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圆券是银元兑换券的简称,1949年7月由南迁到广州的国民政府发行,代替极度贬值的金圆券。
        1948年11月徐堪继王云五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时,鉴于金圆券贬值太快,就有恢复中国银本位的打算。美国众议院议员周以德来华,向徐堪保证,由美国帮助中国实行银本位,说美国有的是白银,支援中国,不成问题。1949年1月,美国国会经济援助联席监督委员会宣布,将以1亿美元的银块帮助国民政府有限度地收回金圆券。2月,徐堪与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拟定新的经济方案,开放黄金白银自由买卖,白银自由流通,策划大量鼓铸银元,随时以金银平准市价,稳定金圆券币值。3月,徐堪辞去财长职务,由刘攻芸兼任。4月、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攻占南京、上海,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徐堪再度出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
        中共于6月5日宣布停用金圆券。国民政府在广州继续发行使用,百姓备受其苦。徐堪愁叹:“度支失调,金融紊乱,人民对于纸币失去信心,不仅政府收支无可凭藉,工商买卖亦因媒介缺乏,陷于瘫痪停顿之困境。际兹大局未靖,一切未复常态时期,欲树立健全理想之币制,殊非易事。但此种紊乱情事,不容任其延续,致成不堪收拾之局。”他认为:“我国民间习用银元,信任硬币, 自法币、金圆两度贬值以来,此种趋势尤为明显。”因此,为重建货币信用,拟先恢复银本位,以旧有民国二十三年帆船版银币为标准,准许流通行使,并大量铸造陆续发行。其余各种版色银元,一律流通行使。徐堪要求行政院授权中央银行,拨足准备金,发行银元兑换券,同时流通使用。还要求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兑换券,与国库收支调拨,绝对划分为两个系统,各自独立,不相牵混。国库需要资金周转时,必须向中央银行提交准备金,方能支其款项。①
        徐堪主持财政部拟具《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草案》,呈请行政院及代总统李宗仁批准。1949年7月2日,《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正式公布。该办法共15条,主要内容是:中华民国国币以银元为本位。银元一元总重量为26.6971公分,成色为880‰,含纯银23.493448公分。银元辅币分为1分、5分、1角、2角和5角五种(实际上未曾发行)。由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兑换券及银元辅币券,银元兑换券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银元辅币券面额分为5分、1角、2角、5角四种。规定银元兑换券及银元辅币券之发行,应有十足准备。其中银元黄金或外汇合计不得少于六成,有价证券、货物栈单合计不得多于四成。在银元铸造不充分时,以黄金代替银元兑换券之兑换。所有公私收付,一律以银元为计算单位,各级政府税收及公营事业收费,应一律收受银元兑换券。各省银行经财政部校准,可发行面额1元的银元兑换券及银元辅币券。另外,宣布金圆券5亿元兑换银圆券1元,兑期截止到9月1日。
        7月4日,中央银行开始发行银元及银圆券、银元辅币券。银元以民国二十三年所铸帆船银元为标准,国父像银元、袁像银元、龙版银元、墨西哥银元、澳洲银元以及川、滇版银元,重量成色合于帆船银元标准者,一律等价流通行使。
        广州中央银行首次挂出银圆券兑换外币、黄金牌价,但金融界对此不感兴趣,认为银圆券是一种欺骗性纸币,只是想诱取人民手上的外币、黄金,银圆券势将破产。②
