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清末的湘军与淮军。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组建“新建陆军”,正是继承了湘淮军的衣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北洋军阀政治集团。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的袁寨。袁氏为“汝南巨族”,其曾祖父袁耀东系庠生,曾祖母也出身于本郡“望族”。祖父袁树三为长子,廪贡生,候选训导,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事。叔祖父有甲三、风三、重三。袁甲三本为进士出身,在京做官,后到安徽帮办团练镇压捻军,官至漕运总督。袁凤三为禹州训导,袁重三不仕在家。
        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为副贡出身,捐得同知,在家乡大办团练。叔父袁保庆是1858年的举人,后追随袁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宁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8岁时,袁保庆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袁世凯也相随至济南私塾读书,稍后又到南京读书。1873年,袁保庆死于霍乱。翌年,袁世凯被叔父袁保恒(刑部侍郎)带到北京,在这里一边读书,一边帮着做些事情,开始接触清末的官场。1878年,袁保恒病死,他回到家乡,曾附庸风雅,发起组织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文社,结识了正在河南淮宁县处馆的孝廉徐世昌,并资助徐到北京应试。袁本想也通过科举猎取功名,但1876年和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皆是名落孙山。于是,赌气烧了自己所作的诗,美其名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邪!”①决心另走一条发迹的道路。
        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奔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吴将其收留在署中帮办文案,以其文才有限,嘱其随幕府名流张謇和周家禄学习文章。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清政府与朝鲜政府有宗藩关系,故清廷接受朝鲜大臣金允植的请求,派丁汝昌和吴长庆分率水陆两师东渡朝鲜,袁也随军前往,负责前敌营务处,参与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平定了兵变。此事深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称袁“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请求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②。清政府照准,袁遂由中书科中书提升为同知。但不久,袁与吴长庆关系逐渐恶化,亟思内调。袁家与李鸿章的关系非同一般。袁甲三早年在京和安徽当官时,与李交情很深。袁保恒曾经是李的部下,其在京时与李之婿张佩纶同僚,过从甚密,此时正在北洋办理海防营务。袁遂写信给张佩纶,希望在北洋署内谋一职位。适值中法关系紧张,李鸿章以加强边防为名,调吴长庆驻防奉天金州,命袁总理留朝的营务,会办朝鲜防务。袁乃逐渐跋扈,“自结李相(鸿章),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有令公(吴长庆)难堪者。”③对张謇等人的称谓,也“老师、先生、某翁、某兄”,“愈变愈奇”。张非常恼怒,曾致函数千言,嘱其“悉心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前劝读之《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勿谓天下人皆愚,勿谓天下人皆弱,脚踏实地,痛改前非”④。但袁并不以为意。1884年12月,他指挥镇压了“开化党”发动的“甲申政变”,得到清政府的褒奖。1885年10月,李鸿章保荐他做“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奏折中称“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今乘朝王所请,正可迎机而导,令其设法默为转移。该员带队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⑤清政府予以批准。
        1885年11月,袁世凯再次赴朝。不久,由于他过多干涉朝鲜内政,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引起朝鲜宫廷不安,迫切要求撤换。清政府也有所察觉,认为“非独朝鲜政乱可忧,而袁之轻躁易动亦殊可虑”。但李鸿章却极力为其开脱,1892年,还给袁下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⑥的考语,奏请以海关道记名简放。翌年5月,又奏补授浙江温处道,仍留朝鲜。1894年春,朝鲜全罗道爆发了东学党农民大起义。袁世凯受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的怂恿,一再要求清廷派兵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待清军赴朝后,日本立即按预定计划派遣大军入侵朝鲜,占据汉城,中日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袁见局势严重,急于脱离险境,乃推荐其西文翻译、办理龙山商务委员唐绍仪自代,于7月19日请调回国。8月1日,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派其前往辽宁凤凰城办理清军前敌营务处兼筹转运事宜,先随清军败退至辽阳,再退至锦州,次年春至天津销差。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清政府深感旧式湘淮军已不足恃,遂瞩意于编练新军。各方人士也都痛切地发出“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吁。