪精卫疏通,同时调兵湘赣边境,做防御的准备。汪精卫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乃提出返粤的三个条件:一、陈济棠的第三集团军即日全数出兵湘赣北伐;二、广东东江及后方的防务,调李宗仁第四集团军东下协助防守;三、调到广东助防的第四集团军,广东政府应予以充分的补充,以后该部军饷,亦由广东完全负责。汪的条件由广州国民政府照案通过,汪精卫遂于8月29返粤。粤方开始对蒋采取积极行动。9月5日,余汉谋率第一军军部赴韶关,准备于韶关集中后入湘;第三军第八师先头部队已抵宜章;第三军5日迁东昌;第一军教导团及第二师的两个团6日由韶关赴东昌,准备进攻衡阳;广西方面的白崇禧亦于5日由全州进发兴安。湘赣边境的颜伯刚、龚浩、陈铁坚是唐生智的旧部,此时响应广东方面,9月1日作为入湘的先头部队进驻宜章、郴县。唐生智携款30万赴湘运动旧部。蒋介石亦不敢怠慢,派顾祝同、周佛海等入湘督促何键。9月6日何键召开军事会议,议定三事:固守衡阳;必要时由江西抽调谭道源等师来湘增援;扣留粤方前来运动的代表。蒋介石又派何应钦到长沙坐镇。9月14日,粤桂会攻衡阳失利。15日,粤方由衡阳经郴、宜退坪石。9月16日,桂军由永州退黄沙河、全州。只有颜伯刚部仍驻扎在距衡阳30里处。
        正当双方军事对峙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1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李石曾、吴铁城联名致电粤方,痛陈:此时此际国家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于一切利害之上,今日惟有剿赤、救灾、御外三事为国人所同情,反之则为人民所不恕。希望广东方面俯纳调停,共倡和平,杯酒言欢,化干戈为玉帛。蒋介石电令何应钦中止中央军入湘的行动。9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致电粤方,呼吁共赴国难。9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出马电,提出和平统一的条件:一、蒋介石通电自动下野;二、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取消;三、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另行组织统一的政府。马电特别强调“惟今之计,舍蒋下野,对内对外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同日,广州国民政府还专门致电蒋介石个人,逼蒋下野。文称:“深望执事以党国为重,一己为轻,曲徇众意,敝履权位。度执事或以外交紧急、负责无人为借口,然执事之为此言屡矣,始则曰我若下野,党国无人负责,然党国纠纷,正因执事而起,执事不去,党国纠纷,更无已时,此可以事实证明者。再则曰我若下野,剿共无人负责,然数月以来,执事所谓剿共,成绩安在?不但赣祸未已,且延及闽湘,此又可以事实证明者。今则曰我若下野,外交无人负责,证以十七年间, 日本占领济南事件,十八年间,请求日本延期济南撤兵事件,及中东路事件,执事所谓负责,其结果不外辱国丧权。”(14)由于蒋介石对日奉行不抵抗政策,导致日本阴谋得逞,占领了沈阳,长春、丹东、营口、凤凰城等几个重要城市。身为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总司令的蒋介石难辞其咎,遭到举国一致的谴责。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闻听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颇受打击。据陈铭枢回忆,9月19日上午10时,他在南昌蒋介石总司令部见蒋介石及何应钦、熊式辉三人,呆坐一室,神气颓丧,面面相觑,形同木偶。蒋之地位由此而动摇。非常会议诸人决心乘此千载难逢之机会把蒋拉下马。
        蒋介石深知自己的处境不妙,9月21日决定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南下议和。针对粤方马电提出的和平统一三条件,蒋也提出解决时局的三个办法:“(一)如粤中能负全责,则中央同志,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地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切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此其一也;(二)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此其二也;(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京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此其三也。”