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中外反动势力感到惊慌失措。清政府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重兵赶赴武汉镇压革命,但北洋军本系袁世凯的亲军,荫昌指挥不灵,清政府徒呼奈何。列强也日益感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严重性,一面在武汉江面集结军队准备进行干涉;一面联合起来,共谋如何维护在华的侵略权益。几经磋商,决定“调停”南北两方,诱胁革命党人中止战争,与掌握北京军事实权的袁世凯“和解”。他们深信,“除非能够实现调解,否则将出现帝国立即分裂或清廷完全覆灭的结局”①,而“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②,才能够继续维护其在华权益。
        袁世凯深知其中奥妙和如此将给自己带来的好处。10月27日,他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但其并不满足,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与他军事全权,保证供应充足军饷等条件。清政府尚在犹豫之中,袁世凯乃指使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及混成旅协统蓝天蔚等,联名电奏“政纲”十二条,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削除皇族特权,“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之,以皇帝敕任之,又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之,但皇族永远不得充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③,给清政府施加压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驻兵石家庄,准备配合张绍曾待机起事。资政院中的立宪派也遥相呼应,要求速开国会、开放党禁、实行立宪、取消皇族内阁,“撤去满洲大员,而以有强力之汉人袁世凯当之。”④在此形势下,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被迫让步。10月30日,下“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民财之取尤多,未办一利民之事”,表示要“维新更始,实行宪政”。1 1月1日,奕劻皇族内阁辞职,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3日,又颁布《宪法信条》,承认“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袁世凯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实权后,立即走马上任,指挥北洋军猛攻汉口。占领汉口后,北上组织内阁。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危在旦夕,但袁世凯却另有打算,“亲以长途电话勒止”欲乘势过江的冯国璋部,旋即做起政治上的大文章来。胡绳曾分析袁世凯此举道:“简单说来,就是一方面不让清朝立刻垮台,一方面又防止革命势力立刻取得全胜。他用革命来恐吓清朝,如果清朝不让位给我,那么我袁某也无法收拾这局面;又用清朝来恐吓革命:如果革命不向我袁世凯妥协,那么我就要支持清朝和你打到底。”⑤
        还是在10月下旬,袁世凯即按照列强和立宪派人的设计,对南方进行“和平”试探,他起用襄阳人刘承恩向黎元洪游说,要其“务宜涉法和平了结”,保证“不独不咎既往,尚可重用,相助办理朝政”⑥。黎元洪本系新军出身,并无革命之意,清廷颁布《宪法信条》时就一意“主和”⑦,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更借口“清君主徒拥虚名,与共和无异,意欲罢兵”⑧。但在革命党人的坚持下,对君主立宪表示异议。11月7日,他在接见清方信使时表示:“现在要说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与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汉人的事情。”⑨9只,黄兴致函袁世凯,建议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黄兴表示,只要袁能够做到这一点,南北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⑩。11日,刘承恩、蔡廷干与湖北军政府在武昌谈判。刘、蔡称,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革命党人拒绝了这一“招抚”性质的方案。胡瑞霖指出:“吾辈之主张者在民主国体,今除民主国体不议,则此项实无可议之余地。”他表示袁世凯如能承认民主国体,有什么“请求”的话,可以“酌量情形允准”(11)。宋教仁则建议袁“转戈北征,驱逐鞑虏”,如此,“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举彼为大统领”(12),极有代表性地反映出革命党人对袁世凯认识的幼稚。
        刘承恩、蔡廷干的武昌之行虽未取得任何成果,但却摸清了军政府的底牌, “此为袁世凯与革命军议和阴谋初步之成功”(13)。故其间报界发表谈话:“余仍望和议有成,……恢复和平,建设一坚固之政府。”(14)他还请求列强出面促成“和议”,时人称袁于11月13日入京:“盖因前与武昌议和未能成议,以为非假外力则和局不易有成,故特行来京,要求驻京各公使出面干涉,调停中国之战争。”随即与各公使“连开秘议,交涉一切。”(15)经过多次密谈,英国公使朱尔典于11月26日致电驻汉代理总领事戈飞,要他向武昌方面转达袁世凯“甚愿饬停战争”之意,并“力行声明”,战争“不宜再任其迁延,且无用之流血,亦宜停止”(16)。戈飞随即向武昌“提议停战议和”(17)。
        袁世凯在加紧诱和的同时,还交替使用暴力。就在朱尔典致戈飞电发出后,其立即命清军猛攻汉阳。11月27日,汉阳失陷。黎元洪于当日即委王正廷出面,分别吁请驻汉的英、美领事调停,并经由戈飞正式提出了“停战条款”三条:“1.停战期限15天,在此期间,双方均留驻于所占领的地区;2.凡已加入革命党的各省代表,在上海开会,他们将派全权代表,以与袁世凯所任命的代表举行会议;3.如有必要,停战协议得再延长15天。”(18)袁世凯见黎元洪就范,乃进一步施加军事压力,命令占领汉阳的清军在龟山上架起大炮,猛轰武昌。12月1日,都督府中弹,黎元洪仓皇逃至玉葛店。与此同时,袁世凯和朱尔典又共同商定停战条款,并各自电告冯国璋和戈飞。当天,戈飞派盘恩携停战条款至武昌,建议停战三日,只要同意停战条件,在协定上盖章,双方就可停战。因军事失利而陷于慌乱之中的军政府全盘接受了条款,当夜即在其上加盖都督大印,第一项武汉地区停战协议宣告成立。主要内容为:从12月2日8时起,至5日8时止,停战三天。
