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政治冤狱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各方面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要求立即将沈钧儒等人宣布无罪释放。
        11月24日,全救会发表《紧急宣言》说:“将救亡领袖的无辜加以逮捕,实在是一种对于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一种公开的无理摧残!在这日帝国主义进攻绥远的今天,更完全是一种在客观上助长敌人势力的行动。”表示:“救国会的人士既以身许国,决不是逮捕等等足以阻遏其志愿的。如果当局不愿让人民救国,一定要人民做垂手听命的顺民、亡国奴,那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也都一定会自动起来争取他们的生存权利的!”^[1]同日,全救会还发表紧急通电,提出政府当局逮捕七领袖,“实出意外,敝会现除仍决继续工作,率全国救国民众为诸领袖作后盾,并要求当局将此案公开审判,将领袖立即释放外,尚望全国各界人士,各公团,凭正义,凭良心,一致主持公道,加以援助”^[2]。27日又发表《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对上海市当局于25日正式公布所谓“救国会为非法组织,勾结共产党,破坏人民对政府之信仰”,以及“鼓动罢工风潮,阴谋捣乱治安”等罪名作了驳复,指出:“此次敝会七领袖于一无罪证之情形下,即为市公安局会同英法租界捕房所逮捕,于法律上言之实为非法;就领袖本身言之,实为无辜”,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诸领袖^[3]。
        《救亡情报》同时发表《勿为仇者所快》的社评,指出:“自七领袖被捕事发生后,上海的日文报纸就满载了幸灾乐祸的消息,并有宋庆龄先生亦已被捕的消息传来。从日本人这种兴高采烈的神气间,我们当然可以看出,当局这一次的将七领袖加以逮捕,是如何地满足了日人的要求,以及如何地在客观上帮助了日帝国主义者。”^[4]要求立即释放救亡阵线领袖,公开保护救国运动,开放民众组织。
        沈钧儒等被捕的当天,宋庆龄即委托孙科带函给冯玉祥,请他进行营救。她在信中对沈等无辜被捕表示“殊为愤慨”,并说:“我国东北失地几及六省,而绥远战事又已爆发,国难严重至此,正国民急应奋起救国之时,章先生等系救国会办事人,救国为全国国民责任,岂救国者即为共产党乎?”^[5]冯玉祥复函宋庆龄,称已与孙科共同设法营救,并已去电蒋介石请其早日释放。26日,宋庆龄还在一项抗议声明中表示“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并指出:“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请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罢!”^[6]12月初,宋庆龄还介绍章乃器、邹韬奋等的家属去南京找冯玉祥,商讨营救办法^[7]。
        24日,冯玉祥找陈立夫谈话,提出让“七位来南京大家谈谈为好,以免自己对立。”陈立夫提出:“一、维持政府威信;二、中央不便与地方不一致”,实即不同意。冯认为“是即是非即非为好”^[8],并说:“保持中央威信,我对此六字听了即头疼,即讨厌,为什么说的人很有意思,真是不解了。”^[9]杜重远24日、25日连续几次去见冯玉祥,商量营救事,据冯在日记记载:“见杜重远先生,为七位被捕事,说得很详细。”“见杜先生于铁道部,谈些如何营救七位之事。”“见杜先生谈沈、章先生之事久之。”^[10]杜重远还和黄炎培商量营救对策。据黄炎培日记记载:“11月23日,夜四时,得卫玉、重远电话,知救国会沈衡山、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被捕。”“27日,访重远长谈,知廿二夜沈衡山、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被捕以来情况。”“28日,重远来。”^[11]12月2日,胡愈之、徐伯昕也到黄炎培处研究营救事,是日黄在日记有如下记载:“八时半,胡愈之、徐伯昕到职社商六君子事,沈、章、邹、李、王、沙。”^[12]
        11月30日,马相伯致电冯玉祥说:沈钧儒等“其血心爱国,人人钦仰,视东北义勇军有过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杀一不义,虽得天下,文武不为。今学生爱国,罪以共党;人民爱国,罪以共党,至沈君等数人以民胞物与之心则有之,以苏俄为心,窃可以首领保其无也,幸我将军有以体恤之。”^[13]随后,马相伯还和何香凝、宋庆龄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名义,联名发表《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再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政府和救国阵线间的挑拨离间和政府的无理迫害,并重申:“我们的立场是要求全国人民,不问党派,不问信仰,不问地位,实行真正的精诚团结,停止一切内争,立即对日抗战,求得中国之自由和平等。”“救国阵线的立场始终没有变更过,而且今后也决不会变更。”^[14]
        为了声援沈钧儒等爱国领袖,冯玉祥、于右任在南京发起征集十万人签名营救运动,“以表示民意所依而促南京最高当局之觉悟”^[15]。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中华》报和《救国时报》也著文抨击国民党对救国运动的摧残,认为逮捕救国领袖,“实为全国人民所痛心疾首的。全国人民决不会为南京政府的爱国有罪政策所威胁而坐视中国的灭亡,必须再接再厉,前仆后继,来发展正在开展着的全国救亡运动。”^[16]全救会“努力从事救国之宣传与救国运动之组织,号召全民团结,一致对外,近来我海内外同胞的救国运动之进展,该会实具有巨大推动与赞助之功”,号召海内外救国团体和同胞一致行动起来,反对南京政府“爱国有罪的暴政”,援救爱国领袖,争取救国自由^[17]。
