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5日,正当国民政府面临覆亡、中共即将取得政权之际,美国政府公开出版了与中国关系的文件集,全名为“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to the Period 1944—1949”,中译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着重1944至1949年时期》。在美国简称为《中国白皮书》,在中国一般称作《美中关系白皮书》。《白皮书》旨在说明国民政府的迅速失败源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而非美国政府的援助不足。由于它公布了大量近期美国对华关系和政策的内部文电、绝密档案,引起了美国、中国以及国际上各方舆论的瞩目和强烈反响,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白皮书》的发表,是中国政局、美国外交政策及党派纷争相互演变的产物。
        1932年,民主党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连任4届。1945年4月,罗斯福在任内因脑溢血去世,由民主党哈里·S.杜鲁门继任。反对党共和党一直想寻找机会打破民主党对政府的连续控制,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日益严重的对华外交就成为共和党集中攻击的目标之一。
        日本投降后,杜鲁门政府一直没有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如将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原日军控制区;派海军陆战队5万人在重要港口登陆,遣返日军;运输联总救济物资30万吨给国民党;向国民政府出售剩余物资并给予信用贷款。国共内战爆发后,杜鲁门支持实力大大超出中共的国民党政府,目的是将其作为“远东安定”的主要力量。国民党军队曾一度取得了虚幻的、建立在沙丘上的胜利。
        尽管杜鲁门政府大力支持国民党,但一直害怕陷入中国危机,不能自拔。1946年,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赴华调停,杜鲁门对其下达指令:“关于中国人需要贷款,经济方面的技术援助以及军事援助时,你可以说,一个不统一的、被内战弄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实际上不可能被认为是在上列各方面取得美援的合适的地区”①。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即将召回华盛顿前,杜鲁门发表了关于中国的声明,称:“美国对于切实援助中国的方法与途径,将予以审慎的与同情的考虑”,“继续避免卷入中国国内纠纷”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杜鲁门援华的“迟疑不决”、“三心二意”政策颇感痛苦,认为:“或者给国民政府以足够的援助,给以必要的劝告和控制,使它能够战胜共产党人,或者我们就完全停止干涉中国事务。”③
        国民党军队起初的虚幻战果昙花一现,随即迭遭失败。1947年,东北野战军发动秋季攻势,收复城市17座。蒋介石要求增加美援,说:“满洲的恶劣情况,责任在美国”,“如果政府最后被击败,这不是由于俄国或中国共产党,而是由于美国未能在需要孔亟的时候履行早就允许了的援助。”④然而,美国政府对此更加小心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政府的外交区域是全球,而非中国一国,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欧。苏联经过二战,占领了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希腊、土耳其也随时受到苏联的威胁,杜鲁门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新威胁似乎与纳粹德国及它的同盟者所造成的威胁同样严重。”⑤宣称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将地球上不属于俄国人的广大地区拱手送给俄国。1947年5月,国会通过援助希腊、土耳其各2.5亿美元和1.5亿美元的援助。副国务卿艾奇逊发表演说,强调欧洲重建,有利于美国的安全。6月,任国务卿数月的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声称要援助和复兴欧洲,将欧洲从俄国的阴影中拯救出来,此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翌年4月,杜鲁门签署国会通过的“欧洲复兴法案”。他还向国会建议,美国要在四年左右拿出170亿美元,复兴欧洲,并先拨出68亿美元作为“最初的也是最危急的阶段(到1949年7月30日为止的15个月)的应用”⑥。总之,杜鲁门政府认为苏联对欧洲的威胁最大,必须在西欧建立许多新的军事基地,承担军事、经济援助责任,这就使得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1948年秋季以来,中共军队攻占济南,并发动辽沈战役,解放整个东北。随后,又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战局岌岌可危。杜鲁门眼见中共胜利将成定局,更想从国民党的危机中“脱身”。马歇尔说:“美国不得直接地牵入中国内战,美国也不得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为中国政府负起担保的责任”,增加美援“会把美国直接牵入中国内战中;这个办法会连累美国政府,使它在军事和经济上为中国政府承担一切责任,其代价是无法估计的,因为在这个时期,美国在全世界肩负着与援外方案有关的苛重的义务。”