        黎元洪闻知此协议后大喜,第二天即回到武昌。是时,形势又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江浙联军于12月2日攻克南京,全国民心振奋,北伐呼声洋溢四起,南方各省援鄂部队亦相继开到。在此形势下,袁世凯一方面重新调整兵力,一方面与朱尔典磋商,于12月4日拟订了“续停战条款四条”,由戈飞转致湖北军政府。主要内容为:“1.三日停战期满,续停15日;2.北军不遣兵向南,南军亦不遣兵向北;3.总理大臣派各省居留北方之代表人,前往与南军各代表讨论大局;4.唐绍仪充总理大臣之代表,与黎军门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以上所言南军,山、陕及北方土匪不在内。”(19)正在汉口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接到戈飞转来的条件后议决:密电伍廷芳离沪来鄂,“与北使会商和平解决”(20)。其后,双方虽各有坚持,但至12月9日,基本上实行了停战,“南北和谈”遂提上日程。
        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13日,由英国代理领事陪同到武昌会晤黎元洪,双方商定在上海举行和谈。17日,唐至上海。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与会者除南北双方代表外,还有英、美、俄、日、德、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及上海外商代表李德立。至12月31日,先后共举行五次会谈。在此期间,列强对中国内政进行了公开的干涉。20日,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南北双方代表致送同文照会,声称:“目前在中国的战争如若继续下去,这不仅使中国本身,亦将使外国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的危险。”告诫南北双方“有必要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21)。照会表面上“持绝对中立态度”,但实质上是针对南方政府的,不准他们把“目前在中国进行的战争”持续下去,压迫他们按照袁世凯的条件“尽速达成协议”。故当时的新闻界都担心,“这个照会”可能在某些革命党人当中引起模模糊糊的不信任态度,对于外国中立的真实性发生怀疑(22)。
        南北和谈主要讨论了停战问题、国体问题、召开国民会议问题,核心是君主与共和之争。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关键在于由谁来掌握政权。由于革命党人已多次公开表示,如袁世凯能使清帝退位,即举其为大总统。袁世凯自然晓得其中利益,他派唐绍仪南下之目的,就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他做总统的确实保证。当时的舆论说得清楚:“袁世凯惧第一期之大统领为他人所得,而又无能为毛遂之谋,故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己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23)皇室也有觉察,御前会议讨论是否赞成共和时,便有人对隆裕太后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指袁世凯——引者注)借革命党帮力,恫吓朝廷。”(24)
        关于国体问题,伍廷芳一开始就坚持建立共和政府:“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否则不能开议。对此,唐绍仪表示原则上同意,他在致袁世凯的电报中说:“绍仪出都时,总理大臣以和平解决为嘱,故会议时,曾议召集国会,举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以为转圜之法。伍廷芳谓各省代表在沪,本不乏人,赞成共和,已居多数,何必再行召集。当时以东三省、直隶、豫及蒙、回、藏等处,尚未派员,似非大公,折之。伍廷芳仍未允认。现在停战期间已促,再四思维,惟有吁请即日明降谕旨,命总理大臣颁布阁令,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议,征集意见,以定指归。”据徐世昌说:“唐电到后,袁约余计议,认为国体共和,已是大势所趋,但对于宫廷及顽强亲贵,不能开口。若照唐电召开国民大会,可由大会提出,便可公开讨论,亦缓脉急受之一法。”(25)袁世凯又与庆亲王奕劻商议,由他在隆裕太后召集的王公会议上提出这一主张。第二天,清政府发出谕旨,宣布召集临时国会,将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何者为宜的问题“付之公决”。国民会议的召集办法,双方也达成协议:每省出代表三人,每人一票;苏、皖、赣、鄂、湘、晋、陕、浙、闽、粤、桂、川、滇、黔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电召集,直、鲁、豫、东三省、甘、新由清政府发电召集,蒙古、西藏由南北政府分电召集;各处代表达到四分之三以上,即可开会。开会日期定于1912年1月8日。但在开会地点上双方出现分歧,南方坚持在上海召开,北方则主张在北京召开。袁世凯在给唐绍仪的电报中强调必须在北京开会的理由是:“(一)北京久为中央政府地点,而民军完全统一之政府,尚未成立。(二)按全国道理,以北京为相距适中之点,而蒙回各属人民,远赴上海未必肯去。(三)各国公使驻北京,万国具瞻,可昭大信,非上海一隅之地,所能并论。”(26)一言以蔽之,袁世凯不愿离开自己的势力中心。
        正当双方争执不下之时,孙中山回国。12月29日,南方17省代表会议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闻讯大为恼火,他既怀疑南方政府没有诚意,孙中山就任后不会再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出,又担心要他去做革命派“挟持”下的第二任大总统。他从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过程中发现,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仍然坚持民主主义立场,坚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且对他建立袁氏政权的野心采取抵制和防范态度。一方要革命,一方要反革命,“南北终是两家”(27)。因此袁世凯欲完全撇开“国民会议”,“决计专从清室着手,……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28)。12月30日,他致电唐绍仪,拒绝接受南北和议中双方商定的国民会议召集办法,随后又借口唐绍仪逾越权限,指责说:“南北协约,以君主立宪为前提,而唐、伍两个全权擅用共和政权,逾其职权;且协约未决,南人先组织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29)他还公开质问南方政府:“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清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30)12月31日和1912年元旦,唐绍仪根据袁世凯的授意,两次通电辞职,并通知伍廷芳停止和谈,南北议和在表面上陷于破裂。
