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抗战进入相对稳定而又困难的相持阶段之后,国民政府针对共产党势力及其思想的广泛扩展和以汪精卫等为首的汉奸集团聚众投敌、兜售其奸、助纣为虐,甘做顺民的现象在政治思想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
        抗战以来,随着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壮大,国民党在华北敌后的政治日益失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业已表现出向南推进的趋势。国民党在不可能像抗战开始时提出控制共产党军队和合并共产党问题的情况下,除继续采取军事压迫的策略之外,更注重从政治思想方面限制其发展,使其逐渐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上自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下至无知无识为油盐酱醋之蝇头小利所驱使的苦力农夫,甘为汉奸者,数目惊人。这些人不顾民族大义投敌叛国,卖友求荣,严重摇撼了中华民族的抗敌精神。为加强民众动员,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也为强化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削弱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国民党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议上作了《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的政治报告,报告指出:“今日问题,只要我国不授敌以可乘之隙,就是最后胜利确有保障。什么是授敌以隙呢?我若精神受其威胁,意志为所动摇,自甘屈服,急于妥协,那就是敌人所大欲。”“精神一被胁制,局势立即变迁。”“屈辱条约一经签订,主奴名分随之确立,这样就无异于牺牲我们世世子孙未来的生命,反而去救了敌国的危亡!”①蒋介石在《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党务报告中则强调以“三民主义党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智仁勇”的“党德”来对抗生气勃勃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新思潮。五中全会宣言也强调了“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得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生存,故必保持中国民族真诚纯一之精神,而后国家之基础始能永固”。“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今之后期抗战,实为吾国与日本军阀最后成败之决赛,举凡前方后方,尤其在被占区域或邻近战区之军民,一切思想行动,苟不能严加反省,严加检举,严加改正,以其能力自由生命完全贡献于国家,增加反攻之力量,则无数先烈牺牲奋斗之成绩,固功亏一篑”。②国民党五中全会认为其过去偏重城市而忽视乡村,致使广大农民群众为“异说所乘”,确定今后以乡村为发展组织与宣传的主要对象,“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③在战区和敌后要特别注意。会议还根据前后方民众未能普遍尽到抗战锄奸的最低任务和聚众迎敌,甘做顺民的现象,通过了《国民抗敌公约案》,要求在进行团结抗战宣传的同时,由各机关、学校、保甲等组织全民进行宣誓,每个宣誓人要在誓约上签名画押,然后送县政府备案,宣誓后如有背誓行为,由人民检举,呈请政府依法治罪。公约誓词为:“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发誓遵守抗敌公约,不做汉奸。”④誓约为:不做敌国顺民;不参加伪组织;不做敌军官兵;不为敌人带路;不为敌人侦探;不为敌人做工;不用敌人纸币;不买敌人货物;不卖粮食及一切物品给敌人九项。蒋介石的报告和《国民抗敌公约案》等议案的通过成为国民政府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先声。
        1939年2月12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开幕,蒋介石取代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出任议长并致开幕词。他提出:第一期抗战是精神与物质并重,第二期抗战则精神重于物质,要以“精神为主,物质为用”。他又说:“最近敌人侧重政治的舞弄,捏造事实,离间国人,无非先要制服我们的精神,分解我们的精神,然后来征服我们整个民族。”⑤为打破敌人的阴谋,要特别注重精神的抵抗力,要动员全国的精神和意志,以有组织的精神,发挥有组织的人力,利用有组织的物质,扫荡暴敌,树立战后建国的“永久基础”。蒋介石提议“强化精神,集中精神”,领导全国精神总动员作为本次会议的中心任务。20日,蒋介石在此次国民参政会第八次会议上代表国民政府宣读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获得全体参政员一致通过。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陶百川等人提出的《请建议政府领导民众举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运动以培养抗战精神发挥抗战力量案》,该提案要求由国民政府制定“国民抗敌公约”约文誓词和宣誓办法,通令全国,一体举行宣誓仪式。宣誓以乡镇(联保)或保为单位,在政府规定日期召集户长举行宣誓大会,由户长代表全家老幼宣誓,并在誓约上签名画押,再由乡镇长送县政府备案。誓词誓约全文由县政府翻印,分发住户,贴于墙上,父诫其子,兄诫其弟,妇诫其夫,亲戚朋友,互相告诫,切实遵守。如有背约行为,由人民检举,呈请政府依法治罪。提案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抗敌公约案》之誓词和誓约略有增删。其誓词改为:“遵守‘国民抗敌公约’,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尽心竭力,报效国家,倘有背誓行为,愿受政府处分。”誓约补充3条,共计12条,即(1)不违背三民主义;(2)不违背政府法令;(3)不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4)不做汉奸和敌国的顺民;(5)不参加汉奸组织;(6)不做敌军和汉奸的官兵;(7)不替敌人和汉奸带路;(8)不替敌人和汉奸探听消息;(9)不替敌人和汉奸做工;(10)不用敌人和汉奸银行的钞票;(11)不买敌人的货物;(12)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和汉奸。⑥蒋介石决定采用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原文,定名为“国民公约”,并以国民宣誓遵行公约为国民精神总动员最具体的入手办法,特订入《纲领》实施办法之内,俾全国国民一致实行。