⑦他还多次谈到,美援决不能代替国民政府本身,国民党终究要靠自己解决问题。司徒雷登大使多次致电马歇尔,对国民政府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他认为,只有使用美国军队,才能挽救国民党的败局,但事实上又不能这样做,国民政府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认定,国民党军队的失败不能归因于缺乏装备,而是由于最拙劣的领导和战斗意志的丧失。总之,杜鲁门政府已看清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如再实施长期的援助计划,就会背上沉重的包袱,并且有可能与支持中共的苏俄发生正面冲突,将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丢弃国民政府,正如马歇尔所说的:“只要国民政府继续成为中国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政府一定还是继续支持它,”⑧但要等待适当的时机,眼下仅是履行1948年4月通过的“援华法案”,美国政府可随时终止援助。
        溃败中的国民政府急需美国大量增加军事、经济援助,对美国政府的观望政策极为不满。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与国民政府相呼应,要求增加对华援助。共和党指责杜鲁门政府更甚,称国民党的迅速垮台,是因为美援不足。
        1948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激烈抨击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声称如果他当选,就供给国民政府以足够的军事、经济援助,消灭中国共产党。美国舆论及不少国家都认为杜威必胜,蒋介石也派陈立夫赴美与孔祥熙一起声援杜威,期冀他改变美国对华政策。大选结果,出乎意料,杜鲁门连任总统。
        杜威竞选失败,但其积极援助国民党抵抗中共的论调仍很高涨,共和党对杜鲁门对华政策的批评更为激烈。国务院远东司长巴特沃思及政策设计司的凯南、戴维斯等向马歇尔建议:具一文告,将蒋介石政府的情况公之于众,说明蒋的失败是其自身原因,而非美援不足。马歇尔未予同意,认为这一办法将更加速国民政府的崩溃。
        1949年1月,在蒋介石下野的同时,杜鲁门和新任国务卿艾奇逊相继就职。艾奇逊曾留学英国,当过律师,任过哈佛大学教授,是有名的演说家。如果说杜鲁门尊敬马歇尔的军事天才和气质,对艾奇逊则佩服其渊博的学识和外交手腕。⑨他积极反共,但主张重欧反共,轻亚反共,全神贯注于欧洲局势,筹划北大西洋公约的签订。2月,在华盛顿国家安全会议上,根据艾奇逊及已回国的巴大维的建议,将已装待运的军火停止运给国民政府。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极力反对停止美援,共和党众议员51人函请杜鲁门加紧援助未被中共占领的国统区,宣称国民政府的失败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导致的,要求杜鲁门组织一个委员会全面检讨中国形势。艾奇逊邀集30位共和党众议员谈话,告以“森林初崩,尘埃未定,对华政策,尚宜稍待”⑩。共和党议员对此攻击甚烈,仍然要求增加对国民政府的援助,艾奇逊不予理睬。
        为了应付共和党的指责,对于批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作个总答辩,艾奇逊主张编写一本书,在蒋介石垮台前发表,期望反对者偃旗息鼓,全力支持其援欧防共策略。恰好巴特沃思说远东司的莫尔毗曾写过一份“中国分析”报告,可以利用。艾奇逊遂转告杜鲁门,征得其同意,编撰《白皮书》一事定了下来。艾奇逊指派巴特沃思主持此事,太平洋学会远东问题委员会主席、国际公法专家杰塞普任主编。7月中旬,撰写基本结束。
        在白皮书撰写及即将发表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叶公超曾召见美驻华公使蓝钦,要他转告国务院勿于此时发表这样的文件,以免影响国民党军队士气。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也向国务院要求,推迟《白皮书》的发表。蒋介石却认为,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上要求不发表白皮书,都等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美方也有不少军政要人反对《白皮书》发表。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认为,它必将影响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外交上的合作。国防部长约翰逊认为,宜慎重考虑再决定,要求艾奇逊说明,军方没有人参加这项工作,没有提供任何材料,一切由国务院负责。但艾奇逊决心已定,甘愿冒险发表《白皮书》。7月29日,征得杜鲁门核准,待司徒雷登大使离华后发表。艾奇逊担心《白皮书》的发表将触怒中国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可能引起中国民众抗议事件,因此不得不考虑司徒大使的安全。
        8月2日,司徒雷登离华。5日,《白皮书》正式公布。杜鲁门为此写了一个简短声明,强调指出:“此时发表这份坦率和翔实的报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对中国和整个远东的政策将以有情报根据和明智的舆论为基础。”(11)艾奇逊也发表了一项声明,题为美国对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主要解释《白皮书》想要说明的问题。
