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在中国占领区建立的第一个伪政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通过武力大量侵占中国领土,企图把新占领区视作满洲国第二以便实施长久统治。1937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在《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明确提出:“解决华北问题的目标,在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1]与此同时,它又把伪满洲国作为向中国大陆侵略扩张的重要基地。为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维持伪满洲国的稳定,日本政府通过关东军加紧在该地区实施殖民统治。在政治上,日本顾问对伪满洲国各级机构的控制逐步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思想文化上,日军则进一步贯彻以亲日反共为中心的奴化宣传。
        关东军是日本控制中国东北占领区的总代表。“九一八”事变后,它为了欺骗沦陷区内的中国民众和国际舆论,炮制出伪满洲国,让晚清末代废帝溥仪出面当傀儡。日本内阁在溥仪上台之际即制订《支那问题处理方针要纲》、《与满蒙新国家成立相应之对外关系处理要纲》等文件,明确规定伪满洲国“要使日本人成为领导骨干”,“为了贯彻帝国有关满蒙的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制机关”;“为了在外交上和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少数日本人作为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2]。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控制,首先是控制溥仪。按照伪满组织法,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三项大权,还能统帅三军,颁布“紧急训令”,有权大赦、特赦。实际上,这些权力并不属于溥仪,而是归关东军所有。关东军曾在一篇题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与协和会的本质》的文件中,这样阐述日满之间的关系:“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己心,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满洲国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3]
        关东军对伪满洲国元首溥仪的控制,主要采用“内部指导”的方式。表面上,溥仪是伪满洲国皇帝,但他的一切活动必须听从关东军的摆布,关东军的意见通过设在皇帝身边的常驻代表转达。陆军中佐吉冈安直曾连任十年代表,直到日本战败为止。他因控制溥仪有功,官阶跃升至陆军中将,但在关东军司令部开始时只挂了参谋头衔。至1940年,才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的专用头衔。从外表看,吉冈对溥仪及其家眷照料甚殷,但遇到重大问题时却骤然变脸,以关东军代表的身份迫使溥仪服从自己的意见。溥仪曾这样说:“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4]。
        伪满洲国政府各部门大权,更完全由日本人操纵。早在1933年8月,日本内阁即制订如下指导方针:“对满洲国的指导,按照现在的体制,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进行。”^[5]根据此方针,关东军一开始即向伪满政府派遣了大批官吏,控制国务院总务厅等重要部门。国务院各部,原设置总务司,由日本人任司长。1937年实行机构改革,各部撤销总务司,改设官房,同时在各部大臣之下设置日本人次长。从此,日籍次长一手包揽各部重大事务。按照惯例,伪满国务院每周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审议重要国务。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摆样子的会议,真正的“国务”全由日本人决定。日籍总务厅长官于每星期二召开各部日籍次长参加的定期会议,通常被称为“火曜会”,有时关东军参谋部也派员参加。这个会议因反映了关东军的意见,所以各项决定都是伪满洲国的最高决策。会上作出的决定,有的拿到国务会议上过个场,有的则直接交有关部门执行。