在此形势下,1895年,清政府开始着手筹建新式陆军,批准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编选定武军十营,两江总督张之洞训练自强军十三营,同时选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设立武备学堂等新式学校。袁世凯见人们竞相奏请筹饷练兵,也跟着上书当朝权贵,提出编练新军的策划。是年6月,袁以浙江温处道身份来到北京,被派督办军务处差委。此后,通过叔祖父和堂叔在京故旧,四处活动,结交了兵部尚书荣禄和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李鸿藻、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以及大太监李莲英,希冀取得督练新军的权柄。在当时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袁世凯的钻营很快收到成效。李鸿藻对他尤为“激赏”,以其“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今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亟言于朝”。荣禄更建议其“于暇时拟练洋操各种办法上之”,作为进身之阶。张之洞、刘坤一在他的请托下,亦上书为之吹嘘。12月8日,各亲王、军机大臣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奏称:“中国自粤捻削平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期兵力之强,尤为革新旧制。……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同日,清政府照准,命袁世凯前往天津接管胡燏棻的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
        定武军共有四千七百余人,原驻天津马厂,因营房不敷分扎,乃移驻天津小站。小站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又名新农镇,淮军曾在此屯田驻扎二十余年。甲午战争中,该部淮军全部溃散,营房空无一卒,故定武军能移扎在此。袁世凯接管后,又派人到河南、山东、皖北、苏北一带,招募了两千多青壮年入伍,并添置马队,改称新建陆军。这支部队,成为北洋军的起源和日后袁世凯发迹的资本。“北洋系(亦曰小站系)之名于是乎产生”⑦。
        新建陆军打破了清军不分兵种的旧体制,采取德国和日本军队建制,具有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其中步队5 000人,分左右两翼,左翼2营、右翼3营。炮队1 000人,分右翼快炮队、左翼重炮队和接应马炮队3队。马队500人,分为4队。T程队500人,分别负责桥梁、地垒、电雷、修械、测绘、电报诸项。部队装备则全部换成了从国外购置的步枪、马枪和快炮,经费完全由户部供给。担任训练的教官多从德国聘请,巴森斯负责全军训练,伯罗恩为德操教官,祁开芬为炮队教官,曼德(挪威人)为马队教官,幕兴礼、魏贝尔为德文教官。全军一律按德国陆军教条,采西法操练。
        新建陆军没有设督练处,袁自任督练官。下设参谋、督操、执法三个营务处,以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洋务局(初为教习处),分别负责训练、运输、军械、辎重、军法和研究西方军事方面的工作,制定了各种章程,使军队的组织、制度和规模逐渐完备。新军组建不久,又成立了步兵、炮兵、工程兵和德语各随营军事学校,让学员学习兵法、枪炮、算学、测绘、地理、战阵攻守和德国语言文字,培养新式军事人才。
        为了牢固控制这支军队,崇信“有军则有权”的袁世凯积极拼凑私人班底,他首先从在朝鲜时的庆军中挑选了一些老部下充任各级军官,这些人有的与其沾亲,有的是从小在其家长大的佣人的子弟,有的则是同乡。同时又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一批,另外还请李鸿章推荐了部分人员。徐世昌当年受袁资助进京应试中举,188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尔后又授职编修,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现也前来充任参谋营务处总办,助袁筹划一切,成为其最得力的智囊和军师,袁有事外出时,代袁管理军队。
        袁世凯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有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人。冯国璋(1859—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人。幼年家贫,1884年投入淮军当兵,次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其间曾考中秀才。189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习。后投入聂士成之武卫军,参加了甲午之战。1895年清政府派裕庚为驻日公使,聂士成荐冯为其随从武官。冯在日本考察军事,结识了军方人士福岛安正(后任日本士官学校校长)、青木宣纯(后任袁世凯的顾问)等人。翌年回国后,将自己所编的有关日本军制的兵书进呈聂士成,聂又转交给袁世凯,得到袁的重视,调来小站,委以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等职。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1885年以文童考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进修,回国后派往威海武备学堂任炮兵教官。甲午战争时,曾带领学生协守炮台。袁督练新建陆军后,将其调来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王士珍(1861—1930),字聘卿,直隶正定人。早年在朝阳镇总兵杨瑞生手下当勤杂人员。聂士成编练武卫新军时,向杨瑞生调用军事人才,杨开的保单内有守备王士珍。但王士珍已因年老告退回籍,遂叫这位马弁冒名顶替,到武卫新军候差,随后转入北洋武备学堂。1888年毕业后,在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年间,率学生入朝参战并负伤。战后随聂士成驻军芦台。荫昌将其介绍给袁世凯后,委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旋即提升为工程营统带。冯、段、王三人皆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具有一定的近代军事知识,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北洋旧人中又有所谓“王龙”、“段虎”、“冯狗”的绰号。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期,他们分别任过总统、总理、总长、执政等重要职务。
