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国民政府对日、德、意宣战
1941年12月7日凌晨(中国时间12月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指挥下偷袭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美国太平洋舰队猝不及防,在这被罗斯福总统称之为“永世遗羞之日”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性损失。当天,日本还向美国、英国、荷兰在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军事基地发起猛烈攻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太平洋战争是日本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在北进即以苏联为进攻目标和南进即以英、美为进攻目标的抉择上曾长期举棋不定。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德国在西欧的席卷之势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欲望,南进论逐渐在日本决策层占据上风。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大举进攻后,日本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南进政策。10月16日,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组成新的内阁。11月1日,东条在新内阁与大本营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对国策提出三种方案:1.“不开战,卧薪尝胆”;2.“立即决定开战,以战争解决问题”;3.“在决定开战前提下,作战准备与外交谈判同时进行”。经过激烈讨论,会议决定采取第三种方案,并以12月1日为与美外交谈判最后时刻,到时谈判不成功即向美、英等国开战。11月5日,由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一决定[1]。
从1941年4月中旬开始的美日谈判由此进入了最后关头。日本政府在决定对美开战的前提下,拟出对美交涉的甲乙两个方案。甲案提出,在日中和平实现后,日本在一定期间内(大致以二十五年为期)在华北、蒙疆的一定地区和海南岛驻扎军队,其余日军在两年内撤退。乙案则搁置美日谈判中分歧最大的中国问题,但提出美国不得干扰日中实现和平的努力[2]。日本政府计划先向美国提出甲案,如不成再提出乙案,以谋求暂时的妥协。11月7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将甲案正式递交美国政府,并表示这是日本所能作的最大让步。但美国国务卿赫尔与野村的会谈没有取得进展。11月20日,野村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乙案。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得到日本的乙案后认为,如果美国接受日本的要求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由于此时美国已破译出日本政府给野村的电报,知道日本准备开战的企图,因此为了推迟美日之战的爆发,再争取至少三个月的时间,所以不得不决定对日本的乙案作出回应,以某些退让达成临时性妥协。11月22日,赫尔向中国及英、澳、荷四国驻美大使通报美日交涉情况,表示美国拟实行一项放松对日经济封锁以换取日本停止向新方向发起进攻的暂时过渡办法。11月24日,赫尔再次召集四国大使,通报美国已确定八点临时过渡办法,并强调根据美国军方的报告,美军参战尚需两三个月的时间[3]。
对美日谈判,中国国民政府原持比较乐观的态度。9月中旬,蒋介石表示,“余以为今日之美倭交涉,决无须十分顾虑”,“美倭决无妥协之可能”,“余可以断定:美倭之谈判绝无结果也”[4]。但在获悉美国将向日本提出暂时过渡办法以求得妥协后,蒋介石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于11月24日致电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嘱他转告赫尔:“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决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不可复问矣。”[5]与中国一样,英国也反对美国向日本提出的暂时办法,丘吉尔致电罗斯福,批评这一妥协将危及中国,从而增加英美的共同危险[6]。
中国和英国的反对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与日本取得暂时妥协的打算。11月26日,赫尔向野村递交了国务院连夜拟定的《美日协定基础大纲》,即“赫尔备忘录”。该备忘录要求日本不以武力推行国策和侵犯一切国家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撤退在中国的军队和警察,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7]。美国政府明白,日本肯定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因此美日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向日本递交备忘录的第二天,赫尔告诉美国新闻界,美国公众应该知道当前的危险,日本可能在几天内向东南亚发起新的攻击。11月28日,赫尔在白宫军事会议上表示,美日谈判已不可能取得成果,保卫美国安全的重任已落到海陆军的肩上[8]。
日本政府对“赫尔备忘录”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在谈判中态度“显趋强硬”,断定美国正在认真准备对日作战。12月1日,日本再次召开御前会议,最后决定对美、英发起进攻,并于次日发出12月7日开战的命令[9]。
蒋介石对成功地制止了美国对日妥协十分高兴,认为“此次美国对倭态度之强化,全在自我态度之坚定与决心之坚毅,尤在于不稍迁延时间,得心应手,穷理致知,乃得于千钧一发时旋转于俄顷也”[10]。同时,国民政府高层明白美国的这一态度使得美日之战正在迫近[11]。
