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抓住有利时机,将促成以美国为首的中、美、英、苏等国军事同盟作为首要目标。蒋介石认为:“此次世界战局必为一整个的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之媾和;否则,虽成亦败矣。”^[1]在12月8日给美、英、苏驻华大使的备忘录中,国民政府建议成立有关各国的军事同盟,并推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之军队。次日,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立即召开联合军事会议。12月10日,蒋介石分别约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麦格鲁和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请他们向本国政府转告中国的意见:1.由美国提出中、美、英、苏、荷五国联合军事行动计划,并以华盛顿为同盟政治、军事中心点;2.在苏对日宣战前,由华盛顿提出四国在远东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3.四国初步谈判地点为重庆;4.由华盛顿提出五国军事互助协定。当天,蒋介石还致电宋子文,请他向美国政府表明中国的态度,并对“中、美、英对日至今尚无具体计划与团结一致之行动”表示担忧^[2]。
        斯大林于12月12日复电蒋介石,指出“太平洋上之反日阵线”虽是整个反对轴心国集团阵线的一部分,但“抗德阵线具有决定之意义”,所以“苏联之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请蒋介石“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之主张”。14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英国外相艾登的复电,表示对中国关于缔结正式同盟的建议,“英国政府当予以慎重与同情之考虑”^[3]。美国政府对此作出最为积极的反应。同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对日采取共同行动是“极端重要的”,建议于12月17日前在重庆召开由中、美、英、荷、苏等国参加的联合军事会议,交换军事情报,研讨在东亚地区共同对日军事计划,美国将派勃兰特将军赴华出席^[4]。
        接到罗斯福电报后,蒋介石接连数日会见美、英、苏、荷驻华使节或代表,商谈召开重庆联合军事会议事宜。12月17日,蒋介石和何应钦与麦格鲁、戴尼斯和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崔可夫举行会谈,提出中国对会议之设想:一、设立名称为军事代表会议或参谋团的联合作战机构;二、会议地点为重庆;三、由美国代表主持;四、会议任务为建立远东各战区之联系,商定整个太平洋作战计划纲要,决定保卫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具体计划等^[5]。12月2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拟定了中国准备向会议提出的联合作战总方略,计划于1942年7月,以美国海空军及中国陆军为主攻,英国海空军及苏联陆空军为助攻,先扑灭敌方空军,取得制空权,然后向日本本岛及中国东南地区,以外线作战态势向敌合击^[6]。这些计划和作战构想显示了国民政府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和联合对日作战的积极态度。
        12月22日,参加重庆联合军事会议的美国代表勃兰特和英国代表、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魏菲尔抵达重庆。苏联和荷兰未派代表。当天下午,蒋介石会见勃兰特和魏菲尔。蒋介石将此次礼节性会面看作联合军事会议的预备会议,提出会议议题应包括讨论反侵略同盟的全盘战略纲要、同盟各国间涉及政治军事的永久中心机构以及中英、中美军事合作等问题。在蒋介石看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对日作战和对德作战联为一体,中、美、英等国间的合作不应“只限于东亚”,而且“不独与军事及战略有关,且亦有政治之意义”。但魏菲尔认为,有关战争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应由各国政府决定,重庆会议应集中于讨论具体的合作事宜,并明确表示:“目前本人所最关切者,实为保卫缅甸问题。”勃兰特也持相似看法^[7]。由于着眼于建立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同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重庆军事会议寄予厚望,而英、美与会代表只关注具体事宜,因此中、美、英三国对重庆军事会议的看法出现明显的差异。
        12月23日下午4点至次日凌晨,中、美、英重庆军事会议正式举行。出席者中国方面为蒋介石夫妇、何应钦、徐永昌、商震等,美国方面为勃兰特、麦格鲁等,英国方面为魏菲尔、戴尼斯等。澳大利亚驻华公使爱格斯登亦应邀出席。蒋介石在会上再次提出,“研究太平洋与欧洲之战略”,拟定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盘计划,以及在华盛顿成立一永久组织以“联系各方之战事行动”是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但魏菲尔、勃兰特仍对此持有异议,勃兰特称,罗斯福“所称之战略当只限于东亚”。于是,会议转而集中于讨论中、美、英三国在远东军事合作的具体计划。
        勃兰特首先提出他对远东军事合作的基本构想,其要点为先全力守住缅甸,待力量充实时由守转攻,以空军从缅甸向越南、泰国发起反攻,然后向东向北扩展,直至最后从中国向日本发动空中进攻。蒋介石对此计划表示原则赞同,但提出应增加关于支持中国战线的内容。魏菲尔则认为勃兰特的计划“为时似太辽远”,他当时只关注英国在缅甸面临的困境,因此主张所拟计划应着眼于眼前,“务必以一二月时间限度为标准”。蒋介石当即对此提出反驳,指出:“中、英、美三国今即并肩作战,自需一全盘整个之计划。我人试检过去之行动,大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待事件发生,始仓猝应付以与我共同敌人周旋。此后我人计划,自应着眼于整个战区之防卫,防卫缅甸亦包括在内,如是则不作六个月之计划,必将犯目光短浅之嫌。”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将勃兰特的建议修改为“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主要内容为:一、守卫缅甸为当务之急,并与中国继续抗战密切相关,因此应尽现有实力发起空军攻势;二、继续援助中国,支持中国抗战;三、中国军队继续发动对日进攻,牵制日军于中国;四、待实力充实后,中、美、英军队协同发起反攻;五、希望在美国组织的总机构早日实现。会议决定将此计划电告美、英首脑,并在重庆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由何应钦、麦格鲁、戴尼斯组成^[8]。
        重庆军事会议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间就共同抗日而召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它虽因各国意见不一而未就整个远东战略达成协议,但实际上推动了远东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国民政府对此起了积极的、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