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重大新闻:“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身先引退”。
        这一消息标志着蒋介石执掌国民党政权以来的第三次下野。
        蒋的再次下野是日益恶化的国内、国际局势逼出来的。
        1948年入秋以后,随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的打响,国民党军队连遭惨败,蒋介石的统治根基出现动摇。
        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对蒋介石越来越失望和不满。6月份,美国政府就曾考虑弃蒋换李,美舆论界点名要求李宗仁出来主政,但美政府对李能否担当大任缺乏信心。10月12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华盛顿的报告中称:蒋介石已不孚众望,众叛亲离。23日,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正式提出了逐蒋下台的主张:“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①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又起,美方感到依靠军事胜利来解决内战已无指望,只有与共产党进行政治谈判,才是避免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惟一途径,但蒋介石显然是谈判途径的主要障碍,迫蒋下台是必须采取的步骤。
        蒋介石却想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重整旗鼓,挽救垮台的命运。他曾想利用马歇尔对张群的好感,派张群去华盛顿为其游说。司徒雷登对张群说恐将无济于事,张美国之行只好作罢。11月,美国总统大选。蒋介石派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委员会”为名赴美,携款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期望杜当选总统后对蒋给予更多的军事、经济援助。在任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鲁门对此大为光火,结果恰恰是他连任总统,蒋介石更加被动。11月28日,蒋介石又派夫人宋美龄访美,希望得到杜鲁门的谅解和支持。杜鲁门非常冷淡,并拒绝军事、经济援助,蒋介石对美国的最后一线希望终成泡影。
        国内形势对蒋介石越来越不利。一些文臣武将或去港,或出国,或起义,或投降,或直奔解放区,纷纷离蒋而去。更令蒋介石伤痛不已的是,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陈布雷在1948年11月13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陈追随蒋介石20余年,“今春以来, 目睹耳闻,饱受刺激”,“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忧虑绝深,酿成严重心疾”,“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已“油尽灯枯”“无能为役”,只好结束生命。②此前,蒋介石曾于11日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会上陈布雷提出个人对时局的意见,蒋不听。股肱重臣陈布雷的死,使蒋介石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国民党内部言和之声越来越大。副总统李宗仁在10月份就公开亮出“和平”主张,得到一些立法委员的赞同。12月初,在黄埔系、复兴社、三青团、国大代表、中央立监委员中,有30多人主张“和平”,秘密誓约“拥李主和”。
        此时,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部和黄维兵团都被中共军队围困,蒋介石无力救援, 自感无法支持下去,决意故伎重施再来个“以退为进”,给广西桂系一个试验的机会,自己退居幕后三至六个月,训练200万新兵,再行卷土重来。12月4日,召见曾做过李宗仁幕僚的吴忠信,要他接替吴鼎昌任总统府秘书长,说“视察最近内外形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维持,你就帮他上轿吧!”当天晚上,吴忠信到李宗仁官邸透露了这一信息。16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与李宗仁商洽蒋下野之事。经过两次会谈,达成非正式协议,主要内容是: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开始和谈的准备工作。吴忠信将这个协议带给蒋介石,蒋很不高兴,说:“去便去耳,我一走开就算了,为什么要有协议,提出如此多的条件呢?”③
        12月24日,华中“剿总”司令、桂系主将白崇禧自武汉向蒋介石发出“亥敬电”,称“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他提出三项主张:“(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告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④同日,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等,相继发出要求蒋介石迅即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通电。湘、鄂、赣、豫、桂5省参议会议长在白崇禧邀请下来到汉口,成立“五省和平促进会”,并以“民意机关”之名,联名发出要求蒋介石下野的通电。