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是在北洋军阀割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直处于半分裂状态,派系林立,斗争激烈,惟在表面上还维持着统一的名号。到日本投降后的国共决战时期,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迅速溃败,这种表面上统一的格局也维持不下去了。1948年秋季以来,中共军队相继占领东北、华北,直逼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主和之声愈喊愈烈,桂系乘机逼蒋下台。美国政府眼见援助泡汤,也想弃蒋换李。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的下野,使得本已矛盾重重的国民政府更加四分五裂,最明显的是总统府与行政院的分裂、代总统与引退总统的分裂以及由此引起的各个派系、各个机构的分裂。
        李宗仁一上台,就遇到行政院长孙科的抵制。
        孙科在1948年4月竞选副总统时被对手李宗仁击败,同年12月接替翁文灏为行政院长。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李宗仁。李宗仁一上台,就想改组内阁,刷新内政,希望张治中任行政院长。当张拒绝时,又幻想宋庆龄担任。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办理七件事,其中包括如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活动等,以表示与共产党谈判的诚意。孙科表面上都接受,但不同意取消戒严令。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同意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此事未与孙科商量。孙科组阁时,曾主张争取“光荣的和平”,要求共产党无条件停战才能谈判,因此对李宗仁的这一做法十分恼火。28至29日,他鼓动内阁要员悄悄离开南京,赶赴上海。29日是农历初一,留在南京与李宗仁度岁的国民党元老仅有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前司法院院长居正两人。
        2月1日,李宗仁到上海挽留孙科内阁返回南京,期冀府院一致,共支危局。孙科却说,行政院已决议迁往广州。就在此日,蒋介石令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广州办公,并与行政院密切联系。5日,行政院及其各部正式迁至广州。陈立夫也促使CC派立法委员步其后尘,凡立委愿赴穗者,许以船票一张,美金百元,每月特别津贴300元港币,立法院终在广州复会。不过,多数立委仍留在上海,支持李宗仁。各国驻华大使也多留在南京,只有苏联大使到了广州。
        孙科到广州后,就与李宗仁唱起对台戏,声称对政府的过去应重新检讨,反对李宗仁的和谈声明。双方争执不休,混乱非常。在美国,各种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已转向府院分裂的话题。国民党驻美官员与行政院各部的联系都出现了困难。军事机构也跟着乱了阵脚,驻美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连当时国防部的下落也无从得知。他既不了解国防部是在南京、广州抑或在其他地方,也不清楚谁在当国防部长”①。
        李宗仁仍继续催促行政院回南京,以维护代总统的统治地位。2月8日,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携李宗仁函访孙科,促其返京。他还广泛联络粤系将领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等,主张罢免孙科,改组行政院。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李汉魂到南京,做了总统府的参军长。12日,李宗仁又派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童冠贤劝孙科返京。14日,命令行政院回京。孙科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拒绝。在上海的立法委员联名电责孙科渎职,监察院首先在南京复会。上海、南京舆论界都要求立法院在南京复会,行政院返京办公。17日,阎锡山到溪口见蒋,建议在国府与政院之外另选一人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代委员长,调剂府院冲突。蒋介石说,既然李宗仁有意调换孙科,就由其决定人选,用不着设代委员长。行政院机构仍在广州,各部主管驻南京,立法院也应设在广州。20日,李宗仁突飞广州,与孙科当面会谈,又经过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陈济棠从旁施加压力,孙科被迫同意将行政院迁回南京。28日,行政院又回到南京。
        监察院对孙科“敝眷”蓝妮的颜料案,②准备提出弹劾。立法院也要于3月8日的院会中对孙科提出“质询”,要其答复擅自把行政院迁往广州的罪行。孙科被迫于3月8日辞职。
        孙科辞职后,李宗仁决定顾孟余、何应钦和居正为行政院长前三名继任人选,依次提出征求。顾孟余无心担任,何应钦也不敢拜命。何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须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蒋同意后,何又建议以黄少谷为行政院秘书长,借以表示自己愿意受蒋监督。何当行政院长期间,白崇禧说他“真像一个童养媳,他在老蒋这个恶家婆面前,时刻心惊胆战,吓得发抖”③。