        在袁世凯的操纵下,段祺瑞等北洋将领接连发出通电,声称“吾人则断然主张君主立宪”,“若国民会议竟议决采用共和政体,吾人惟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 (31)。张怀芝等人还在通电中威胁说:要“以铁血解决政体”(32)。前线的清军也违背后退百里的约定,反而炮击武昌。一些将领扬言:“民军既举有总统,同人生计将绝”,“此后之战,皆为项城,非为满洲”。北京城内的空气也骤然紧张,资政院中的残存议员们随同鼓噪,“开会演说,竭力主战”。
        列强自然站在袁世凯一边,他们除在政治上、财政上、舆论上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外,还将和谈破裂的责任完全推到南京方面。1912年1月6日,美国一家通讯社从北京发出专电,称各国驻北京的“公使均赞袁之公平正直,且称袁之所提议者,皆系十分迁就”,“和议破裂,伍与其党徒实尸其咎”(33)。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对于革命党人急急忙忙企图建立一个共和国的行动感到某种忧虑。”《纽约太阳报》则干脆说:“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没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和恢复和平的能力。”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压力下,南京临时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始终与革命党同床异梦的立宪派人一直是主张妥协的,他们急迫地希望袁世凯能够在清室退位后迅速地掌握政权,使社会秩序不致发生更大的动荡。还是在1911年的11月13日,张謇、程德全等在给袁世凯的密信中即援引“孟子不王周,故崇伊尹为圣;船山内中国,故斥余阙非忠”的历史故事,鼓励袁抛掉“忠君”的观念和辨明种族界限,背离清王朝来做中国的华盛顿(34)。1912年1月上旬,张謇又为袁世凯出谋画策:“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袁依计而行,一面积极逼迫清帝退位,一面向南方探询清帝退位后举其为总统“有何把握?”(35)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集团,对南京临时政府也持消极态度。12月25日,黎元洪得知各省代表会议拟举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在南京的湖北代表说:“和议未决,不宜先举总统,致后日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追悔莫及。”(36)1912年元旦,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日,他又致电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项城(袁世凯——引者注)胸怀磊落,名满天下,此次以仕清廷,未克与选,识者惜之。方期和议早成,彼此共享共和之福,人望如项城,何至不能与选?”(37)字里行间,拥袁非孙的政治立场显而易见。就连汪精卫也在南北和议期间,致电袁克定称:“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38)
        孙中山归国之初,是想要坚持革命到底的。他曾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39)但是,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下,面对革命派的涣散状态和既成的和议事实,感到无能为力。据李书城回忆说:“在议和期间,同盟会内部在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上是大有分歧的。孙先生和一部分同志,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国的大任付托给他是靠不住的;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有勇气、有决心率领南方起义将士继续战斗,趁此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必然胜利可期,此时多费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将是事半功倍的。而黄先生(指黄兴——引者注)和另一部分同志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40)孙中山所信任的胡汉民和汪精卫也都力主妥协,胡汉民在其《自传》中写道:“先生(指孙中山——引者注)始终不愿妥协,而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大抵分为三派之说。其持中国固有之宗法伦理思想者,则曰:‘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其持欧西无政府主义者,则曰: ‘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当南北争持至烈时,李石曾以长电驳诘南京政府,一若祗须清帝退位,吾人即万事不宜深问者)其仅识日本倒幕维新而不觉修正改良派社会主义之毒者,则曰:‘武装革命之时期已过,当注全力以争国会与宪法,即为巩固共和、实现民治之正轨。余集诸人意见,以陈于先生。先生于时,亦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汪精卫甚至公开质问孙中山:“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41)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开始妥协了。当袁世凯探询如清帝退位选自己为总统“有何把握”时,他公开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42)