同时亲笔书信一封请陈铭枢转交汪精卫、孙科等人,沉痛表示过去的是非曲直,愿一人承担,各位可加责备,“毋使五千年神明之胄,自我而斩;毋使亡国之惨史,将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之所致”(15)。9月25日,陈、蔡、张离沪赴港,28日抵港,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亦已至香港。当晚7时,一起在九龙半岛饭店召开秘密会议。陈铭枢递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和蒋解决时局的三个办法,双方进行讨论。29日,汪精卫、孙科、李文范和新由欧洲回国的驻美大使伍朝枢前往陈铭枢等人下榻的麦斯林饭店继续会谈。双方商妥两项具体办法:一、蒋介石发一通电,以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后立即下野。粤方亦发一通电,向国民引咎,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赴京开会,取消国民政府,并不以蒋下野为条件,两电须同时发表。双方均训令各级党部及报纸,停止互相攻讦的言论。二、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备组织,俾粤方同志可以安心来京,在总理灵前开会,决议统一政府的办法(16)。29日,陈铭枢将上述协议电告蒋介石。30日,陈、蔡、张与汪、孙、李、伍一同到广州,在广州退思园与粤方全体举行会议。同时,蒋介石复电陈铭枢,表示“两个电稿原则上可以赞成,但发表的日期,和词句的修改,最好候粤府各位到沪后才决定”(17)。并任陈铭枢为京沪警备司令,调十九路军进驻京沪,以示对香港会谈内容的认可。广东方面则坚持蒋介石先发下野通电,粤方代表才能北上。僵持到10月5日,粤方仍不肯让步,非常会议决议:一、最低限度先释放胡汉民;二、全体联名请胡复出。广州国民政府决议:一、由蒋决定发表下野通电日期;二、十九路军调宁后,粤方代表北上;三、俟在沪商有头绪后,粤委始赴南京。10月5日蒋又复电,对下野通电日期做出保证,粤代表朝到沪,下野通电夕可发出。10月6日,非常会议发表对时局主张的麻电,重申马电内容,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办法:一、废除陆海空军总司令;二、设军区,军区之划分,不必同于行政区之划分;三、军需独立,革除以个人支配军队,以军队长官支配军饷之恶习;四、国防统于中央,保安属于地方(18)。至此,双方谈判告一段落,只待胡汉民释出到沪,粤方代表即北上开和谈会议。
        10月11日下午2时,陈铭枢偕粤方接洽和谈的代表顾孟余、黄华表抵沪,蔡元培、张继仍留广州负责联络。陈抵沪后,在张静江宅与吴稚晖、吴铁城、张群、李石曾密谈在粤接洽情形,然后一起赴京。次日晨7时抵南京。午后谒蒋报告一切,提出立即释放胡汉民。蒋清楚不放胡,粤方代表不会北上,同意放胡。陈又见胡并转汪、孙等人的联名信,劝他先见蒋,以国事为重,捐弃前嫌。胡亦首肯。
        10月13日下午,胡汉民与陈铭枢、吴铁城商谈后,三人同往陵园见蒋。胡对外交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当即决定推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陈铭枢、胡汉民一同赴沪,候晤汪、孙、李,迎其来京,开和平会议。14日晨蒋回访胡。之后,胡携女木兰与陈铭枢、吴铁城、张静江等赴沪。胡到上海后,于15日致电广州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等人,请推代表来沪进行和议。
        广州方面接到胡的电报后,于当晚举行会议,决定派汪精卫、古应芬、孙科、邓泽如、李宗仁赴沪,以汪精卫、孙科、伍朝枢、李文范为正式代表。后又加推邹鲁、陈友仁为正式代表。10月18日,粤方代表经香港乘轮赴沪,随行者达百余人,中途遇风暴,几遭海难。21日方抵沪。
        10月22日上午10时,蒋介石乘飞机到沪。先到宋子文宅与宋子文协商,然后请于右任、李石曾、陈铭枢、张静江、邵力子、邵元冲等人到宋宅会谈。午后1时,蒋介石率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陈铭枢、张继等人到孙科宅与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邹鲁、陈友仁等人谈话。汪精卫首先发言,阐述粤方主张:一、国民政府主席宜如德、法总统,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除总司令制;三、由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任党事。对蒋介石所拟关于个人进退的电稿表示赞同。蒋介石继起发言,赞成汪的意见,表示自己为后进,向事服从前辈,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无不同意照行,若不行,尽可严责。李石曾建议立即入京,共赴国难,无需在上海开会,蔡元培、张继支持李的建议,孙科则予以反驳,表示此来是代表粤府,须照预定程序,议有端倪始可入京,否则须电粤请示。汪赞成孙科的意见,反对即刻入京。蒋见粤方不买账,也只好赞成在沪会议。22日的会谈最后决定了两点:一、彼此须求得外交一致,共赴国难;二、关于党政军问题,由南京方面派定代表与粤方六代表在沪详商办法,拟定草案后,再入京正式会议,谋彻底办法。