        何应钦组阁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李宗仁已请立法院裁掉五个部,只留八个部和两个委员会,藉示精简,但仍找不到人当部长,因为局势艰难,无人愿跳火坑。如财政部,前部长徐堪已辞职,不愿再回来,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张公权也拒绝担任。经过李宗仁等做工作,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才接受此职。原拟由薛笃弼当行政院副院长,薛荐贾景德以自代;拟由梅贻琦任教育部长,梅荐杭立武代替。费了不少周折,何应钦内阁才勉强成立。
        如果说李宗仁与孙科的分裂随着孙科的倒台而结束,那么他与下野总统蒋介石的矛盾则贯穿始终。
        蒋介石是迫于形势才从台前退居幕后的,但他的下野是暂时的,更不是辞职。他表面上倘佯于故里溪口的山水之间,一副颐养天年的架势,实际上从未停止对军政要人和军政大事的操纵和指挥。为此,在溪口设七部电台,供其遥控。李宗仁身边的卫士,也都是蒋介石的人,以便监视。外交部长吴铁城坦白地承认:“一个当权这么久的人要他一下子就袖手不管,这是困难的。”④
        蒋介石仍担任国民党总裁,可以“以党控政”。1949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党内发出秘密指示:“无论总裁行止如何,全党同志均应竭诚尽力,接受领导,继续奋斗。”⑤
        蒋介石给李宗仁出的第一道难题是,将国库所存大量的金银外汇运往台湾,使李宗仁上台后,手头上一文不名。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就有大陆不保,退守台湾的打算。1948年12月底,蒋介石令行政院长孙科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授以退守台湾的准备工作。蒋直接命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秘密将库存的金银美钞押运台湾,既未通知政府,也没有通知财政部。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以中国公开市场价格计算,库存金钞共值3.3亿美元。到2月10日,除留给汤恩伯20万两黄金作为军费,几乎全部运往台湾和厦门,蒋介石还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美金1 000万,汇交驻美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以及毛在纽约中国银行的余款,改以毛的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
        李宗仁多次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陈诚受蒋介石暗示,充耳不闻,无言抗命。因救穷乏术,国民政府惟有大量印发早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币价贬值更一泻千里。李宗仁寄望于增加美援,司徒雷登表示拒绝,他认为中国政府内部不团结,李与孙科相互扯皮,蒋介石又在幕后操纵,不能援助如此缺乏效能的政府。
        李宗仁上台后,想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办理。但谁都知道,蒋介石是不准别人过问这件事的。顾祝同将球踢到陈诚和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那里。陈、张也都借口囚禁张、杨是保密局主管,它直接听命于蒋介石,非地方当局所能过问,只好作罢。
        至于孙科内阁南迁广州,与李宗仁对着干,也是受蒋介石指使。直至行政院迁回南京以前,国民政府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奇观。
        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撤职逮捕,也是蒋介石幕后操纵。汤恩伯告陈仪通共,蒋介石令汤将陈仪拘押撤职,由汤部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碞接替。近在咫尺的李宗仁是报纸刊出此事才知道的,行政院长孙科也不知内情。事后,蒋介石命孙科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追认。李宗仁认为,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无权拘捕和撤换省主席,拟查明事实,严办汤恩伯。孙科、何应钦等文武官员纷纷来劝,说汤是按蒋介石旨意办的,查办他岂不是不给蒋介石面子,与蒋闹翻了,事情更不好办。李宗仁只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
        对于国共北平谈判,蒋介石更为关注。行政院长何应钦主持制定了和谈腹案,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在李宗仁不太乐意的情况下,赴溪口请求蒋介石。张认为蒋是国民党总裁,有请示的必要。在和谈期间,没有蒋的同意,李宗仁不敢发表定夺意见。
        蒋介石对军事控制甚紧。在下野前,就调整人事,任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将京沪杭武装力量掌握在自己手里,使李宗仁当代总统后仍在其势力范围内受其控制。参谋总长顾祝同在李宗仁上台后仍听命于蒋介石的指挥。李宗仁在2月份宴请高级军政人员,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⑥。
