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

2023-03-28 可可诗词网-民国史纪事 https://www.kekeshici.com

        轰动一时的皇姑屯事件,不是某个人所为,也绝非偶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东北、分裂中国的步伐,特别是推行田中义一“强硬外交”政策的直接结果。
        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之后, 日本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就开始酝酿谋杀张作霖。
        1925年11月,直奉激战之中,奉军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前线突然倒戈,率兵出山海关直取沈阳。张作霖发兵阻止,均大败而归。无奈,张作霖求助于日军出兵,才得保不败。事后, 日本人以功为荣,屡屡胁迫张作霖给予回报。“张氏不肯作日本之工具,将日本所欲得之种种特别权利,坚持不与,且又建筑打通铁路,日本以为大有妨碍于该国之利益,故决定除灭张氏,以利日本在东三省与东内蒙之计划也。”①
        1927年6月, 日本关东军制定了《关于对满蒙政策之意见》,提出要使张作霖“就既设铁路之经营及新线之敷设缔结新约”,“如若踌躇,则推举帝国认为胜任者为东三省长官,使之实现本要求”。同时,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在《关于中国时局对策之考察》的报告中,也提出要抛弃张作霖,另外寻找日本在东三省的代理人。他认为:“张作霖是个没有任何政治手腕的武夫;在中国本土没有威信,这在各政治家,各团体,各军人之间已成定论。而且他长期扶植起来的势力在东三省也是最不得人心的。”“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消长,并不像某些人的看法那样,取决于张作霖本身的兴亡。”“帝国应尽快把张作霖个人的浮沉同维护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问题,截然区别的予以考虑。”东方会议期间,许多侵华分子也主张抛弃张作霖。东方会议制定了要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或者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张作霖自然成为了绊脚石。
        1928年4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4月19日,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再次出兵山东。4月20日,关东军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提出了一个《对中国时局的意见报告》,其中提出:“我军应不失时机地将驻扎师团之主力进至山海关或锦州附近,不管两军(张作霖和蒋介石军队)之何者,均以武力阻止其进入。必要时,解除其武装后准许通过。”5月3日,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企图阻止北伐军前进。蒋介石绕过济南继续北伐。张作霖军节节后退,败局已定。
        在这种形势下, 日本内阁于5月15日、16日连续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维持满洲地方治安措施案》,采纳了关东军的意见。5月18日,日本政府分别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北京国民政府提交了《觉书》(备忘录),声称:“战乱行将波及京津地区,而满洲地方亦有受其影响之虞。维持满洲之治安最为帝国所重视;如该地区治安受扰乱,或者出现扰乱该地区治安之祸因,当发生此种事态时,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因此,当战乱发展至津、京地区,并祸及满蒙时,帝国为了维持满洲治安,必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所谓“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即不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进入东北,并解除东北军的武装②。南京国民政府和北京国民政府随即都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了强烈抗议。
        5月18日,日本关东军决定派遣第十四师团乘火车前往锦州,准备阻止败退的东北军进入东北或解除其武装。同时,调混成第四十旅团移驻奉天(沈阳),并向陆军中央部作了报告。日本陆军中央部考虑到向铁路附属地以外出动军队,属于向国外出兵,需要有“奉敕命令”。参谋总长铃木庄六与田中首相协商后,决定21日上奏天皇。于是电示关东军,向附属地以外出兵,需在21日以后。为了便于指挥,参谋长斋藤恒率关东军司令部于20日由旅顺抵达沈阳。21日晨,关东军主力已在沈阳附近集结完毕,等待“奉敕命令”。但斋藤恒等人一直焦急地等待到半夜,“奉敕命令”并未下达。22日,仍无消息。
        23日,日本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田代皖一郎抵达沈阳,传达了铃木庄六的意见,希望关东军中止出兵锦州的行动。关东军则立即电请参谋本部下令行动。但直至26日,陆军中央部正式下令关东军“中止既定方针”。
        关东军原计划等张作霖兵败后,在锦州将其“全部解除武装”,“然后再以赤手空拳的张作霖为对手”,一举解决日本在满蒙的“权益问题”。失去这个机会,张作霖转危为安,以后日本再想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或者武力解决“满蒙问题”都是十分困难的。于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决定暗杀张作霖。
        关东军原想让日本华北驻军杀掉张作霖,但华北驻军认为事关重大,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故而不同意此计划。关东军只好派人在北京观察张作霖行踪。在得知张作霖行将败退回关外后,将张作霖的行程密告关东军总部。
        关东军随后即选择暗杀张作霖地点。最初选定在新民以东的辽河铁桥上,但派人侦察后发现,铁桥被奉军严密防守,不易下手。于是,关东军又将地点选定在皇姑屯附近京奉线与满铁线交叉点的三洞桥。因为,此地有满铁线经过, 日本军人出入此地,不易引人注意。在交叉点南边,有一个日军的监视哨所,便于观察周围动静。地点选定后,关东军为防留下日军暗杀张作霖的把柄,决定用炸药炸车的方法袭击张作霖的专列。
