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战场,国共决战始于1949年11月,结束于1950年4月,历时5月余。中共第二野战军在第一野、第四野各一部的配合下,攻破国民党军“西南防线”,解放了川、黔、滇、康四省,歼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所部及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等约九十万人。尔后,又以一部进军西藏,发起昌都战役,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
        西南诸省,地形非常复杂,除四川盆地外,其余多为山地、丘陵,山陡路狭,交通不便。
        到1949年7、8月间,盘踞西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约达90万人。其中,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部主要有五个兵团,包括恩施川湘鄂边区绥署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二十兵团,万县川鄂边区绥署孙震部第十六兵团,贵阳贵州绥署谷正伦部第十九兵团,直属罗广文部第十五兵团等部,以及昆明云南绥署卢汉部、西康省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部、省主席刘文辉部;汉中川陕甘边区绥署主任胡宗南辖有第五兵团、七兵团、十八兵团。各部多系残兵败将,矛盾重重,士气低下。
        鉴于东南、华南局势将倾,蒋介石认为,除了加强经营台湾外,必须稳住西南。8月24日,蒋飞赴重庆,商拟西南防卫计划。胡宗南、宋希濂提出:“为了保存实力,静待时机,必须设法避免部队被共军包围歼灭。在共军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至滇缅边区。”蒋介石却认为:“在大陆上必须保存西南地区,将来才能够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如果把大陆完全放弃,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其是四川,人力物力很充足,必须保持这一地区。”因此,“不同意主动退到滇缅去。”①29日,蒋在西南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建都重庆,割据西南,以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形势不利时退守云南……在无法存身时,则逃往国外”的决定,并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西南防线”,“而不在川境之内与共军周旋。”②具体部署是:以胡宗南部第五兵团、十八兵团八个军,沿秦岭主脉成县、徽县、留坎、佛坪、镇安一线构成第一道防线,第七兵团六个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成第二道防线,阻止中共部队由陕、甘入川;以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二十兵团六个军位于鄂西建始、恩施地区,孙震部第十六兵团两个军又暂归一个军位于巫山、万县,屏障川东门户,阻止共军由湘鄂西入川;以谷正伦所属第十九兵团两个军,沿贵州境内湘黔公路沿线布防,阻止共军由湘西入黔;以罗广文部第十五兵团两个军及暂归一个军,位于四川大竹、达县,增防陇南,加强胡宗南部实力,巩固陕南防务。此外,卢汉部四个军、刘文辉部一个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的四个军分别于昆明、雅安、宜宾、成都、重庆等地区驻防。
        中共中央在1949年1月和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由第二野战军进军并经营西南诸省。5月23日,军委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在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还指出,在年底或年初,一野分兵两路,“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同作战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③7月至10月,毛泽东、军委先后就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向二野前委做了一系列指示,主要精神是:应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④以第二野主力待四野攻取广州、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在四野发起广西战役时,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切断胡宗南部及川境守军退往云南之路;以第四兵团陈赓部完成广西作战,西出昆明,占领并经营云南;以位于宝鸡地区的第十八兵团等部,由贺龙、李井泉指挥,吸引、抑留胡宗南部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大迂回动作完成,迅即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会同二野主力聚歼胡宗南部。