李宗仁在南京也通过甘介侯提出了5项和谈主张,即蒋介石下野;释放政治犯;言论集会自由;两军各自撤离30里;划上海市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中共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12月29日晚,蒋介石在官邸召集谈话会,阎锡山自太原奉召来南京出席,主要讨论准备发表的元旦文告稿。因其中有“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一切惟国民之公意是从”一句,在座者大多反对或不发言。阎锡山说:“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大家都以为非总统下野没有和谈,非和谈不能救国。如不把和谈做给大家看一下,谁的心也不死。至于这句话,若是没有了,文告也就没有意思了。”听后,蒋介石立即指示张群,要他转告主持草拟文告的陶希圣,保留这句话。
        30日,白崇禧因24日电未得回音,又向蒋介石发一“亥全电”,重申前电内容。蒋介石认为这是桂系“逼宫”。
        31日晚,蒋介石在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李宗仁、孙科、于右任、张群、陈立夫等共进晚餐。餐毕,蒋让张群阅读一遍元旦文告,征求大家意见。李宗仁说没有异议,谷正纲、张道藩、王世杰等人却极力反对发表文告,反对和谈,尤其反对“个人进退出处”那一句文字。蒋介石气愤地说:“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⑤,命令发布文告。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正式发表新年文告,即“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提出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但又声称:“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 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⑥意思是破坏和平的是共产党,国民党仍有决战的信心。
        1月2日,蒋介石复电白崇禧、张轸,谓“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吾人如不能熟权利害,团结意志,而先自乱步趋,则适中共党分化之诡谋,将陷于各个击破之惨局;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望白崇禧:“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⑦暗示他稍安勿躁,不能急于逼宫。
        白崇禧不仅没有“持之宁静”,反而活动得更为频繁。武汉街头上到处贴出:“蒋总统不下野,中共将不肯谈和”,“蒋不下野,美援无望”等醒目标语。
        1月4日,蒋介石破例到李宗仁官邸交谈对付时局的办法,告以决心退休,请李顶起局面,与共产党讲和,以缓解共军的进攻。李宗仁表示推辞和拒绝。后来,蒋又几次会见李宗仁,要李出来担当,并强调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8日,蒋介石派张群约黄绍竑到武汉、长沙,与白崇禧、程潜商讨关于引退之事,深恐手握重兵的白、程单独与中共接洽“局部和平”。张群向白崇禧转达蒋的要旨:(一)余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余欲引退,必须由我主动,不受任何方面的压力。显然,蒋介石不想承认自己是被迫下野。
        12日,蒋介石派蒋经国及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前往奉化溪口,布置警卫,架设电台,为下野作准备。
        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答复蒋介石的元旦求和文告,提出八项和谈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权力。第二天,蒋介石召集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条件,决定暂不公开表态。
        此时,中共军队占领天津,淮海战役已经结束,百余万大军饮马长江,南京附近微闻炮声。蒋介石见形势逼迫至此,再无恋战的可能,遂决心马上引退。
        蒋介石宣布下野的日子到了。1月21日,军政要人百余人在蒋介石官邸召开紧急会议。蒋说目前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只有引退一途,由李宗仁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五年内绝不干预政治,愿从旁协助李宗仁。在他讲话时,与会者已有人黯然流泪。话毕,谷正纲、洪兰友、张道藩等人竟失声痛哭,疾呼总统不应退休。蒋介石将已替李宗仁拟好的文告,让李签字,李在一片哀咽声中,没有细看就不假思索地签了字。下午,李宗仁看到张群给他的蒋下野文告,认为应当修改。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文告中只引用了下半段,违背了宪法原意。李要求改为“继任”执行总统职权,否则不得发表。张群向蒋介石请示,蒋满口承诺,但在22日中央社发表的文告中,仍是修改前的旧稿。同日,蒋介石替李宗仁拟好的代行总统职权文告也发表,行政院长孙科通电奉准留任。
        蒋介石在21日宣布引退的同时,亲笔长函致傅作义,告以“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无甚变易,希属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⑧。可见,下野而继续干政干军,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当天下午4时,由陈诚、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陪同,蒋介石离开南京,飞赴杭州。次日,回至家乡奉化溪口。陈诚、汤恩伯领受蒋之叮嘱后,分别返回台北和上海。