        为了援救被捕入狱的救国领袖,上海成立了后援会,表示“要把这个事变,广泛的传播,大家起来援助我们的领袖,挽救我们的国家”^[18]。上海实业界领袖穆藕初等发起援救爱国七领袖运动,获得上海各界的签署赞成。夏丏尊、史国纲、杨卫玉等一些文教界知名人士也著文要求迅速恢复沈钧儒等人的自由:“吾人以为政府当局对于文化界应存爱护之念。”“沈君等六人均为当今才士,倘获早日恢复自由,俾在政府指导之下,献身民族复兴运动,为御侮前敌增加一分人力,亦即为国家民族保全一分元气,此则吾人所馨香祷祝者也。”^[19]沈钧儒等在公安局羁押期间,上海各界人士前往探视慰问者络绎不绝,每日以百计,11月31日一天即有二百余人^[20],这对沈等也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救国领袖被捕消息传到北平后,平津文化教育界迅速作出反应。许寿裳、许德珩、张东荪、张申府等109位知名人士于24日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国难严重,端赖合作御侮,不容再事萁豆之争。章等热心救亡,全国景仰,敢请即日完全开释,勿再拘传,以慰群情,共赴国难为幸。”^[21]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援救办法,当经议决:一、停课二日,以示对被捕诸领袖声援;二、由清华、燕京、北平、中国等十五所大学各推派代表二人,组成请愿队,代表北平学生界赴京请愿,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领袖,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勿中敌人挑拨奸计^[22]。
        天津《益世报》发表题为《算外账莫算内账》的社论,认为逮捕沈钧儒等人,给了人们“一个深刻的刺激”。“中国到了今日,内账外账绝无同时清算的机会。合作御侮,方有生机;萁豆相残,同归于尽。”^[23]
        11月26日在成都春熙路青年会小礼堂召开各界声讨国民党镇压救亡运动、声援七领袖的群众大会,并筹备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会上,车耀先慷慨激昂,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的倒行逆施^[24]。广州各界于11月27日举行反日群众大会,反对压迫救国运动,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广州各大学教授洪深、尚仲衣、林励儒等四十余人亦联名电请政府释放各救国领袖^[25]。此外,广西、山东等各救国团体亦开展了营救运动。
        国民党逮捕爱国领袖也引起一些党政上层人士的不满。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烈钧、石瑛、蔡元培等二十余人联名致电在洛阳的蒋介石,表示对此事应“郑重处理”^[26]。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致电林森说:“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被捕,闻讯不胜骇异!现当绥战紧张,敌寇进迫愈急,民气激昂,正为发动全国抗战绝好时机,岂可有此违反民意之举动。恳即严令释放,并开放救国运动,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27]广西实力派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致电冯玉祥、孙科、居正等:“当此日人主使匪伪侵我绥东,全国舆情极端愤慨之时,政府对爱国运动,似不应予以压迫。……且沈钧儒等七人,平时或主教育,或主言论,其为爱国志士,久为世人所公认,如政府加以逮捕,足使全国志士寒心。”^[28]
        “七君子”事件在海外华侨和国际人士间也引起了很大反响,旅居欧洲、美国和东南亚各国华侨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杜威、罗素、孟禄等都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恢复沈钧儒等人的自由。杜威、爱因斯坦等十六位著名科学家和教授致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电说:“中国处境困难,至表同情。我们以中国朋友的资格,同情联合及言论结社自由,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的消息传到美国,闻者至感不安,同人尤严重关怀。”^[29]英国中国人民之友社的罗素等在援救电中说:“中国人民的朋友们对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们之被捕,非常关怀。我们相信,这种逮捕是由日本主使,因为日本害怕中国的统一与自由,我们希望立即释放被捕的抗日志士。”^[30]
        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巴黎中国学生会、旅法华工总会联名致电南京政府:“日寇攻绥方急,正应团结抗日,何乃自毁长城!望速释放,以示政府救国之诚。”^[31]留英中国学生抗日会的电文指出:“若主张抗日即为共党,主张联合即为危害民国,则全中国国民皆应为政府阶下之囚,罪亦不在此数人。”^[32]旅美侨胞致电说:“国难日亟,正宜全国一致抗敌,乃今自毁长城,不胜惶惑。盼立释七领袖,并惩办陷害主犯。”^[33]旅美华侨柳无垢、陈其瑗、刘维炽、冀朝鼎等三百余人还发表告海外同胞书,认为沈钧儒、章乃器等“奔走呼号,目的纯在抗日救国,不仅得全国人民之敬佩,且得全世界之同情。抗日救国不仅我全国同胞之公意,亦我全国人民之天职。若谓沈、章诸先生有罪,是我四万万同胞均为有罪也”。并指出:“吾人久读救国联合会及沈、章诸先生之文字,他等主张民族解放斗争则有之,煽动阶级斗争则无有;主张督促政府抗日则有之,主张推翻政府则无有;主张援助上海日纱厂工友罢工则有之,煽动总罢工则绝对无有。……至所谓‘勾结赤匪,煽动阶级斗争’云云,均系上海市政府之恶意宣传。”^[34]要求立即释放七领袖,实行对日抗战,保障人民救国运动。此外新加坡等地华侨亦有相同的表示。
        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营救“七君子”也作了努力,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详见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