        除此三人外,先后被袁网罗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还有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李纯、陆建章、田文烈、王英楷、何宗莲、鲍贵卿、马龙标、田中玉、雷震春、杨善德、阎文等。旧军中提拔的则主要有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这些人名义上是当时朝廷的臣子,实际上同袁的关系带有浓烈的人身依附性质,后来大多成为袁的亲信、心腹、死党和北洋军阀武装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
        袁世凯并没有受过专门军事教育,冠以其名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实际出于冯国璋、段祺瑞和王士珍之手。但他在军事生涯中颇有心计,“不论部队出操或野外演习,他跟着观看。他所以这样做,表面上说是监督查考,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他觉得‘这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⑧他做军机大臣时,曾向张之洞谈起自己的练兵秘诀:“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⑨为了达到使部队“绝对服从”的目的,他制定的《简明军律》规定了18条斩罪: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伍者斩;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临阵奉命怠慢,有误戎机者斩;长官阵殁、首领属官援护不力,无一伤亡,及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循;临阵失火误事者斩;列队遗失军械及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器者斩;泄露密令,有心增减传谕,及窃听密议者斩;骚扰居民,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夜窃出、离营浪游者斩;官长有意纵兵扰民者并斩;在营吸食洋烟(大烟)者斩。此外还有许多极其详细的规定,如夜深聚语,私留闲人,酗酒赌博,不遵约束,及有寻常过犯者,均由该管官酌量情节轻重,分别插箭责罚;凡兵丁犯法情节重大者,该管官及头目失察,均分别轻重参革责罚记过。
        为了把军队变成自己的亲军,使属下绝对忠实于自己,袁世凯不仅要求他们“公忠体国,深明大义”,“亲上死长”,将这些编为四言白话,刊发各哨,令兵丁熟背;经常颁发“训词”,要各级军官向士兵训话。而且大肆宣扬封建个人迷信,特别强调“事事以本督办为心”,命各兵营供奉他的牌位,将其视为衣食父母,敬若神明,竞达到了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程度。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的所作所为,很快被北京的李鸿藻知晓。李系清流党首领,听后十分不满,一改保举袁时的态度,讽御史胡景桂参劾他:“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清政府遂派荣禄“负责确查”。袁闻讯后,“心神忧忽[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⑩。但荣禄本与袁关系密切,加之见新建陆军是一支军容整齐的军队,很想练成之后归己所用,因此对袁百般包庇。随行幕僚陈夔龙提出应将此案下部议处,但荣禄称:“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思姑从宽议,仍严饬操练,以励将来。”(11)最后竟以“查无实据”复奏,请求“毋庸置议”。同时还称赞袁“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个“不可多得”的将领,参案遂未成立。1897年,清政府认为他练兵有功,晋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甲午战后,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呼声日渐高涨。袁世凯为使自己不致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里沉沦,一方面利用新建陆军的隶属关系,极力逢迎荣禄,另一方面又与维新派建立联系。1895年7月,他主动把康有为的“万言书”代递“督办军务处”。9月,参加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还自愿捐款五百金,并且经常在新派人前“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12)。使不少人深受其惑。1898年9月,变法运动进入高潮,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于16日召见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为使其能够脱离荣禄控制,还准许他专折具奏。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于法华寺,要求他率兵“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他满口答应,称“诛荣禄如杀一狗耳”(13)。但事后“反复筹思”,觉得维新派的实力有限,不容易成功(14),遂于20日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21日晨,慈禧太后在宫中发动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皇帝,随后又捕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袁世凯却由此更得慈禧太后的赏识,除亲自召见赐银4 000两外,还让他护理了10天的直隶总督。是年12月,荣禄为使北洋各军联成一气,奏准成立了武卫军,以聂士成之武毅军为前军,董福祥之甘军为后军,宋庆之毅军为左军,袁世凯之新建陆军为右军,另募万人为中军,均由自己统率。1899年1月,慈禧太后赏袁世凯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3月,交部优叙。6月,提升其为工部右侍郎,仍专管练兵。正所谓时人歌谣云:“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其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15)