        溪口位于浙江四明山麓。四明山为中共浙东游击纵队根据地,声势浩大。蒋经国、俞济时对溪口警卫,煞费心思。调警局第三旅第九、第十二总队开驻浙东嵊县、慈溪及余姚一带。调第七十三军李天霞部中下级干部一百五十余人,由副团长史璞如率领担任溪口内卫。还从汉口把国防部绥靖总队调集宁波,这是蒋经国亲手培训过的武装部队。在浙江省保安处干部训练班教育长阙渊处挑选了浙江籍可靠的军士30名,作为蒋介石的卫士。在延庆、观宗两大丛林驻有蒋经国嫡系青年军长江部队。
        蒋介石有儿子蒋经国及其一家随侍在侧,常游山逛水,祭祖问宗,似乎要解甲归田,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了。实际上,他从未停止对国民党军事的指挥、政治的干预。军政人员常来溪口请示汇报,并接受遥控指挥。2月16日,李宗仁在总统府宴请军政要员,一席未终,参谋总长顾祝同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前无异”,“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蒋介石下野的第四天就向党内发出指示:无论总裁之行止何在,全党同志均应竭诚尽力,接受领导,继续奋斗。国民党中央发出《特别紧急宣传通报》,称总裁虽暂不行使总统职权,但仍以总裁地位领导本党。
        李宗仁代理总统后,马上着手与中共谈判,欲借此机会,挽回半壁江山,取代蒋介石。4月1日,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在北平进行会谈。5日,李宗仁得到信息:无论和战,解放军都要渡江。毛泽东发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也称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军的。这不啻给李宗仁“划江而治”的幻想当头一棒。10日,李宗仁电陈蒋介石,“万一和谈破裂,则实难肩此重任,故决心引退以谢国人”⑩。20日,国共和谈破裂。21日,解放军开始渡江战役。22日,蒋介石紧急邀李宗仁、何应钦等到杭州开会,商讨如何对付中共军队的进攻。李宗仁说既然和谈失败,请求蒋介石复职,蒋不同意。会议决定设“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中央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副之。凡政府重大决策,先提交非常委员会商定,再由政府实施。这就等于赋予蒋以最高权力,名正言顺地领导军政了。
        解放军4月23日攻克南京,李宗仁飞往桂林,蒋介石回到溪口。25日,蒋最后一次祭拜母亲墓,离开故里,前往上海部署上海保卫战。蒋仍想李宗仁出来支撑门面,由阎锡山、居正等从中斡旋,催李到广州执政,表示交出一切权力,五年内不复过问政治。李宗仁建议蒋介石最好早日出国,遭到蒋的拒绝。5月8日,李宗仁到广州重主“中枢大政”。
        蒋介石当然不会履行诺言,他继续不停地往返于台湾与福州、厦门、舟山、广州之间,亲自部署浙、闽、粤沿海和各海岛的防守事宜,令国民党将领决一死战,幻想守住东南沿海,确保台湾一隅。在此期间,蒋介石于7月10—12日、8月6—8日分别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呼吁远东各国成立反共联盟,企图以此取得与美国的联系,但美国不予理睬。
        尽管蒋介石在台前台后直接间接地频发号令,用尽心机指挥残部负隅顽抗,各条战线上的国民党军队依旧溃不成军,连吃败仗。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对华“白皮书”,指责蒋介石统治的失败,是由于其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一系列政策的谬误,而非美援的不充分,令蒋介石极为难堪。23日,蒋到广州部署“广州保卫战”,翌日飞往重庆,安排“确保大西南计划”。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李宗仁因蒋介石独揽大权, 自7月以来,不时外出巡视排遣。重庆方面屡催李回渝主政,李拒不答应。11月1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又电催他返渝。20日,李宗仁以治病求医为名飞往香港。半月后,飞往美国,自此与蒋介石分道扬镳。29日,重庆被解放军包围,国民政府又逃往成都。30日,蒋介石飞抵成都。宣布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致电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要他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蒋见势危急,于12月10日飞往台北,从此离开大陆,一去不返。
        在台湾,经过昼夜筹思,蒋介石决定摆脱下野状态,重新走到前台执掌大权。1950年2月14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向在美治病的李宗仁发电,促其限日返回台湾,否则视自动放弃“代总统”职权处理。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请蒋介石复行“总统”职权。一些逃往台湾的立监委员、国大代表也联名请他复职。有了这样一番劝进,蒋介石便以“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3月1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11)。蒋自称下野的历史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