        为了准确掌握张作霖回沈阳的情况,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除派竹下义晴参谋赴京,同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一起进行侦察外,还派遣石野芳男大尉前往山海关。石野的任务是用无线电将张作霖专列通过的情况随时报告。由于站台与岔线的关系,新民以东不能更改列车编组,所以河本又派神田泰之助、武田丈夫两中尉前往新民,确定张作霖专列到达后的情况。
        6月1日,竹下参谋密电河本,称张作霖将于6月3日由北京出发,当晚11点左右抵达沈阳。接到情报后,河本令工兵于2日晚在京奉和满铁交叉点陆桥中间的一个花岗岩桥墩上,安放了至少200多公斤黄色炸药,拉线开关安装在三洞桥南日本警备队的一所瞭望台上。为防万一爆炸不成, 日军还在京奉线上安置了两条脱轨器,以使张作霖专列脱轨,脱轨器由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负责。虽然根据中日间协议,南满与北宁铁路交叉点上方的南满铁路归日军警备,下方的铁路由中国军队警备。但此时, 日军阴谋准备就绪后,三洞桥“由日军严重警备,禁止所有华兵入内警备中国路线,任何人等,非携有日军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不得通过”③。
        考虑到将来日本军部有可能追查责任,河本还事先就伪造好一个假现场。他们收买了两名中国无业游民,将事先准备好的栽赃信件交给他们,然后带他们到三洞桥现场,在每一个人身上放了两枚苏制炸弹后将他们活活刺死。以后,日本人据此造谣,称皇姑屯事件系由南京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所为。
        张作霖在返回关外前几天,曾接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密电,称奉天“老道口,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防备。”④张作霖担心自己的安全,遂“故布疑阵”,先是宣布6月1日返回奉天,后又改在2日,最后3日才离开北京。
        2日,张作霖发表通电,声称:“二十年膺兹艰巨,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之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所有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摄理,军务归各军团长分别负责,此后政治问题,悉听国民裁决。”⑤表达了一副悲天悯人的爱民姿态。
        离京前夕, 日本驻京公使芳泽谦吉曾要求张作霖在一个密约上签字,张作霖拒不接见。张作霖在办公厅高声叫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⑥
        6月3日1时15分,在压道车的前引下,张作霖专车由北京开出。京奉沿线,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张作霖坐的包车是当年慈禧太后用的花车,包括前后车头共20节。与张作霖一起乘车的有靳雲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德惠、于国翰、阎泽博、张作霖的六太太和三公子张学曾、 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和仪我诚也等人,加上大帅府人员和卫队。一行可谓浩浩荡荡。到达天津时,潘复、靳雲鹏、町野武马等人下车。午后,专列抵达山海关,专程来欢迎张作霖的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上车陪同张作霖返奉。
        当河本接到在新民侦察的神田泰之助和武田丈夫报告张作霖专列到达后,曾因为列车到达三洞桥时天已大亮,暗杀计划有可能暴露而犹豫。但在征求部下意见后,河本最终下定决心干掉张作霖。
        6月4日晨5时30分,当张作霖专列轰鸣着穿过三洞桥的瞬间,东宫铁男按下了电钮。强烈的爆炸声中,陆桥被炸塌,专列的四节车厢被炸毁,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身受重伤。闻讯赶到的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急令将张作霖抬到自己的车上驶回大元帅府。当天上午9时30分,一代枭雄张作霖不治毙命。
        本来, 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的真正用意,并不只是要干掉张作霖,而是要借张作霖突然死亡、东北军群龙无首之际,挑起社会动乱,然后乘乱出兵,以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皇姑屯爆炸后,日本关东军挑动日本侨民在奉天城内几处引爆炸弹,制造动荡局面,以便给日本出兵寻找借口。
        张作霖被炸死后,为稳定局势,东北当局一面秘不发丧,对外电称:“府座回奉,车经南满路老道口,忽有炸弹爆发,极峰受有微伤,精神尚好。同行诸公,亦有受伤者。”⑦一面立即实情电告在北京的张学良。张学良立即化装潜回沈阳,主持东北大局。随后,东北当局才发布张作霖去世消息,宣称:“张大元帅雨亭公于六月二十一日子时薨逝。”⑧这一安排极为沉稳、机智,使日本关东军由于不知确切消息而丧失了扩大动乱进而出兵占领东北的机会。
        随着报纸的不断披露,皇姑屯事件的真相慢慢为人所知。关东军从此事件中没有得到好处,反而成为国内外的众矢之的。日本政界围绕着此事件,对田中内阁形成巨大压力。9月22日,田中首相不得不指示,由各方代表组成“炸死张作霖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搜集情报和证据。然而,日本政界对于事件真相的态度极为矛盾,元老西园寺公望强烈要求田中首相严惩肇事者,而军界要人则以公布真相会损害日本军队声誉为由极力主张淡化处理。田中内阁意见也不一致,最终导致田中内阁于1929年7月1日倒台。
        7月1日当天,日本军部宣布给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停职处分,给关东军参谋长斋滕恒少将及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警告处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编入预备役,另派英太郎中将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但宣布这一处分决定时,日本政府仍然声称皇姑屯事件与日本关东军无关,只是由于关东军警备大意造成的。显然,日本政府是有意包庇关东军所作所为。
        皇姑屯事件后,东北局势变得复杂起来,张学良主持东北大局不久,就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从而粉碎了日本妄图分裂东北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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