        《白皮书》正文409页,附录186个文件(640页)还有不列页码的大事表、地图,附有一封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正文共八章:第一章一世纪来的美国政策(1844—1943年),第二章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简述(1921—1944年),第三章赫尔利少将的大使任内(1944—1945年),第四章雅尔塔协定与1945年的中苏条约,第五章马歇尔将军的使华(1945—1947年),第六章司徒雷登的大使任内(1947—1949年),第七章1945—1949年的军事形势,第八章美国经济援助方案(1947—1949年)。附录是配合正文八章编写的。前期叙述比较简略,1944年以后比较详细,详述了美国自抗战结束以来给予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顾问等各方面的援助,论证蒋介石垮台是他自己不行,并非美国支持不足,为杜鲁门政府所谓“健康”的对华政策辩护。
        《白皮书》发表后,在美国反响非常强烈,反对者有之,支持者也有之,但前者明显多于后者。支持意见主要来自民主党的主流派和一部分主张美国应撤出中国内战的舆论界。一些民主党议员认为更大规模地直接干涉中国内战, “为无法形容的轻率行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泰定斯认为,《白皮书》“针对现实”,“方向正确”(12)。带有自由派倾向的通讯社、报刊如《美联社》、《纽约先驱论坛报》等,也基本与政府的论调一致。一些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如费正清、裴斐,也赞成《白皮书》的发表,反对美国介入中国内战,认为中国问题不是可以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的。裴斐本人参与了《白皮书》的编撰工作。费正清认为《白皮书》是“我们外交史上伟大的文件之一”,它一方面回答了对美国政府的指责,另外从美国的战略和根本态度上寻找在中国失败的更深层次原因。(13)在民间,也有一些比较了解情况的个人和团体支持《白皮书》的发表。一位牧师写信给国务院,拥护国务院奉行的“勇敢”政策,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确有成绩,埃德加·斯诺等“中国问题预言家”的言论更接近事实。当然,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义是截然不同的,对美国是危险的,必须采取政治及宗教策略,才能有效地反对它。这封信代表了一部分社会基础。(14)
        艾奇逊回忆说:“白皮书和声明的发表,受到国会各种集团和新闻界的一阵暴风雨似的辱骂”, “立即给我带来一个出乎意料的、尖锐而又极其麻烦的问题。”(15)8月5日至11日,国会中有23篇声明,其中19篇反对国务院,支持蒋介石政府。(16)又据报纸评论统计,批评国务院及同情蒋政府者占四分之三。(17)《白皮书》主编杰塞普曾召开记者招待会,与会者对这一文件的发表表示强烈不满。甚至司徒雷登大使回国后,对此也深感惊异和忧虑。他认为:“在两个国家仍然保持友好关系的时候,由一国政府发表一份非难另一国政府的报告,就像在这一美国政府发表的非难中国及其国民政府的报告摘录中那样,这是迄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他更担心的是《白皮书》披露了自己呈报政府的“绝密”资料及主张,将产生严重的影响和后果。(18)8月19日,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在国会上作长篇发言,指出《白皮书》至少有16种文件未经编入,要求国务院补充。21日,共和党参议员比列兹、诺兰、惠勒及民主党参议员麦卡伦联名发表公开宣言,指责“《白皮书》乃白色之掩饰品”,“美国故意采旁观政策正使亚洲面临被苏联征服的危险。”(19)29日,亲蒋分子陈纳德、柯尔柏、拉布等人以“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名义发表声明,提出三十多项《白皮书》的“遗漏”和“失误”,以此证明《白皮书》未披露所有真相及国务院对华政策的“失误”(20)。总的说来,亲蒋者认为中共的胜利,不是国民党腐败所致,而是美国对华政策之过。美国不应把中国局势视为定局,应继续大规模援助国民政府,消灭中国共产党。他们对艾奇逊的中共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之说还是赞成的,只是嫌没有提供更有力的资料。他们抓住艾奇逊《附信》中所说的美国政府将“鼓励中国一切以推翻外来羁绊为目的发展”这句话,提出各种增加中国反共力量军援的方案。可见,《白皮书》的制作者与抨击者的真正分歧不在于是否反共及反共程度如何,而是前者认为美国的实力不是无限的,后者却迷信美国万能,拒绝承认对华援助失败的事实。