        对于伪满洲国的地方机构,关东军同样采用委派日本人官吏的办法进行控制。各省设置总务厅,县级设参事官和指导官,这些官员全由日本人担任。从1937年年底开始,各省设次长,县设副县长,以同中央官制的改革相一致。为对中国东北占领区实行长期而有效的统治,关东军还采用分而治之的方针,具体做法是把原有的省分割成几个小省,以削弱地方势力。另外,还把原东北四省境内的蒙古盟旗单独划出,以兴安岭这个山脉为名,分成东、西、南、北四省。至1941年,伪满全境竟设置了18个省、17个都市^[6]。
        为维持占领区的统治,关东军还通过伪满政府,不断增强军警宪特的力量,以配合自身对中国民众实施的残酷镇压。伪满洲国建立之初,日本曾在《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中确定,伪满军的总兵力不超过6万人。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关东军兵力大量被调用,内部日益空虚,于是大量扩充伪满军队以填补空缺。1940年4月,伪满洲国公布《国兵法》,把原来的募兵制改为征兵制,规定新兵从年满19岁的青年中征集,服役期限三年。从此,伪满军的兵力迅速增加,至1945年日本战败时已达15万人,大大超出原先规定。伪满的宪兵从1934年设立后也迅速扩大,1937年改编成宪兵总团,人数超过2000名。
        为对统治区民众实施法西斯高压统治,在关东军直接策划下,伪满洲国设立了庞大的警察机构。伪满民政部设立警务司,各省设警察厅,各县设警务局,基层有警察署和警察分驻所或派出所。这套机构,全部由日本人控制。1937年底,根据日本侵华战争日益扩大的需要,警务司划归治安部管辖,警察承担的任务也扩大至配合军队维持地方治安。伪满的警察,根据不同需要,可分为许多种类:如保安警察,以对付抗日游击队的武装反抗为主,配有强大火力;特务警察,以对付中共地下抗日宣传为主,强调研究侦破的策略;经济警察,以保护各种物资和资源为主,会同经济部门,设立各种关卡,查处经济案件^[7]。
        日满军警机关除对伪满境内爱国民众实施血腥的武装镇压以外,还在政治上进行各种迫害。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形势的恶化,这种迫害也日益加剧。1941年12月,伪满政府颁布《治安维持法》,其中规定:凡以变革国体为目的之团体的组织者、参与者、指挥者,以否定国体或从事可能有损建国神庙及帝室尊严事情为目的之团体的组织者、谋划者、指导者等,都要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8]。该法规严厉而又空泛,致使大批无辜民众惨遭酷刑或被杀害。1943年又颁布《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两项法规。前者规定,可以把“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人”,送进“矫正辅导院”,一面进行“精神训练”,一面强制服劳役。后者规定,对可能犯有政治罪的人,实行“预防拘禁”,同时也施以劳役^[9]。根据这两项“莫须有”的法令,日满军警可以任意给普通民众戴上一顶“有犯罪可能”的帽子,然后把他投入监狱。
        除利用国家机器对占领区民众实行高压统治之外,日满当局还将法西斯组织“协和会”当作殖民统治的另一个工具。“协和会”于1932年7月正式宣告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溥仪任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任名誉顾问。“协和会”的前身是满洲青年联盟雄峰会。该组织骨干是活跃在东北地区的一小撮日本法西斯分子,其中大部分是满铁成员,他们是网罗汉奸、制造伪满洲国的急先锋。“九·一八”事变后,专门在占领区内拼凑县一级伪政权的所谓自治指导部,主要就由这批人组成。伪满洲国成立后,自治指导部的部分成员进入各级政权机关,另一部分人员则开始筹划建立“统一国民思想,进行思想战的全满统一的国民组织”。几经商议,决定成立满洲国协和会。这是一个御用机构,活动费用全部由伪满洲国政府提供,总部亦设在伪满国务院内。“协和会”的组织机构分为中央事务局、地方事务局和办事处三级。该组织的势力迅速向各地渗透,会员也日益增多,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在县、旗、市所设的本部机关有几百个,分会有2700余,会员总数达到80万。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该会一面继续扩充势力,同时紧密配合日本国策,大力宣传所谓“圣战之真实意义”,发起各种运动^[10]。
        关于该会的性质和作用,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曾这样评介:“协和会作为与满洲国同时产生的国家团体,它无限地维护建国精神,训练国民,努力实现其理想,以便成为唯一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组织。……因此,协和会既非政府的附属机构,也非与之对立的机构,而是政府的精神母体。满洲国政府作为以建国精神即协和会精神组成的机关,其官吏应当是协和会精神最高最热烈的体现者。”^[11]关东军将它视作与伪满政府并列的机关,可见“协和会”在辅佐关东军实行殖民统治中所起的作用。