        7月8日,除广州以外,中央银行又确定了重庆、桂林、贵阳、衡阳、福州、成都的银圆券兑换日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对中央银行未在西康设立兑换点甚为不满和着急,建议中央银行火速赶运大量银元到西康,并指定康定、雅安、西昌等地为银圆券兑换地点。否则,百姓鉴于数次币制贬值之损失,必视银圆券与金圆券一样,拒绝使用。
        银圆券一发行,就产生崩溃之象。在广州,银圆券在7月27日的一个小时内就低跌100点,上午头盘347,到正午就跌为340,下午6时更降至240。7月29日出版的《华商报》对此评论道:解放军攻占长沙、衡阳指日可待,国民党没有力量阻止解放军的进展,华南解放将使银圆券立成废纸,谁还愿意收藏这种废纸?另外,国民党军政费用支出猛增,银圆券大量出笼,人民看透了银圆券搜刮民财的骗局。再者,中央银行的银圆券兑换拥挤不堪,表明无银元可兑。老百姓及投机商大量抛出银圆券,银圆券的崩溃是必然的。③
        银圆券发行后,中央银行未及铸造银元辅币,遂准许原有各版镍币作为银元辅币,照其面值流通使用, 目的是弥补辅币缺乏,便利市场交易。规定镍币可由中央银行兑换。不料,民间收藏镍币甚多,乘中央银行收兑之机,纷纷要求兑现。一些投机商还四处低价收购,向中央银行兑现,牟取暴利。更有投机商人持大宗镍币抢购市场物资,商品价格急剧上涨。川、黔、湘、桂等地省府、银行及民意机关;纷纷电请暂缓通行镍币。中央银行颇为沮丧,下令停止镍币流通行使。行政院长阎锡山训斥中央银行事前考虑欠周,致贻政府朝令夕改之讥。
        银圆券在各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拒用,挤兑风潮此起彼伏。
        在广西,据湘、桂、黔铁路工会称:7月16日首次领到银元兑换券10万元转发员工津贴,孰料柳州市民对新币券或拒用,或折扣,甚至低至二至三成。市面物价混乱异常,时发纠纷。主要原因是中央银行尚未兑换银元,市民怀疑银圆券信用。到8月初,广西市面一律停用银圆券。因中央银行运到广西的银圆券有200万,仅有银元30万可以兑现,广西省府不得不采取停用措施,银圆券顿成废纸。公务人员及过境部队所领都是银圆券,随时面临断炊威胁。中共发表广播,动员华南人民拒用银圆券,并说华南解放后,不予收兑,这进一步加剧了银圆券的信用危机。
        在广州,政府规定市场一律以银元标价,但市场交易都依然是港币单位。广州市府连日派出特务和武装警察,分别抽查商店,凡遇有仍以港币为交易本位者,立将拘送法院究办。这等于给了大小特务们敲诈勒索的机会。一些吃惯和吃怕了苦头的店主,被迫从表面上遵从了银元标价法令。这一来,物价大涨。尽管市府一再强调物价不得超过7月29日的基数价,可事实上物价平均上涨已达50%。其中涨价最快的,就是被抽查最紧和最显眼的零售商店。物价急涨,百姓对银圆券更失去信心,银券价值日跌。尤其是衡阳吃紧后,华南人民眼看解放军即将拿下广州,更加相信中共抵制银圆券的劝告,对银圆券更不敢问津了。④
        在西北,人们手持银圆券迫切要求兑换银元,银元迅即告罄。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害怕币信破产,经济崩溃,影响战局,急电中央银行兰州分行,要求按央行无银元即以黄金兑换之规定,挂黄金牌价收兑。
        可财政部还在自己欺骗自己,迷惑百姓。8月24日,徐堪在重庆公开说:“银圆券发行总额只五千万元。政府决心维持币信,银圆券准备十足,无限制兑换,一百元以上可以兑付黄金”。9月8日,新任财政部长关吉玉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仍在鼓吹银圆券保证充足,“除有黄金40万两,尚有从墨西哥运来的银元130万枚,随时可以兑换”,“重庆市面流通的银圆券仅一千万元,十足兑换绝无问题。而且台湾尚有大量生银,准备运来,就要在重庆铸造银元,来源充足,可以放心”⑤。这实在是痴人说梦!行政院长阎锡山开始组阁时,财政部长刘攻芸曾拟起用运到台湾的金银,以安定金融,遭到蒋介石的严厉呵斥。为此,刘攻芸愤而辞职。重任财长的徐堪,仍计划以台湾的库存作为银圆券的兑换准备金,又遭致蒋介石的拒绝。当时国民党军政开支每月4 500万银元,国库收入每月才1 000万,赤字3 500万元,蒋介石只答应每月自台湾库存支取1 200万。其余的,不言而喻,只能通过发行银圆券来弥补了。后来,代总统李宗仁气愤地回忆道:“如蒋先能同意这个计划(即以台湾库存作银圆券兑换的准备金),则银圆券未始不可维持一二年,不致重演恶性通货膨胀的悲剧。”⑥李宗仁未免估计得过于乐观了。