        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袁世凯随即加紧了逼宫的步伐。但他原先坚持国体问题由国民会议解决之说,并假补充军费的名义,榨取清室内帑金,要与民军决战。现在忽然要清帝自行退位,一时难于出口。因此,他表面上仍表示要效忠清室,实则步步为营,最终使清室人其彀中。据徐世昌说:袁世凯“此时权势无与抗衡者,其左右亲昵即有以利用机会取清室而代之私议。而项城不出此者:一、袁氏世受国恩,他本人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所诟病;二、旧臣尚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羲、升允等),并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实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等脑筋;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自为,不过北方半壁,内部或仍有问题,而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展程度尚看不透。所以最初他在表面上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君主、民主,又其次乃偏重民主,最后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43)。不仅如此,袁世凯为了摆脱南京临时政府已确立的民主共和制和革命党人的约束,力图“专从清室着手”,在“清廷授权”上大做文章,以示袁政府“系由清室递嬗而来”(44)。为此,他和亲信在与外国公使的会商中,一再乞求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英国公使朱尔典当即表示袁世凯“拥有列强的信任”(45),美国公使嘉乐恒也赞许袁是“中国当代最强有力的领袖”,“找不出一个比袁更能干的人”。
        有了列强的支持,袁世凯乃着手实行他所设计的逼宫计划。他首先运动奕劻,密以退位优待条件示之,鼓吹这是替清室和满人谋安全的最好办法,革命党既不肯让步,用兵实在危险。奕勖果于1月12日将此在王公秘密会议上和盘托出,除几个少年亲贵表示反对外,大都态度消沉,议无结果。翌日,载沣访袁,叩以对于退位的意见,袁以不得要领之语敷衍了事。1月16日,他以内阁言词密奏的方式恫吓隆裕太后,极力渲染政府山穷水尽的窘境,表示如对南方继续用兵,无论兵力或是军饷都难以应付。而南方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之国之可比”,“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要隆裕太后召开皇族会议,“速定方针”,“以息兵祸而顺民心”(46)。
        御前会议于1月17日开始,除奕劻为袁世凯做说客外,贝子溥伦也提出清帝“自行逊位”,举袁为总统的主张,认为“事若果成,岂但中国之幸,抑亦皇帝之福”。但溥伟、载沣等表示反对,隆裕太后则抱着宣统皇帝边听边哭。双方争论良久,无结果而散。在此前后,一些亲贵王公为维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在有形无形中,而有一种结合,一时所指为宗社党者是也。”(47)他们打出“君主立宪维持会”的旗号,坚决反对清帝退位,声言要与袁“同归澌灭”,甚至“创议南北分立”(48),北京的空气更为紧张起来。
        1月20日,南京方面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主要有:“清帝逊位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以待遇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其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保护”;“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等等。此外,还有“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主要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皇旗私产,一律保护”;“皇族免兵役之义务”等等。但清廷仍处于犹豫不决之中,几次御前会议都未有结果。22日,孙中山针对袁世凯欲将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另于天津设立临时统一政府的阴谋,提出最后五项条件,命伍廷芳转告袁氏,同时递交各报馆披露。五项条件为:“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言>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按一、二两条即为袁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之条件。此为最后解决办法,如袁并此而不能行,则是不愿赞同民国,不愿为和平解决,如此则所有优待皇室八旗各条件,不能履行,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49)
        孙中山提出的五项条件对袁来说,无异于最后通牒,使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此时若不承认,又没有别的对付办法;若立即承认,宗社党又尚在作梗,还没有取得清帝退位的同意。于是,袁世凯又拿出看家法宝,动用北洋武力。在他的指使下,1月26日,前不久还通电“誓死反对共和”的段祺瑞、张勋等四十余名北洋将领联名电奏清政府,强硬要求“明降谕旨,宣系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50),否则将带兵入京。恰好同一天,发生了革命党人彭加珍投弹炸死良弼事件。良弼乃反对清室退位最力并掌握一定兵权的宗社党领袖,彭加珍认为将其除掉,“便可导致共和,使人民安居乐业”(51),故行此义举。良弼之死,使清王室受到极大的震动,宗社党人纷纷逃离北京,潜居天津、大连、青岛租界,余下的亲贵王公亦无不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退位。2月12日,清廷终于被迫发布退位诏书,言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52)
        清帝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的灭亡,南北和议亦随之进入尾声。不久,孙中山践约辞职,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随后,他又在列强的支持下开府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已全部落入袁世凯的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