        还有一部分是反“冷战”者对《白皮书》的批评。他们反对美苏对立,认为美国本可以不介入中国内战,避免目前陷入的窘境。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及一些自由派知识界人士,就持此种意见。李普曼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在于把中国看成美国独家势力范围,把蒋介石看做替美国看管中国主权的“管家”。明知蒋介石拒绝美国要他改弦易辙的主张,明知他必将失败,仍将美国与蒋失败的命运拴在一起。他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推卸责任,而是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以便慎重对待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拉铁摩尔指出,美国干涉中国内战使其在中国的影响和威望空前低落,苏联的不干涉却使其影响空前上升,值得深思。他认为,艾奇逊鼓吹中国“摆脱外来(指苏联)羁绊”,殊不可取,应当承认中共将会存在下去的事实,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亚洲政策。上述反“冷战者”的意见,被援蒋派的狂喊淹没,影响不大。
        美国政府原来预料,《白皮书》一经公布,国民党方面肯定会有强烈反应,甚至可能发生官方鼓励的“民众示威”。国民党对于这样一份公开暴露其腐败无能、一切失败归于自己的文件,当然是忿忿不平的。但它对美援仍抱有希望,因此表面上仍要强装和善友好。一时间,驻美大使馆电话不断,各方希望得到国民政府的态度。8月7日,顾维钧大使以个人名义向新闻界发表声明,称《白皮书》的发表是一项非常的举动,大部分代表了美国对现势的看法。“中国政府”对此正在研究,将或发表一些补充资料。他承认国民政府“做错了事”,但此类错误并不限于中国,愿意吸取经验教训,不可因噎废食。对艾奇逊未抱“失败主义”情绪,为之兴奋,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21)8日下午,一部关于白皮书的新闻片上演,顾维钧做了一分钟声明。
        《白皮书》发表时,蒋介石正拟赴韩国与李承晚会商东亚反共联盟事宜,得驻美大使馆电讯,深以美国的作法为憾。自韩返回后,又得外交部叶公超函报,并附《白皮书》摘要分析,当即决定两点:一是对美暂不请援,美国国会中有援华方案,也不立即催询。二是宜由政府发一简短声明,勿对美国作意气之辩论。第一点分电在美的宋美龄和顾维钧,第二点电告广州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秘书处,并将《白皮书》交由秘书长黄少谷研讨对策。非常委员会自8月7日至16日,召开会议五次,进行讨论。声明草稿撰毕,由叶公超、洪兰友飞赴台湾草山(今阳明山)请示蒋介石。经过修改,持稿返回广州,由政府议决,交外交部于8月17日发表声明。声明指出:中共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且为莫斯科之工具,这是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共同认识,“此则中国政府所引以为慰者也”,但对《白皮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持严重异议,希望增强双方的了解与友谊。(22)顾维钧认为:“这份声明过于温和,并有意含混其词。论点也未击中要害。”(23)
        中国共产党及广大中国人民对《白皮书》的发表表示强烈愤慨。《白皮书》供认美国政府曾以巨额贷款、物资、服务援助国民党大打内战;对1921—1944年中共与国民党关系的叙述,充满恶意和歪曲;对20世纪初以后的中国革命,片面地说人口过剩和西方观念的冲击起了主要作用;不承认一百年来中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美国在华所享受的特权;蔑称“共产党领袖已舍弃他们中国的遗产,公开宣布他们附从于一个强国——俄国,”中共政权为苏俄效力,将威胁中国邻邦及联合国会员国。最后公然声称,美国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以推翻被称为“外来羁绊”的新中国政权。司徒雷登在返美之前,就曾担心《白皮书》的发表将激怒中国共产党人。
        中共《新华社》于8月12日发表了评论《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抨击《白皮书》是一部颠倒黑白的杰作,中国人民应该从中得到两个教训,一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对于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敌视”,二是“中国人民必须继续抵抗和防备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干涉和挑战,必须不坠入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陷阱。”之后,毛泽东为新华社连续撰写了五篇评论,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深刻揭露美国侵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全面系统的教育。在八九月份,已解放的各大城市都掀起了讨论和谴责《白皮书》的高潮,学生还举行了抗美游行示威。《白皮书》使得中国人民进一步团结在中共周围,支持当时的靠拢苏联反对美国的外交策略,这是美国政府始料不及的。
        作为一部反映中美关系史的文件集,《白皮书》在史料的取舍上有较大的片面性。司徒雷登说:“《白皮书》只是详尽地罗列了美国政府据以制定其对华政策的那些资料。显然其目的不是写一本‘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而只是选择了那些用以制定当时政策的资料,而那些在制定政策时未被采纳的资料则略去了。”(24)艾奇逊也承认:“我没有等到能对国家军事部门、财政部、租借总署、白宫的档案和其他许多官方纪录进行全面分析之后,再发表这个纪录”(25)。不过,《白皮书》的史料价值仍是应当充分重视的,尤其是附录中的文件都是真实的纪录,对研究中美关系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