        “协和会”的骨干是一批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是协助日伪军警进行大屠杀的别动队。起初它配合关东军围剿抗日武装,以后逐步把反共作为工作重点。“协和会”中央本部专门设立“排共特别委员会”,把排除共产党力量作为“国民运动”来进行。它利用一切机会,采用讲演、办讲习所、放电影等各种形式,进行反共和奴化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各类物资紧缺,“协和会”即配合伪满政府加紧对人民的搜括。他们开展所谓“农业增产出荷运动”,以对农民进行掠夺;开展“矿山增产运动”,强迫工人超负荷劳动;开展“国民储蓄运动”,以榨取民众的每一分钱财;开展“勤劳奉仕运动”,强迫学生与青年从事无偿的劳动。
        “协和会”还对占领区内广大青年的思想进行严格控制。1937年初,伪满政府发布《青年训练规定》,并决定由“协和会”具体组织实施。此后,“协和会”在48个县开设了青年训练所,分期对6000余名16至19岁的青少年进行训练。训练内容除军事操练外,还进行有关保甲制度及课税方面的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根据日本侵华战略的需要,“协和会”又组织他们开展“爱国运动”、“消费节约运动”、“非常时期报国运动”等活动^[12]。显然,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一批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新生力量。
        1938年8月,“协和会”本部机关进行大规模改组,增设实践部和辅导部,以对新设立的联合协议会和协和青少年团进行领导和训练。所谓联合协议会,乃是在“协和会”之中设立的由官方与民间各系统代表联合组成的团体,其目标是实行官民一体,“宣德达情”,消除双方的对立,超越职业和民族差别,共同商讨协和会自身发展,并对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联合协议会于同年3、4月份开始在部分县、市筹建,以后迅速扩展到全满各地,并在此基础上设立省联合协议会,青少年团也于同时建成^[13]。从此,“协和会”通过这样两个下属组织,尽力把伪满全境的民众都控制在自己手中。
        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满当局对统治区内广大民众的控制与奴役也日益加深。“协和会”除严密控制民众的思想与行动之外,还策划组织协和奉公队,强迫20至35岁的青壮年发扬“义勇奉公”精神,担任平战两时“国民的警护”,强令当地青年承担站岗放哨、维持秩序、劳动服务等无偿工作。这类组织,很快遍布大小城镇,逐步替代当地的自卫团。1941年3月,“协和会”特设义勇奉公队中央总监部,由关东军参谋长和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任总监,省和县也建立相应的下属机构。从此,全满30多万奉公队员,分别被编入基本组织和特殊组织之中,成为关东军的附属部队和后勤服务队^[14]。以后,“协和会”又进一步设置了“满洲国防妇女会”、“军人后援会”、“满洲红十字会”、“兴农合作社”、“劳务兴国会”、“商工公会”等外围组织,将各行业都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
        大力推行殖民地文化,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占领区实施殖民统治的又一显著特点。早在伪满洲国刚成立之时,关东军即在伪满政府中专门设立思想统制机构——弘报处,其主要职能有三项:一是“宣传建国并施政之精神”;二是“涵养民力,善导民心”;三是“普及自治思想”^[15]。其后,弘报处改隶国务院总务厅,并大量派遣“宣抚人员”,跟随关东军的讨伐队去各地活动,充当其别动队。“七七”事变爆发后,弘报处进行扩充,其任务也扩展为控制舆论、文艺、宣传资料、新闻机关等七项,实际上已包揽文化宣传的各个方面。1939年与1941年,弘报处又经过两次调整扩充,管辖权限更为扩大。处内设置监理、宣传、情报三科,分别掌理文化机关的监督、文化宣传的审查和各种情报的收集。如宣传审查,即涉及报刊通讯、电影制作和放映、电台广播、对外宣传、旅游观光、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各个方面^[16]。至此,弘报处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伪满文化宣传的核心统制机关。