        第二野前委刘伯承、邓小平也相应作出了进军西南的具体部署:陈赓率第四兵团结束广西战役后,迂回昆明;第二野第三兵团陈锡联部、第五兵团杨勇部,先由浙西、闽北、赣东北地区向湖南常德、邵阳一线集结,尔后第五兵团附第三兵团一个军西出贵州,攻取贵阳、遵义,进而迂回川南,占领叙府、泸州、纳溪,切断国民党军退往云南之路,协同第三兵团主力作战;第三兵团二个军西出川东,占领黔江、彭水,牵制川东地区守军,然后会同第五兵团歼灭重庆地区守军。待第三兵团、五兵团完成上述任务后,再会同由陕入川的第十八兵团三个军等围歼胡宗南部于川西地区, 占领四川全境。
        9月下旬,第二野第五兵团由江西上饶经湖南湘潭、湘乡向邵阳地区进发;第三兵团与第二野前委机关分别由芜湖、南京车运郑州。为了迷惑国民党军,掩蔽二野大迂回动作的突然性,刘、邓公开出现在郑州车站迎候的群众中间,故意放风,宣布准备西进四川,以制造大军主力由陕人川的假象。实际上,三兵团各部秘密南下,经孝感、武汉等地向湖南常德、江陵一线前进。10月中旬,两兵团进至常德、邵阳等地集结。
        10月下旬,第四野前委为了保障主力进军广西的侧后安全,并配合第二野挺进西南,决定以位于湘鄂西地区的第四十二军、四十七军、五十军及湖北军区李先念部独立第一师、二师,在李先念等统一指挥下,向宋希濂部发起攻击,求歼其主力于鄂西地区。第二野刘、邓决定以第五兵团附第十军按既定部署出贵州,第三兵团主力首先会同第四十七军等部围歼宋希濂部于湘鄂川边地区,尔后西出四川江津,协同第五兵团作战。
        11月1日,上述部队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500公里的地段上多路出击,突破了贵州境内谷正伦所属第十九兵团及湘鄂西宋希濂部的防线。谷、宋两部连忙西撤。第四野第四十二军等部在第三兵团主力协同下,向宋希濂部发起钳形追击。14日至21日,第四十二军、五十军相继攻取建始、恩施、宣恩,于咸丰地区截歼宋部第十四兵团四个师;第三兵团主力和第四十七军占领彭水、黔江,于白涛渡追歼第十四兵团余部,生俘兵团司令钟彬。宋部第二十兵团西渡乌江脱逃。第二野第五兵团及第十军向西加速猛进,相继攻取施秉、石阡,15日占领贵阳,21日攻克遵义,这就切断了川东国民党军向贵州的退路。
        就在中共各路大军向湘鄂黔实施多段攻击的同一天,“代总统”李宗仁由重庆出巡,并一去不返。张群、阎锡山、陈立夫等人接连电请蒋介石“赴渝坐镇,挽救危局。”蒋“明知其挽救无望”,又“不能不先飞渝,主持残局”⑤。11月14日,蒋离台赴渝。他急令胡宗南部由秦岭、大巴山南撤入川,并以其第一军车运增援重庆。又令宋希濂部第二十兵团向涪陵方面转进,罗广文第十五兵团由綦江向南川布防。
        刘、邓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或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而以后者可能最大。”于是,11月21日命令第五兵团除以第十七军留置贵州担任接管等任务外,主力第十六军、十八军和第十军“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第三兵团主力则立即强渡乌江,进至南川地区,力争围歼宋希濂部和罗广文兵团于长江南岸。⑥25日、27日,中央军委先后决定:第四野第五十军、四十七军及四十二军一部暂归二野指挥;第一野第十八兵团也改归二野指挥。为了将胡宗南部抑留在秦岭地区,第十八兵团等部派出先头部队向其展开攻势。
        第三兵团、五兵团按照刘、邓的部署,分别实施包围、迂回行动。11月24日,第三兵团主力攻取南川城,切断了宋、罗两路西退綦江的道路。28日,将宋部第二十兵团、罗部第十五兵团三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地区,并乘胜在重庆外围歼灭向重庆增援的胡宗南部第一军一部。宋希濂率残部西逃,罗广文只身逃往重庆。29日,国民政府迁往成都。当天午夜,蒋介石宿于重庆白市驿机场专机上,30日晨飞赴成都。第三兵团进占重庆。到12月8日,第十一军、十二军、四十七军、五十军和四十二军一部,分别进至内江、铜梁、广安、万县一线。担任迂回任务的第五兵团和第十军,分别由贵阳、遵义出发,到11日,先后攻取合江、泸州、宜宾、自贡、荣县等地。至此,第二野切断了国民党军向黔滇的主要退路,进军西南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先后歼灭国民党部队六万余人。
        第二野战军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实施政治瓦解攻势。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忠告,号召他们接受解放军“约法八章”,停止抵抗,听候改编,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地方秩序,“有功者奖,破坏者罚”。西南地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通过多种渠道,秘密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前线部队也采取发出警告、战场喊话、派起义投诚人员劝服等多种方式,动摇和瓦解国民党军。12月9日,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并给刘文辉拍发一封电报,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从彭县也发出起义通电,所属部队将领发表拥护起义通电。云南、西康宣告和平解放。位于宜宾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槐也率所属第七十二军宣布起义。蒋介石于10日飞往台北,蒋经国称此次成都之行“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记之,心有余悸也”⑦。