12月8日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早就在苦撑之中期待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蒋介石闻此消息如释重负,视之为中国努力争取美英等国共同反对日本的结果,“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上午8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应对方针。由于期望尽早建立远东反法西斯联盟,与会者大多主张立即对日、德、意宣战。蒋介石虽认为“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亦甚容易”,却力主在宣战前先征询美、英、苏三国,尤其要先看苏联对待对日宣战的态度,以留“应付余地”。由于蒋介石的坚持,会议没有通过立即对日宣战的决定[12]。会后,蒋介石亲拟文稿,致电时在美国的宋子文,请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我国待美宣战时,亦决与倭正式宣战”,但“此时应特别注重者,为要求苏俄亦立即宣战,此实为太平洋诸战胜负最大之关键”,因此中国将“先以此意要求苏联之同意,惟此或可促进苏联决心宣战,故暂待苏联之答复,万一苏联回答不愿对日宣战,则我国亦必随美对日宣战,如罗总统以为我国不必待苏联之态度,应先与日宣战,则可随时照办”。当天下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美、英、苏驻华大使,向他们提交国民政府的备忘录,表示:“反侵略阵线各国必须对各个轴心国认为共同公敌,因之中国建议美国对于德、意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13]
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他当然不愿放弃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有利时机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但苏联此时正全力对德作战,无意分兵远东,不愿对日宣战。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在与美方紧急磋商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罗斯福总统理解苏联不能立即对日宣战的情况,认为“中国即刻宣战,于大局有利,恳即实行,不必待苏俄答复”[14]。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9日下午在重庆黄山的寓所再次召集会议。由于美国已经对日宣战,而根据日本刚公布的美日谈判决裂经过,蒋介石又认为美国卷入战争“实为中国”,因此会议决定立即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15]。
12月9日下午7点,国民政府以主席林森名义发表宣战文告: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公告。
同时,国民政府还宣布对德、意宣战:
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午夜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义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义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16]。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结束了“七七”事变以来中日两国间四年多“战而不宣”的状态,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与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平洋战争是日本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在北进即以苏联为进攻目标和南进即以英、美为进攻目标的抉择上曾长期举棋不定。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德国在西欧的席卷之势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欲望,南进论逐渐在日本决策层占据上风。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大举进攻后,日本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南进政策。10月16日,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组成新的内阁。11月1日,东条在新内阁与大本营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对国策提出三种方案:1.“不开战,卧薪尝胆”;2.“立即决定开战,以战争解决问题”;3.“在决定开战前提下,作战准备与外交谈判同时进行”。经过激烈讨论,会议决定采取第三种方案,并以12月1日为与美外交谈判最后时刻,到时谈判不成功即向美、英等国开战。11月5日,由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一决定[1]。
从1941年4月中旬开始的美日谈判由此进入了最后关头。日本政府在决定对美开战的前提下,拟出对美交涉的甲乙两个方案。甲案提出,在日中和平实现后,日本在一定期间内(大致以二十五年为期)在华北、蒙疆的一定地区和海南岛驻扎军队,其余日军在两年内撤退。乙案则搁置美日谈判中分歧最大的中国问题,但提出美国不得干扰日中实现和平的努力[2]。日本政府计划先向美国提出甲案,如不成再提出乙案,以谋求暂时的妥协。11月7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将甲案正式递交美国政府,并表示这是日本所能作的最大让步。但美国国务卿赫尔与野村的会谈没有取得进展。11月20日,野村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乙案。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得到日本的乙案后认为,如果美国接受日本的要求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由于此时美国已破译出日本政府给野村的电报,知道日本准备开战的企图,因此为了推迟美日之战的爆发,再争取至少三个月的时间,所以不得不决定对日本的乙案作出回应,以某些退让达成临时性妥协。11月22日,赫尔向中国及英、澳、荷四国驻美大使通报美日交涉情况,表示美国拟实行一项放松对日经济封锁以换取日本停止向新方向发起进攻的暂时过渡办法。11月24日,赫尔再次召集四国大使,通报美国已确定八点临时过渡办法,并强调根据美国军方的报告,美军参战尚需两三个月的时间[3]。