        对统治区内中国民众实施奴化教育,也是日本关东军推行殖民地文化的重要方面。日军侵占东北各地后,先是查封所有公立学校,然后重新组建由日本人任校长、教导主任的“日满学校”。私立学校也必须经过严密审查,符合日方要求后方可开学。根据日满当局发布的“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的命令^[17],大批原有的教材被废止或焚毁。同时,日满当局又任命教材编审官,组织人员,重新编写教科书。伪满政府先后出版了供小学和初中学生使用的“国定教科书”共22种39册,供各类中等学校使用的“审定教科书”23种29册。这批新教材中,充满了“日满一体”、“王道乐土”等奴化宣传。
        1937年开始,日满当局宣布实行所谓新学制。该学制的小学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前四年的初小改称“国民学校”,后两年的高小改称“国民优级学校”。中学教学则把原来六年缩短为四年,并改称“国民高等学校”,这就使中学教育的文化水准大为降低。高等教育也从通常的四年缩短为三年。这样,伪满的学制总共为十三年,比日本国内的学制缩短了五年。不仅如此,这套新学制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殖民主义思想教育,在政治上对学生进行严格控制: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必须赞颂“日满亲善”与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必须尽心竭力地拥护“大东亚圣战”。每天早晨上课前,学生必须集体用汉语和日语背诵《国民训》,并向皇宫遥拜。至于伪满皇帝发布的诏书等重要文书,更是强迫学生全文背诵。小学有一门“国民科”的课程,把殖民主义政治和语文混合在一起,占据全部课时的一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开设了一门“建国精神”课,以取代地理和历史课。所谓“建国精神”,主要是宣扬“日满一德一心”,“大东亚共荣圈”等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伪民政部教育司对此解释说:“从低年级起,即选择与亲近日本之感情的材料,渐次趋向至日本之国体精神。”^[18]中学则把进行政治宣传的“国民道德”作为主课,后来改名为“建国精神”。该课程的内容全部是宣扬“日满亲善”等殖民主义理论说教。
        在新学制中,日语教学被摆在突出的地位。从小学开始即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其授课时间与汉语文课大致相等。到中学以后,日语课程不断增加,几乎超过汉语文课一倍。新学制把日语定为“国语”,伪满政府亦把它列为“公用语”,要求人人都会说,一切正式公文都用日语表述。其后又规定了日语“检定制度”,以确定学生的日语等级。伪满教育官员强调:“学习日本语的究极目的,当然在于理解日本精神”;因为“在日本语中,是蕴蓄着日本自肇国以来日本的思考和感动的,由此日本的思考和感动作为一体的育成,始能得理解日本精神的真髓。”^[19]这显然是要通过学习日语,培植青少年学生的奴隶意识。
        在抓紧推行奴化教育的同时,日满当局对文化艺术界的管制也不断增强。日满当局对新闻出版业一开始即相当重视,对其实行严格“统制”。报纸、杂志必须经弘报处审查才能出版,其他出版物也要经过多道审查手续。1939年伪满政府设立书籍发行公司后,即垄断了图书发行和进出口业务,弘报处对报刊的审查也变本加厉。如1939年度发行的113中报纸中,有16种被勒令停刊,263种杂志中也有28种未通过审查^[20]。同样。电影业也极受当局重视。1937年伪满政府先后发布《满洲电影协会法》和《满洲电影法》,对统治区内的电影制作和放映实行严格管制。为向广大民众灌输奴化思想,日满当局于1939年策划制作长达37卷的新闻系列片,其中主要有“建国史篇”、“协和会篇”、“国军篇”、“警察篇”、“内治篇”、“拓植篇”等等,另外还引进了不少德、意两国法西斯主义教育电影^[21]。对音乐、美术、戏剧方面的统制同样十分严厉。
        1941年3月,弘报处提出《文艺指导纲要》,毫不隐讳地道出了推行殖民地文艺的本质:“我国艺文以建国精神为基调。故从事八紘一宇之伟大精神的美的显现。并且以移植于这一国土的日本艺文为经,以原住诸民族固有的艺文为纬。吸取世界艺文的精华,织成浑然独自的艺文。”^[22]根据此《纲要》,日满当局拼凑适应日本侵略战争需要的文艺组织,同时进一步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各地文艺组织普遍被改组,同时又建立了直接受弘报处控制的“文艺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剧团协会”、“乐团协会”等团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类行业性团体更多如牛毛,而且大都由日本人主持,直接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