        3月12日,国民政府在孙中山先生逝世14周年纪念日正式决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自兼会长,张群任秘书长,并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和《国民公约》及其《誓词》。《实施办法》规定中央、省(市)、县分别组织动员委员会,从5月1日起一律开始举行国民月会。在中央,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精神总动会,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任会长,行政院院长任副会长,中央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组织部、社会部、经济部、宣传部、教育部、政治部及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等九人为会员;精神总动员会每两周开会一次,决定事项,审定计划,考核工作及督导各级主管精神总动员机关的实施。各省(市)动员委员会为省(市)精神总动员执行机关,每周开会一次,其性质与中央精神总动员会相同;每月召开全省(市)精神总动员会议一次,说明精神总动员的重要性、实施步骤及月会办法;各省(市)设精神总动员协会,由精神总动员委员会聘请公正人士及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干人员组成,协助精神总动员委员会,领导人民实行精神总动员。各县动员委员会为县精神总动员执行机关,每周开会一次,其性质是研究执行、指导考核与改进;各县动员委员会设督导员和视察员进行循环督导和考核。《国民月会办法大纲》规定同甲成年男女每月15日上午集会一次,同业公会、机关、学校、每月1日上午集会一次,由集会主席宣讲《纲领》内容,带领会员朗读《国民公约》及《誓词》;月会主席在校为校长,在甲为甲长,在业为领袖,在机关为主管人,在宗族为族长,在其他自动约集则自由推定;月会督导人为当地国民党党部人员、地方行政人员、校长、教师及地方公正人士。同日,蒋介石向军委会侍从室发出手令:“通令全国前后方及游击区全体官兵与民众,一律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与宣誓国民公约。”⑦并发表《为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国同胞书》,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系“建军建国克敌制胜之基本”,“务当表里贯彻,切勿视同寻常”。⑧自此,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拉开帷幕。国统区上上下下宣传“国民公约”的八股之风,颇盛一时。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共分绪论、共同目标、救国道德、建国信仰、精神改造、动员领导、动员实施以及结论八个部分,其再次展示了国民政府抗日与反共的二重立场。《纲领》指出:“敌人今日,已知军事力量不足以屈服吾人而达其速决之目的,故其最近计划,乃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吾人之意志,威胁吾人之精神。”故“今日之所宜致力者,尤当注重于精神之振作与集中”,“非提高吾全国国民坚强不屈之精神,不足以克服艰危而打破敌人精神制胜之毒计”。检讨过去,物质条件欠缺固甚明显,精神条件之未备尤难讳言,“基础之团结虽立,而精神之统一未臻,忠勇奋发之表现虽所在多有,而颓废散漫之状态亦同时并存,组织之懈弛,基础之薄弱,如是之国民精神,何堪负荷国家兴亡之巨任,鉴往察来,不能不认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实施,为今日当务之急”。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要“集中其一切意识思维智慧与精神力量于一个方向”,它不仅是打败日本的需要,“尤在于努力抗战之中树立战后建国之永久基础”。“抗战前途,国族命运,成败安危,实均系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之一举”。这个运动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即“民族生存应先于一切,国家生存尤应先于一切”,“国家民族的利益应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即国家民族的最大利益为军事利益,“国民一切之思想行动,均应绝对受国家民族军事利益之支配”,“国民必须确立必胜的信念,达到最后胜利的目标,且竭其全部之知能与全部之时间精力以求取军事之胜利”。“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即国民全体的思想“绝对统一集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两义之下,不容其分歧及怀疑,不用作其他空想空论”,“专心一致为国家民族军事利益而奋斗”。为了保障三大目标的贯彻执行, 《纲领》确定全体国民的救国道德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强调“八德”中“最根本者为忠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而“忠于国家”的先决条件是“军令政令之绝对统一”, “万不可稍萌涣散或违背法纪,以减弱国家之权威”。《纲领》还确定全体国民的建国信仰,即中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为此,要对国民进行“精神之改造”,即改正“醉生梦死之生活”,革除“苟且偷生之习性”,打破“自私自利之企图”,纠正“纷歧错杂之思想”,养成“奋发蓬勃之朝气”。《纲领》对纠正“纷歧错杂之思想”作了特别说明,指出全国之思想与言论“若任其杂然并存,势必导民志于纷歧,贻战事于不利”,故全国国民应“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不鼓吹越逾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一切思想言论,悉以此为准绳,有违此义,则一体纠绳,共同摈绝”。⑨所谓的“纷歧错杂思想”,其指向十分明显,主要是针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从蒋介石在1941年4月1日关于《党员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之责任》一文中得充实。蒋指出:“军事的力量无论怎样雄厚,不能消灭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我们要求得全国真正的统一,只有从全国舆论和心理上来努力,使他们在理论上、思想上彻底觉悟,”“而后一切荒谬的宣传与恶意的煽动,都无所施其技”,“共党的野心就不难摧破,其阴谋就不难抑制”。⑩《纲领》规定“动员领导”首先由国民党党员、政府公务人员、军人、各界领袖、青年率先实行精神总动员,以倡导一般国民。实施主体为国民党党部、政府机关、军事机关、社会团体及家庭等几个方面。总动员推行负责主干人物,在政府与部队为各级长官,在家庭为家长,在学校为校长和教员,在团体为会长,在报馆杂志为主笔,在县区与乡村为县长乡长保甲长。实施步骤为拟定计划、利用固有团体、注意联络进行、贯彻所属分子。实施工作按照性质分为宣传与创导、训练与改进、督促与规劝、研究与推行四种。实施事项分五个方面:(1)关于改进生活者为整饬国民之日常生活,取缔一切不当娱乐;禁绝奢侈虚糜及一切无谓浪费;限制消费减少奢侈品输入;劝导国民减低生活水准,实行普遍的紧缩。