        在重庆,8月中旬就发生银元不足,歧视银圆券的情况。9月,西南军政长官张群说:成都、重庆各部队军需人员领取银圆券后,并不马上发给,而是转放生息,或立即向中央银行兑取银元,“此等自损币信之行为,显违国防部以银圆券发放军饷之命令,着各部队长官随时严查纠正制止”,还命令“各级议会应恪遵行政院电令,切实协助银圆券流通;各省市政府应恪遵本署通令,饬由各县市府督饬当地商会公告晓谕商民,维护流通。所有各级地方政府、各部队长官及各级议会,务需密切配合,协力推行,共建币信,并随时纠察破坏币制情形,予以严惩”⑦。看来,只有动用武力才能迫使人们使用银圆券了。
        在贵州,到8月下旬,中央银行一共才运来银元40万元。省府主席谷正伦多次电请央行速运银元,保证信用,但始终未能解决。贵州中央银行不得不采取限制兑现措施,对大面额钞票或数额较大钞票进行登记,拖延兑现时间;对要求兑换银元者,每人以兑取20元为限额,很快又将限额降至10元。因兑换限制严格,黄金黑市由原来低于官价转为高于官价,人们又将银圆券转向兑换黄金,黄金供应顿形紧张。为了应付这一变化,中央银行赶紧以《兑付黄金须知七条》予以控制。该须知规定:兑换黄金者一律凭贵阳市本人身份证,经核对照片、姓名、地址无误后,方可兑换;凡持外地身份证和外地钞票者,必须先办理登记手续,若发现有投机、套购行为,随时报告治安机关。贵州省政府与之呼应,饬令警察局协助办理。
        10月14日,解放军攻克广州,国民政府逃往重庆。蒋介石企图组织西南防线,固守大陆最后一个据点。这时,银圆券大量集中到贵州、四川、广西数省,压力更大。中央银行由于挤兑风潮愈演愈烈,不胜应付。10月18日,贵阳中央银行为了防止套购,规定每人每次只能兑换黄金1两,如有急需,要求多兑,不得超过5两,且须觅具殷实铺保。为此,中央银行临时雇佣工匠,将400两一块的金砖切成小块,应付市面。同时,将金砖运往成都中央造币厂,由其铸成5钱重小金块运回备兑。到11月9日,连穷于应付的实力都没有了,贵阳央行只好宣布暂停兑现。面对此种局面,阎锡山致电财政部:“如不克日解决,银圆券将立即重陷金圆券覆辙,其影响政治、军事必至惨巨。转达央行,即运银币一百万元,一、二、五钱小金条一万两,交筑行作准备。”⑧在四川绵竹、德阳、罗江一带驻军,一律拒用银圆券。当地大一点的商店,在交易后,竟当面将银券撕毁。11月10日,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声称,一个月来,中央运至广西银元不到30万,然此间军政支出达三百多万元,银元需要愈益迫切。自衡阳、广州失守后,桂林成为西南前方惟一的兑换处所,钞券流通范围日狭,流入桂林以求兑现者日多。加之国民政府西迁,大军后撤,人心不免惊慌,因而群趋兑现。供应愈少,需求愈多,往复循环,币值始终处于贬落状态。他急请中央银行尽可能多运银元、黄金来桂,以解当前危急。桂林中央银行还颁布了新的支付军政费用及金银兑现暂时办法,规定军政费一律支付银圆券;如确有困难,需要搭配部分金银,其搭配成数由中央银行视库存多少拟定;门市金银兑现,由央行视库存多少决定数额;大额兑现,应先询明来源与用途,并报长官公署核备。
        11月15日,解放军攻克贵阳。17日,进逼重庆。重庆中央银行宣布停兑银圆券。23日,国民党“行政院”决定:过去部队机关领取经费搭发银元或黄金之规定,予以取消,一律以银圆券及搭配辅币支付。国民党再也没有余力维持银圆券信用。29日,国民政府又被迫迁至成都。30日,解放军攻占重庆。至此,发行仅四个多月的银圆券收场了。
        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刘航琛,自重庆逃离大陆时说:“法币是一出折子戏,金圆券像一幕电影,银圆券简直是扯一个‘活闪’。论寿命,倒是一个比一个短;论毒害,却不见得一个比一个轻。”⑨这倒是一个生动而又贴切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