        蒋介石见粤方代表已云集上海,口气为之一变,试图推翻下野的承诺。10月22日回到南京即发表谈话,强硬地表示:“在此国难严重时期,和平团结进行之际,首应充实中心力量,健全现有组织,整齐对外步伐,不能再有清算旧帐,分配政权之企图,使党的纠纷不能泯除。中央为使以后永绝纠纷计,认为个人进退,不成问题,惟中央地位丝毫不能损。凡是促成和平团结者,百事皆可迁就,惟下列两点,则不容变弃:(一)党国的法纪与系统,(二)政治上最高原则须绝对遵照建国大纲。又此次团结,应为泯除界限之开诚相商,不容有对等的形式,故无所谓和平会议,或统一会议。”(19)这个谈话确定了南京方面和谈的基调。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0月25日,汉口行营公布了10月21日、23日陈调元、何成浚往来电文,声称“国难临前,赤氛昭息,攘外安内,全在负责有人,无论如何更张,一国元首不宜更易,闻极峰因望和平拟自引退,理应竭诚劝阻拥护”。10月26日,河北、平津的八个党部致电胡汉民、蔡元培等人提出:“(一)党的法统,绝对不能紊乱,若有动摇,必不可收拾。(二)政府为党所产出,既属合法,不能再有动摇。(三)政治主张均有遗教可依,若有更张,无异自侮遗教,故须根据建国大纲及约法。(四)四全大会为本党生命所寄,若有转变,无异自移党祚,请遵从十一月十二日之会期。(五)粤方代表已集,勿宜再延,若仍争持,恐会未成,而国已非,请促粤方代表,即日入京。”(20)向粤方施加压力。
        会议原定10月23日举行,因迟至10月25日,蒋介石方指定南京方面的代表,所以10月26日才召开预备会议,27日正式会议。会议历时12天,召开7次,到11月7日结束。双方的正式代表,粤方为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陈友仁、邹鲁,宁方为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陈铭枢、张继、吴铁城。争论的焦点,粤方坚持由一、二、三届中委召开统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统一的政府;国民政府采德、法总统制,行政院如责任内阁;国府主席以年高德厚者任之,军人不得当选。南京方面则坚持:政治中枢不宜更动,政治体制未宜轻改,党统不能有问题,反对由一、二、三届中委召开四大的办法。争论的实质就是粤方一定要蒋下野,宁方则坚持不允。蒋介石一度声称打消辞意,决不下野,认为下野是为“党统”、“约法”所不许。和谈陷入僵局。广东方面留守广州的陈济棠、李宗仁立即召集非常会议委员开会,议决致电粤方代表,请蒋下野和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决不改变,不退让,并请胡汉民回粤主持党政。同时陈、李下令增兵粤赣边境,做军事准备。双方又呈剑拔弩张之势。和会停顿引起社会各界的谴责,在张继等人的斡旋下,才又续开了第六、第七次会议,之后宣告结束。
        上海和平会议就外交、政治、军事、财政、党务均进行了讨论。其中关于党务做出如下决议:宁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以示本党统一;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在南京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处理;双方商定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及人数,确定人数为160人。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除共产党员、邓演达、徐谦、杨希闵、刘震寰等及去世的人之外,计有112人,尽为第四届中委,尚缺48名,由宁粤双方各选24名补足。选举办法双方自定。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粤国民政府自然取消。至于粤方坚持的蒋介石发下野通电事,宁方要求粤方不要相迫太紧,给蒋面子太难过,决定将发预备下野通电,改为实行时发下野通电。