        1899年,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勃然而兴。列强在中国人民的反抗面前惊恐万状,要求清政府撤换山东巡抚毓贤,任命掌握新式武装,能按列强要求办事的袁世凯接替。是时,袁正奉命率武卫右军到山东德州操练。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在致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的信中即明确地说:“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并且最近统率驻天津附近受外国人训练的军队约八千人。他已经宣布,必须将全军随他调往该省;同时,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急形势下进行活动的特点,所以使人们有可能期望,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中,他将顺利地迅速平定叛乱。”(16)为了取悦帝国主义,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1899年12月,清政府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仍旧节制武卫右军。他到山东后,诬蔑“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颁发“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八条”,在各州县大肆搜捕屠杀团民,焚毁坛场,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3月,清政府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趁机将山东原有旧军34营勇队删并筛选,拼凑成新军20营,改称武卫右军先锋队,由自己节制。
        6月,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随即向北京进犯。慈禧太后在得到列强将要帮助光绪皇帝归政的谎报后,于6月21日颁诏宣战,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出兵勤王。不料当时名望最高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抗不应命,声称自6月21日宣战之日起,北京所发谕旨均系“矫诏”,一律不予接受。6月26日,三位总督竟与上海领事团商定“东南互保章程”,表示“遵守中外条约”,“保障外人安全”。山东介乎南北之间,袁世凯的态度格外引人注目。但他既不敢触怒洋人,又不敢公开抗旨,遂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暗中联络东南三督,表示“愿附骥尾”,并宣布对山东境内的洋人“负完全保护责任”;另一方面又奏明慈禧太后,说他发兵一万,兼程北上勤王。但实际上并未调动自己人马,仅派淮军旧将登州总兵夏辛西、副将张勋,带兵六营到直鲁边界摆个门面。慈禧太后出逃后,他又筹集白银近50万两,贡缎200匹以及许多食物,派人“星夜趱程前往”接济。及至和约将成之际,又派姜桂题率马步炮队北上,弹压京畿一带,准备迎接慈禧太后回銮。这些举措,博得了洋人的夸奖、慈禧太后的称赞。庚子之后,荣禄武卫军的前后左中四军几乎全部崩溃,而袁世凯的右军却在裁并山东旧军后,扩展至二万人,成为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凡此种种,都成为他日后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重要筹码。
        尚在战争进行之时,慈禧太后应列强要求,于7月7日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1年9月,在列强的胁迫下,《辛丑条约》正式签署。从此,清政府完全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两月之后,李鸿章身患重病,死前,以“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17),力荐其继任,荣禄、奕劻辈也积极附和。11月7日,袁世凯署理内而拱卫帝都,外而示范全国,位列各省督抚之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28日,慈禧太后又以“其保东南疆土,尽力筹画”,“卓著勋劳”,加其太子少保衔(18)。
        袁世凯到任后,在内外政策上,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且接收了淮系军阀的班底,政治军事实力迅速膨胀。是时,清政府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以筹办“新政”惑人耳目,并成立了推行“新政”的主持机关督办政务处。1902年初,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为其进一步扩充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2月,他令人制定了“募练新军章程”,规定了严格的募兵条件,同时派王英楷、王士珍等人分赴正定、大名、广平等地,精选壮丁6 000名。6月,他又让人参照中外现行成法,制定了创练常备军的“营制饷章”,将军队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服役者为常备兵,三年后退伍列为续备兵,再三年后列为后备兵,四年后退为平民,饷银也依次递减。遇有战事,则随时征调入伍。常备兵以两镇(相当于师)为一军,每镇辖步队二协(旅)、马队一标(团)、炮队一标、工程兵一营、辎重队一营。营下为队(连)、排、棚(班)。每镇官兵共12 512名。