        在蒋介石离开成都前几天,曾与张群、阎锡山等人研究迁都问题,决定:“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⑧仍幻想得到美国的援助,在西南地区顽抗挣扎,拖延时日,期待国际风云的变化。
        胡宗南遵照蒋介石“死守成都”的命令,于12月10日就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长官。但他认为,死守成都,等于与成都同归于尽,故不作任何部署,一味考虑在川西脱危,逃往西昌。
        在胡宗南部和第十五兵团、十六兵团、二十兵团残部猬集川西的情况下,刘、邓认为,将其歼灭的关键仍是迂回部队,迅速攻占乐山、蒲江、邛崃,截断其最后一条退往康、滇的通路,决定:以第五兵团主力及第十军由川南向乐山挺进,并迂回成都以南;以第三兵团主力除一部负责接管和守备重庆地区外,其余由川东进至成都以东,并抢占成都以西邛崃、大邑;以第十八兵团由陕南、陇南挺进川北,求歼胡宗南部于成都地区。
        贺龙率第十八兵团于秦岭地区完成了抑留胡宗南部的任务后,于11月30日以一部兵力尾随南撤的胡军。当第二野主力即将切断国民党军向黔滇的退路、胡宗南部加速南退时,贺龙命令第十八兵团分三路追击。到12月11日,左路第六十一军在第十九军的配合下,攻取城固、汉中;右路第六十二军攻取武都,胡部第一一九军起义;中路第六十军在第七军的配合下,攻占勉县、略阳。此时,胡宗南部的第五兵团、十八兵团已聚集于成都及其周围的新都、双流、新津等地,第七兵团退守绵阳、梓潼、阆中一线。贺龙除以第七军主力和第十九军留置陇南、陕南外,其余第六十军、六十一军、六十二军及第七军的第十九师迅速向川北进击。
        第二野第三兵团、五兵团于12月11日分别由川东、川南向西挺进。第十六军在攻占乐山后的追击途中,于19日在峨边县金口河活捉了正向西逃的宋希濂,歼灭其残部。到20日,第十军、十六军攻取蒲江、丹棱;第十一军攻占简阳,并前出至新津、双流以东;第十二军经彭山攻克大邑、邛崃;第十八军进占眉山;第五十军前出遂宁,从而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部的退路。与此同时,贺龙率第十八兵团翻过了摩天岭、米仓山,进抵江油、绵阳、巴中一线。至此,胡宗南部及其他川境守军数十万人被围困于成都地区。
        为求稳妥歼灭胡宗南部,刘、邓于12月21日指示各兵团:“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严防轻敌乱碰”,“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并强调:“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⑨
        12月19日晚,胡宗南就请示蒋介石放弃成都,向西昌撤逃。蒋同意胡率部脱围,并准备派20架飞机运载逃西昌的人员。22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主力部队突围。23日,胡宗南原拟乘飞机直飞西昌,结果因天气不好,临时改飞海南岛三亚。蒋介石认为胡不经请示,擅自离开部队,乃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前去查办。后经顾讲情,令胡飞西昌,戴罪立功。
        胡宗南部在第二野各部的围困下,陷入极大混乱。在二野各部及中共地下组织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川陕鄂边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和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于12月21日至26日分别在什邡、彭县、德阳、成都以东率领所部宣布起义。只有李文率第五兵团继续顽抗,于24日由崇庆、新津分两路向西南方向突围。遭到第二野第十二军的猛烈阻击。到26日,李文所部一部被歼,一部被围困于邛崃地区。同日晚,李文率残部放下武器,仅有少数逃往西昌。27日,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部全军覆没。30日,贺龙率第十八兵团进驻成都。12月下旬,逃至黔西的国民党第十九兵团残部,在副司令王伯勋率领下,于贵州普安、盘县地区宣布起义,贵州全境宣告解放。
        卢汉起义后,蒋介石派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飞至云南,组织置留云南的第八军李弥部、第二十六军余程万部,趁中共部队尚未入滇之机,于12月18日进攻昆明。在桂滇黔边纵队、起义部队和由黔入滇的第五兵团第十七军第四十九师的打击下,汤尧率部放弃攻占昆明的企图,仓皇南逃开远、建水、蒙自、个旧地区,拟沿滇越铁路逃往国外,或由蒙自机场空运台湾。1950年1月,蒋介石又令以第八军为基础,扩编成第八兵团,下辖第八军、九军,由汤尧兼兵团司令,继续负隅顽抗。