        在长江防卫战上,蒋介石及其心腹根本不听他人意见,一意孤行。蒋的作战计划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与台湾遥相呼应。他命令汤恩伯将江宁要塞的大炮秘密拆运上海,把主力部队置于镇江以东。国防部曾就守江计划展开讨论,李宗仁应邀列席。作战厅长蔡文治提出,江防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江阴以下江面极阔,不易偷渡,故不必用重兵防守。李宗仁、顾祝同与何应钦均表赞同。汤恩伯却声言,这种方案大违总裁意旨,应当以上海为中心,集中防守江阴以下地段。蔡文治认为此属自杀战略,并以李宗仁、何应钦和顾祝同同意作战厅方案压汤。汤恩伯厉声喊叫,总裁怎么吩咐就怎么做,声言枪毙蔡文治再说。李宗仁有心撤换汤恩伯,但何应钦、顾祝同不敢这样做。
        4月22日,在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之际,李宗仁赴杭州参加蒋介石召集的会议。行前,李宗仁与白崇禧商议向蒋摊牌,即蒋介石既已引退,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权全部交出。蒋介石仍假意支持李宗仁的领导,李说:“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⑦蒋满口答应李的各种要求,李宗仁碍着面子没再说别的。
        南京失守后,行政院、国防部及其他官员纷纷南下广州。李宗仁认为,政府不管迁往何处,终要受蒋介石的控制,因此直接飞往桂林。居正、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等来桂催促李宗仁赴穗,蒋介石又答应交出一切权力,五年之内不复过问政治。5月7日,李宗仁飞赴广州。但蒋介石所开的仍是空头支票,根本不与李宗仁合作。行政院派副院长朱家骅两度飞台谒蒋,要求动用存台的金钞,以安定金融,均无结果。立法院又一次分裂,立委有三分之一在广州,三分之一在台湾,分开的两处各自都能达到法定人数,都能举行立法院会议。
        在战事上,蒋介石继续操纵嫡系部队的行动。国防部重新厘定华中战区的作战地境,拟将江西划归白崇禧指挥。蒋介石却强迫国防部另成立一个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由陈诚负责,江西归其指挥。当中共军队进入浙西、赣东一带,有南下切断浙赣路的迹象时,白崇禧商承国防部同意,命驻守上饶的胡琏兵团撤往赣江上游地区,协同华中区白崇禧作战,并划归其指挥。胡琏却奉蒋介石密令,南退潮汕,以保存实力。刘安琪兵团擅自从青岛撤往海南岛,国防部连电北调,刘抗不从命。汤恩伯部撤守上海后,退入舟山、大陈,也不奉命入粤。蒋介石将防卫重点放在沿海据点,而非广州。何应钦命长沙的宋希濂部撤至常德、芷江一带,作为华中区部队的左翼,阻止林彪部队南下。宋希濂竟听蒋介石的命令,将部队撤至鄂川边境的恩施,说根本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气得何应钦面孔发紫。
        何应钦对蒋介石的操纵很不满意,又不敢丝毫违背,加以政治、经济诸多问题无法解决,遂坚请辞职。6月2日,阎锡山继任行政院长。徐堪重主财政部,7月初主持发行银元券,计划以台湾的库存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又被蒋拒绝。李宗仁鉴于驻美大使顾维钧受蒋指挥,未能解决美援问题,就派甘介侯为私人代表赴美,与美国政府直接交涉。因各有其主,顾维钧与甘介侯时相争斗。蒋经国对李宗仁的做法甚是不满,骂甘介侯“在美国公然对父亲多方诽谤,并罗致一切不满分子,从事所谓‘反蒋’工作,以破坏美国对我政府之支援”⑧。阎锡山也派潘朝英为私人代表赴美,替他工作。广州国民政府又出现一个“一国三公”的局面。美国国务院认为:“广州政局分裂已在华盛顿反映出来。每个中国领袖在华盛顿都派驻有自己的特别代表,分头去拜访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领袖。”⑨
        7月16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常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自兼主席。李宗仁认为这是蒋介石为加强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更感痛心和失望,遂决定出巡,经衡阳、福州和台北之后,返回广州。
        蒋介石对地方政治的控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8月中旬,蒋派汤恩伯持其手令到福州,突然宣布撤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之职,由汤接替。行政院与总统府根本不知此事。事后,蒋又命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这一既成事实。李宗仁认为这是自毁法统,阎锡山让他忍耐了事。李将任命状压在总统府有六七天之久,算是无言的抗议。
        10月12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迁至重庆。翌日,李宗仁抵渝。重庆城防及川东防务全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李宗仁的命令不发生丝毫效力。CC派和政学系控制的报纸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介石,而是径呼“总统”了。吴忠信、张群等甚至希望李宗仁引退,劝蒋介石复职。11月1日后,李宗仁出巡昆明、桂林、海南岛,返回广西。此时,蒋介石由台湾飞渝,电促李宗仁返回重庆。20日,李宗仁以治病为名飞香港,国民党中常会两度派人劝请回渝,未果。12月5日,李宗仁带着满腔失望,飞往美国,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李宗仁到美国以后,仍保留“代总统”的名号,但已毫无影响,蒋介石彻底从幕后走到前台,继续指挥残余势力,负隅顽抗。最终,已经分裂的国民政府败退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