(2)关于革除恶习者为宣传敌人政略战略失败与我军愈战愈强之实情;检举一切游闲怠惰分子,强制战时服务;肃清对国际上的依赖心及侥幸心和中途妥协的幻想。(3)关于打破不良企图者为切实肃清贪污;鼓励国民毁家纾难,以个人财产捐助战费;收集一切军需物资,贡献国家;切实推行以精神或物质贡献国家之各种运动。(4)关于养成朝气者为爱惜光阴、人力、物力;扩大战时生产,增进全国的工作时间与效率;组织和训练民众并予以适当的战时工作分配。(5)关于纠正思想者为整饬民众团体组织及其训练;统一文化团体组织及其工作方针;取缔有碍抗战的论争及非法活动;纠正各种报章刊物的言论倾向。《纲领》最后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抗战制胜的主要条件,救国建国的最新武器。从《纲领》内容可以看出,国民精神总动员是国民党“新生活运动”在抗战时期的延续,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在全民中的扩展。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二重性给予了客观的评价,指出其坚持抗战和坚持反共的两面性,对其积极的一面予以支持,对其消极的一面予以揭露批判。4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同志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人民参加这一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三大目标作了正确的阐述。指出:“把日寇完全逐出我们国土之外,没有与之妥协的余地,”是为“国家至上”;“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是为“民族至上”。“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抗战”,是为“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惟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的”。那些“不明大义之人”,“企图以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来代替和掩盖全国家全民族的利益”,制造反共阴谋,是反对“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同胞“无情指责一切不顾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之徒的罪行”,“对于这些败类给予应得的制裁”。(11)此文件指出“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是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牺牲,在全国人民中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厉行国民党精神总动员的基本内容。文件还提出了真假三民主义问题,强调要动员共产党人和全国同胞为揭穿假三民主义,实施真三民主义而奋斗。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有力地回击了蒋介石借国民精神总动员进行反共的企图。
        1939年5月1日,国民精神总动员开始在全国实施,各地同时举行国民月会。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讲,强调了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意义和决心,希望国人以共同团结精神粉碎敌人侵略政策,实现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大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联合纪念会上发表《怎样实行精神总动员》的演讲,他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要集结全国的国民精神,在一个简单共同目标下面,使全国的国民,对于自身,都能够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于国家都能够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并且要使每一个国民都能够根据这个同一的道德和同一的信仰,来替国家民族一致奋斗牺牲的意思”。(12)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指出: “精神总动员的究竟意义,是求精神物质之均衡的配备与扩展,使能符合于军事胜利之决定条件。”(13)
        同一天,延安各界举行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大会,毛泽东作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他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汉奸集团十分猖獗, 日本正在动员全部力量来灭亡全中国,汪精卫集团正在帮助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活动,进行“倒蒋反共”活动,并正在组建一个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府。所以,“我们要在全国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四万万五千万人大家团结起来,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汉奸,反对汪精卫,反对托派,反对一切狐群狗党,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要把我们的战争打到底,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14)他再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大目标的正确解释,明确了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说明了抗战建国的总方针即真三民主义,批评了“那些口讲而手不做”的假三民主义者,号召全国国民为实现真三民主义而奋斗到底。
        国民政府于1939年上半年发动的这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首先它始于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和日本政略谋略攻势进一步加强,蒋介石表示继续抗战“到底”的时刻,具有注重政治动员,在思想上准备进行长期抗战的一面;同时它又始于国民党“防共、限共、溶共”的时刻,具有针对共产党势力壮大和共产主义思想广泛扩展的一面。因此,所谓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只不过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混合体”,绝不会将国民的精神真正动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