        为歼灭汤尧部于国境内,中央军委命令第四兵团陈赓部归还第二野建制,由该兵团并指挥第四野第三十八军由南宁、百色地区迂回蒙自、河口,切断汤部退路,并予围歼。1949年12月27日,第三十八军由百色向河口、屏边进发。1950年1月1日,第四兵团第十三军由南宁经百色向蒙自挺进。1月11日,第三十八军占领河口,封锁了中越边境。16日,第十三军控制了蒙自机场,在蒙自、个旧地区歼灭了准备空运台湾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主力。汤尧见南逃不成,就率第八兵团及第二十六军残部西逃,企图经元江、墨江、镇沅逃往国外。陈赓部第十三军和第三十八军、桂滇黔边纵队迅即分路追击。19日,第三十八军一部在宜得地区歼灭第二十六军残部,桂滇黔边纵队在石屏地区迫使第八军一部投降。25日,第十三军于元江歼灭第八军主力,俘虏汤尧及第八军、九军军长以下六千余人。从元江逃脱者,大部也于2月7日至19日被歼灭,仅有少数逃出国境。2月下旬,陈赓部第十四军、十五军由广西进至昆明及其东西地区。
        2月22日,中共西南军区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任副司令员,李达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宋任穷、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成都解放后,西康省西昌地区,尚有国民党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原所属一个多师,又收容自川西逃出的第二十七军、二军残部,共三万余人。1949年12月28日,蒋介石令胡宗南速飞西昌,建立反共基地,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形势变化。胡到西昌后,立即与部下研究“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大陆”的军事计划,决定收编残部,组织地方武装,加强西康省的政权建设,联络西南各少数民族头目,增强保卫西南大陆的力量。1950年1月15日,参谋总长顾祝同等人秘密飞抵西昌,与胡宗南会商防守措施,决定放弃西昌,赴滇西建立根据地。但滇南国民党部队很快就被陈赓所部歼灭,建立滇西根据地计划成了泡影。蒋介石又派蒋经国去西昌,督促胡宗南在此固守。胡认为再守西昌,必将全军覆没,拟逃西藏,或走滇西转逃印度、缅甸。
        为了歼灭西昌国民党残部,中共西南军区决定以第十四军、十五军、六十二军及桂滇黔边纵队各一部共十三个团的兵力,于3月12日发起西昌战役。各部分别由川西温江和云南曲靖,向西昌守军实施南北夹击。到24日,北线第六十二军一部渡过大渡河,南线第十四军、第十五军各一部渡过金沙江,攻占会理、大树堡。26日,绕过德昌,向西昌飞机场进逼。当晚,胡宗南、贺国光乘飞机逃往台湾。原西安绥署参谋长罗列率残部一千余人北向泸沽镇逃窜。27日,西昌解放。罗列残部于4月1日在甘相营被全部歼灭。
        至此,川、黔、康、滇四省除昌都外,均告解放,中共部队共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余万人,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彻底崩溃。
        中共中央在1950年1月就提出以第二野为主,在第一野的配合下,进军西藏的计划。西南局和西北局决定以第十八军、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组成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强调,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和达赖的政治地位,对西藏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加以保护,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然而,在英美列强的支持下,以大扎摄政为首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加紧扩充军队,将藏军14个代本(每代本约五百人)扩大为17个代本,以一部布防于日喀则、拉萨、黑河(今那曲)地区,主力置于昌都地区,企图阻止中共军队入藏。
        1950年6月,中共西南局向西藏当局提出十项政策,作为谈判条件。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格达(藏族),主动提出前往拉萨向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士及广大藏胞,宣传中共民族政策和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决策。7月24日,格达到达昌都。西藏地方当局不仅拒绝谈判,反而在英国特务的策划下,于8月22日将格达毒死。
        西南军区决定发起昌都战役,促使西藏当局内部分化,争取和平解决。10月6日,各部队分路向昌都挺进,12日进占芷康,藏军第九代本起义。19日,逼近昌都,守军四个代本和总署机关停止抵抗。24日,战役结束,中共部队共歼灭藏军五千七百余人,打开了进藏的大门。西藏当局开始动摇,1951年春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谈判。5月23日,双方签署了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10月,第18军等部进驻拉萨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