        宁粤双方根据上海和平会议的协议,各于本地组织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1月9日至11日,南京方面首先召开了第三届中央临时全会,决定11月12日总理诞辰纪念日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林森、蔡元培为主席团主席,后又票选潘公展、恩克巴图、黄慕松、戴愧生加入。南京方面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29人。蒋介石在开幕式上,作题为《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出路》的演讲。宣布大会的主题和使命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为了表示党内团结,11月21日,根据上海和平会议协议,大会选举周佛海、顾祝同、夏斗寅、贺耀祖、杨杰、萧古珊、朱绍良、龙云、谢振民、马福祥、钱大钧、段锡朋、郑占南、黄慕松、张砺生、戴愧生、李敬斋、曾扩情等18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张学良、杨虎城、蒋作宾、洪隆冬、黄吉宸、方声涛六人为中央监察委员。在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追认了10月19日中常会议定的《恢复党籍案》,恢复四五年来以各种政治罪状被开除党籍的党员481名(21)。11月23日,蒋介石作了《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闭幕词,希望国民党员以诸葛亮、岳武穆自许,鞠躬尽瘁,精忠报国。对于当务之急的抗日救亡问题,大会议决召集国难会议,通过了《对日寇侵略暴行之决议案》,决议“今后关于捍卫国权,保护疆土,本大会授予国民政府,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之全权”(22)。大会提请蒋介石迅即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
        11月18日,广州也召开了国民党四大,代表五百余人。汪精卫、胡汉民均逗留上海没有参加。孙科担任主席,致开幕词,提出大会的关键是党内团结,恢复党权,申张本党固有的革命势力。次由陈济棠演说,希望全党团结,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御侮。下午开预备会议,议决由非常会议推定孙科、邓泽如、萧佛成、李宗仁、经亨颐,由出席代表推定李扬敬、黄旭初、关素人、姚禔昌共九人为大会主席团。李文范为秘书长,香翰屏为大会警卫处主任。19日议定开会日程。20日开正式会议,通过了督促宁府责成张学良恢复东三省失地以及嘉慰马占山尽职守土的议案;并议定筹款五万元犒奖马占山;又电促胡汉民、汪精卫回粤。21日、22日休会以待胡、汪。同时派马超俊、覃振到上海迎胡汉民。
        11月23日,广州国民党四大开第二次大会。会上邓泽如、
        萧佛成等人认为参加上海和平会议的粤方代表没能坚持非常会议拟定的条件,对蒋介石做了重大让步,因而提出了《对于上海和平会议决议案分别接纳或修正,以促真正永久和平案》,内容有:“一、关于上海和会决定中央政制改革各案,大体予以接纳,惟仍须付各组委员详为审查。二、上海和会决定以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为四届中央执监当然委员一项,违反本党总章三十条丁项之规定,应根本予以否决。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之选举,应根据本党最高组织原则,以民主方式,由大会自由选举之。同时并坚持蒋中正下野,解除其兵柄,开除其党籍。”(23)因攻击矛头指向汪、孙,11月24日,孙科、陈友仁、李文范及孙、汪两派代表愤而退席赴港。孙科致书广州四全大会,指出数年以来党的纠纷,欲全凭党章解决,其路已穷。上海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得知广州四全大会发生纠纷的消息后,立即于11月24日晚在胡汉民宅召集紧急会议。胡、汪、伍(朝枢)、邹(鲁)、马(超俊)、覃(振)等人列席。议决派伍朝枢即日返粤,调解纠纷。当夜11时,孙科、陈友仁、李文范由港来电,申述纠纷详情,表示胡、汪不回粤,恐无法转圜。胡汪等人又第二次会商。汪以外交关系须时时与南京方面接洽为由不愿离沪,胡汉民以体弱为由不肯南下。经众人恳劝,胡表示以大局为重,决定以第三者地位赴港调停。11月25日晨,胡汉民携女木兰、伍
        朝枢、覃振、马超俊、甘介侯等十余人赴港。