6月21日,袁世凯又上奏说:“直隶为畿辅重地,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但由于筹饷困难,他准备先将招募的6 000名壮丁练成常备军一镇,秋后或明年再视情况添练一镇,以后“按年添减,逐渐扩充,小则增一标一协,大则增一镇一军”(19)。在制定营制的同时,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自兼督办。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分委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为总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是年9月,北洋常备左镇首先练成,后改称北洋第二镇。12月,清政府命从挑选的万名八旗兵丁中,精选3 000人交袁世凯认真训练,待取得成效后,再将其余人员轮流派去训练。袁受命后,奏请将该军定名为京旗常备军,以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翌年6月该镇练成,后改称为北洋军第一镇。
        1903年12月,袁世凯以“全国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为由,建议清政府设立“中央练兵处”。为了避免皇族的疑忌,他极力推戴庸懦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 自己退居会办大臣。由于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下设三个司的长官分别是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副使冯国璋,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副使陆建章,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副使陆嘉谷,皆为小站练兵出身的嫡系,因此练兵处实权仍操袁手。练兵处成立后,全国训练新军的制度始归划一,各省陆续设立了督练公所,拟订的营制饷章以及军事学堂章程,大体参照北洋军的办法。稍后,袁世凯亦将军政司改为督练公所,仍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言敦源、段芝贵、何宗莲为总办。
        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爆发,清政府电告各省“慎固防守”。袁世凯立即以“边防吃紧,兵力不敷分配”为由,奏请增加军队。他在奏折中说: 日俄“两不相下,战端难免。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谨守局外,然公法局外之例,以遣兵防边,不容客兵借境为要义。防之不力,守局立隳,不但人之溃卒,我之土匪必须认真防堵,而两大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余万人不克周密。”“惟我方饷绌械乏,断难集此重兵。然详查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直隶境内虽有武卫右军、毅军、常备军、自强军、淮军、练军数万人,但能够出防者只有两万,且子弹大半缺少,军械也多参差不齐。故此,必须增兵三万,至少目前要先增募一万,酌购军械,备助防守。否则“乌合之众不足防御,远购之械难应急需,势将束手坐困”(20)。清政府当时正制定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遂批准袁世凯继续募练新军。袁首先将原有北洋“左”、“右”两镇募足员兵,正式成立北洋第一、第二两镇,以王英楷、吴长纯分任统制。随后又将在天津等处维持秩序的“巡警营北段”扩编为北洋军第三镇,以段祺瑞为统制。1905年,袁又将原有武卫右军及北洋新军混合编成第四、第五两镇,以王士珍、吴长纯分任统制(第二镇统制由吴凤岭接任)。与此同时,“京旗常备军”也在加紧扩充,于1905年5月编制成镇,由凤山出任统制,曹锟、朱泮藻分任协统,负责京畿防务。全国新军统一番号时,这支皇族军自然名列北洋第一镇,原北洋第一镇改称第二镇,第二镇改称第四镇。三、五两镇番号不变,原第四镇改称第六镇。至此,北洋六镇正式建成,全军兵力近七万人。六镇的统制除第一镇外,其余五镇皆为袁的嫡系,协统、统带也均为小站时的旧班底。
        随着北洋军的迅速扩充,各级军事干部的需求量迫增,原有的随营学堂已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袁世凯遂命段祺瑞负责恢复北洋武备学堂,设有高、中、初三级,此外还附设有一所速成学校为短期训练之用。在此前后,他还于保定和天津两地创办了专门培养警官的巡警学堂,委赵秉钧为总办。及至北京发生吴樾行刺五大臣事件后,袁世凯又乘机奏准成立了巡警部,并推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任右侍郎。这样,袁世凯手握北洋军警大权,加之身兼参预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宜、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津镇铁路大臣、京汉铁路大臣,堪称“权倾一时”。原属李鸿章系统的杨士骧、朱家宝、孙宝琦等人也赶来依附,他自己又网罗了张镇芳、梁士诒、周学熙、朱启钤、胡惟德、金邦平、杨度等党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竟至“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21)才能作出决定。故当时的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有“第二政府”之称。
        1906年,清政府设立陆军部,作为中央军事最高机关。同时核定全国军额为三十六镇,分饬责成各省督抚限期成立。各镇相继建成时,“除禁卫军、吉林之二十三镇及龙江之混成协外,皆为袁世凯之旧部所扩成,北洋系之潜势力日益弥漫,骎骎乎有掌握全国陆军之势。”(22)其后,尽管袁世凯在清末的政治风云中时起时伏,但北洋军阀集团始终是支撑其权势的核心力量。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凭藉北洋势力,逼迫清帝退位,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尔后,在北京组建政府,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黑暗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