对美日谈判,中国国民政府原持比较乐观的态度。9月中旬,蒋介石表示,“余以为今日之美倭交涉,决无须十分顾虑”,“美倭决无妥协之可能”,“余可以断定:美倭之谈判绝无结果也”[4]。但在获悉美国将向日本提出暂时过渡办法以求得妥协后,蒋介石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于11月24日致电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嘱他转告赫尔:“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决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不可复问矣。”[5]与中国一样,英国也反对美国向日本提出的暂时办法,丘吉尔致电罗斯福,批评这一妥协将危及中国,从而增加英美的共同危险[6]。
中国和英国的反对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与日本取得暂时妥协的打算。11月26日,赫尔向野村递交了国务院连夜拟定的《美日协定基础大纲》,即“赫尔备忘录”。该备忘录要求日本不以武力推行国策和侵犯一切国家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撤退在中国的军队和警察,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7]。美国政府明白,日本肯定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因此美日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向日本递交备忘录的第二天,赫尔告诉美国新闻界,美国公众应该知道当前的危险,日本可能在几天内向东南亚发起新的攻击。11月28日,赫尔在白宫军事会议上表示,美日谈判已不可能取得成果,保卫美国安全的重任已落到海陆军的肩上[8]。
日本政府对“赫尔备忘录”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在谈判中态度“显趋强硬”,断定美国正在认真准备对日作战。12月1日,日本再次召开御前会议,最后决定对美、英发起进攻,并于次日发出12月7日开战的命令[9]。
蒋介石对成功地制止了美国对日妥协十分高兴,认为“此次美国对倭态度之强化,全在自我态度之坚定与决心之坚毅,尤在于不稍迁延时间,得心应手,穷理致知,乃得于千钧一发时旋转于俄顷也”[10]。同时,国民政府高层明白美国的这一态度使得美日之战正在迫近[11]。
12月8日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早就在苦撑之中期待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蒋介石闻此消息如释重负,视之为中国努力争取美英等国共同反对日本的结果,“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上午8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应对方针。由于期望尽早建立远东反法西斯联盟,与会者大多主张立即对日、德、意宣战。蒋介石虽认为“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亦甚容易”,却力主在宣战前先征询美、英、苏三国,尤其要先看苏联对待对日宣战的态度,以留“应付余地”。由于蒋介石的坚持,会议没有通过立即对日宣战的决定[12]。会后,蒋介石亲拟文稿,致电时在美国的宋子文,请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我国待美宣战时,亦决与倭正式宣战”,但“此时应特别注重者,为要求苏俄亦立即宣战,此实为太平洋诸战胜负最大之关键”,因此中国将“先以此意要求苏联之同意,惟此或可促进苏联决心宣战,故暂待苏联之答复,万一苏联回答不愿对日宣战,则我国亦必随美对日宣战,如罗总统以为我国不必待苏联之态度,应先与日宣战,则可随时照办”。当天下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美、英、苏驻华大使,向他们提交国民政府的备忘录,表示:“反侵略阵线各国必须对各个轴心国认为共同公敌,因之中国建议美国对于德、意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13]
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他当然不愿放弃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有利时机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但苏联此时正全力对德作战,无意分兵远东,不愿对日宣战。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在与美方紧急磋商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罗斯福总统理解苏联不能立即对日宣战的情况,认为“中国即刻宣战,于大局有利,恳即实行,不必待苏俄答复”[14]。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9日下午在重庆黄山的寓所再次召集会议。由于美国已经对日宣战,而根据日本刚公布的美日谈判决裂经过,蒋介石又认为美国卷入战争“实为中国”,因此会议决定立即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15]。
12月9日下午7点,国民政府以主席林森名义发表宣战文告: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公告。
同时,国民政府还宣布对德、意宣战:
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午夜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义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义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16]。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结束了“七七”事变以来中日两国间四年多“战而不宣”的状态,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与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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