        11月27日,胡汉民等人抵港,与孙科等人相商。29日携孙科等到广州,与邓泽如、萧佛成、李宗仁等晤谈。胡汉民提出四提案交四全大会讨论,内容是:一、修正上海和会各案。二、蒋介石如不下野解除兵权,广州则组织中央党部。三、四两条保密。同时拟定调解广州四全大会纠纷三项办法:一、历届中央委员除共党及反动分子计112人,由主席团提出通过,余48人宁粤双方自由选举;二、南京方面选出的24名,可由大会承认,以示宽大;三、以前因政治关系被开除党籍者一概恢复。当晚,胡汉民返回香港。12月1日,广州四全大会开第七次会议,讨论胡汉民提交的三项办法,以多数通过,但声明选举蒋介石为中委,纯为团结起见不得已之举。12月2日,胡汉民、伍朝枢、孙科、李文范等人回广州。12月3日,参加国民党四次大会第九次会议。胡汉民、伍朝枢被加推为主席团主席。焦易堂反对主席团介绍候选人及行复选制,各方起而辩论,言语冲突,相互殴斗,会场秩序大乱。香翰屏电召保安队到场弹压,适学生亦到场请愿,方始安静。12月4日,举行第十一、十二次会议,不承认汪精卫在上海选的中委,独自选定上海和平会议给予的24名指标,选举白崇禧、李扬敬、余汉谋、林翼中、张惠长为执委;香翰屏、张发奎、唐绍仪为监委;张定璠等14人为候补执委;林直勉等4人为候补监委。12月5日下午,召开执监委联席会议,议决在粤组织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推胡汉民、孙科、陈友仁、居正、经亨颐、白崇禧、石青阳、伍朝枢为临时常委执委,唐绍仪、萧佛成、李宗仁、邓泽如、香翰屏为临时常委监委。12月7日成立中央党部,以刘纪文为秘书长,接收非常会议。同时发出胡汉民领衔的促蒋下野通电,限蒋介石12月20日前下野,否则即在广州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因纠纷11月24日离粤赴港的汪派代表,受汪电召于12月1、2两日抵沪。适胡汉民调解纠纷结束,电请众人回粤重新参加会议,汪精卫以旅途费时为借口,要求在沪自行开会。经与胡汉民电商,上海和平会议分配给粤方的24个名额由在沪的156名代表选出10名。由此粤“四大”又派生出一个汪精卫的上海“四大”。12月2日夜,汪精卫召各代表会商,决定12月4日借上海大世界召开代表大会。晨8时,156名代表陆续到会。会议推汪精卫、顾孟余、王法勤、陈璧君、白云梯、郭春涛、赵丕廉组成主席团,谷正鼎为秘书,先由汪精卫做报告,次举行选举。选举唐生智、张发奎、王懋功、谷正纲、邓飞黄、刘文辉、唐有壬、范予遂、黄少谷、萧忠贞等10人为中央委员。当即把选举结果电告粤方。然而粤方不予承认。只好留待四届一中全会解决。
        南京国民党“四大”结束后,11月26日,致电上海的蔡元培、张继、李石曾、陈铭枢等人,请促粤方中委入京开四届一中全会。11月29日,蒋介石又致电汪精卫,请速入京。广州国民党“四大”结束后,即派孙科、伍朝枢、陈友仁等人赴沪联系四届一中全会事宜。孙科一行12月8日启程,12月10日抵沪,即与汪精卫、陈铭枢、李石曾等人约谈。因粤方中委坚持非蒋下野不入京,12月1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在中央党部开临时常会,接受蒋介石辞职,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行政院长。粤方见已达目的,于12月16日开中央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广州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仍暂保留,由唐绍仪等人主持,待统一政府成立后再撤销。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余汉谋等人因政务、军务留粤,其余粤方中委于12月18日启程北上,胡汉民称病婉辞。12月17日,在沪的国民党“四大”代表除汪精卫称病留沪外,悉数来宁。
        12月22日,国民党宁、粤、沪三方中委在南京召开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到会代表90人。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乘飞机离京。12月23日第二次预备会,将“三方”“四大”留下的悬案——沪选中委问题予以解决,在原定四届中委160人的基础上,再增加18人,其中沪选9人(因张发奎已由粤方选出,故有争议的剩9人)认为有效,南京方面再增5人,粤方再增4人,均由宁粤两方选举票数多者递补。宁粤沪三方皆大欢喜,“三方”“四大”总算在各方均以为满意的情况下开幕了。
        25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政治改革的诸项议案,明令张学良固守锦州。26日,大会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等法案。28日,四届一中全会通过改组国民政府等要案,选举林森为新的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新的行政院长。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29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