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1940年11月底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将对华提供平准基金借款5000万美元,对于借款合同的起草,中美双方有待进行具体磋商。而美国加入中国的平准基金之后,如何处理与中英平准基金的关系,则需要中、英、美三方有关人士进行协调。中方更希望由此而促成英美在对华援助方面进行全面的合作。蒋介石最初指示驻美代表宋子文,邀请英、美政府派遣经济专家组织远东合作团,共同来华考察。但宋子文认为这一方式在当时尚无可能性,主张首先加强中美间的经济联系,遂建议邀请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兼经济事务主任居里前来中国,考察经济和币制方面的情况。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居里“学识经验宏富”,能够帮助蒋介石决定有关方针;居里在华期间,中方有关部门应向其“随时供给经济财政多项材料”。蒋介石赞成宋子文的看法,即居里结束访华回国后,因其日常在罗斯福总统旁,此后美国经济财政上或能加强援华,且可成为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私人联络线^[1]。这也是当时国民政府开展对美外交的积极举措之一。
        1941年1月30日,居里离开美国旧金山赴华,取道马尼拉和香港,于2月7日飞抵重庆。美国联邦储备局代表戴沛礼(Emile Despres)偕同居里来华。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程赴香港迎接居里一行^[2]。
        重庆当局十分重视居里的来访。正如美国驻重庆大使詹森指出的,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政府主要成员,把居里的来访视作美国决心继续援华中国的标志,同时也是向美方表达中方意见的机会^[3]。在三周的逗留期间,蒋介石本人便与居里进行了十余次会谈^[4]。居里除了拜访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之外,与其进行过会谈的政、军、财经方面的官员有:孔祥熙、翁文灏、张嘉璈、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商震、俞大维、徐堪、彭学沛、席德懋、徐伯园、顾翊群、贝祖诒和陈介等。在美方看来,国民政府对于居里来访给予了充分协助,提供居里想要了解的各种资料,尤其是财政部、军政部、经济部和交通部^[5]。除了重庆之外,居里还到成都地区进行了访问,包括专为美国军用飞机降落的机场工地。　
        由于皖南事变发生不久,蒋介石原本不想与居里讨论国共关系,曾指示驻美代表宋子文向美国国务院表示,不希望把调查国共冲突作为居里来华的正式使命^[6]。但是,在2月8日与蒋介石的首次正式会谈中,居里便转达了罗斯福关于维持中国政治团结、避免内战的口信。根据当时中方的译文,罗斯福的口信大意为:“予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双方之距离,如为二与八之比,殊少融和之望,如其距离为四与六之比,则接近易矣。”蒋介石则指称中国共产党惟为第三国际服务,无视中国本国之利益;中共反抗中央之命令,即为反对中国与英美合作且立于同一战线。蒋向居里表示:中共如能服从命令,严守国家纪律,当以爱护,一视同仁,否则如彼利用抗战为名而冀图发展第三国际势力,乃至有违抗中央命令,则当限制其活动,不能任其贻害国家也^[7]。在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会谈中,居里又指出,美国相当部分民众同情中共,相信中共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而对农民爱护备至;他还以罗斯福在美国国内与反对派争取民众的方法为例,表示不赞成国民党的中共政策^[8]。虽然蒋介石一再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居里还是提出了希望会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要求,并于2月14日与周恩来举行了会晤,就国共关系、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土地政策、美国援华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居里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不愿内战扩大,主张政府改革,并询及蒋介石有无投降倾向、皖南事变真相、中共当前民主主张和各项政策的内容。周恩来回答了居里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关资料,表示如果蒋介石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引起内战,从而严重影响抗战^[9]。通过与国共双方的会谈,居里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对中共极为忌恨和不信任,但既无法收买,又压服不了;中共是唯一能够得到民众支持的政党。由于蒋介石和周恩来都表示希望一致抗日,居里认为,虽然局势依然严峻,但近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在整个对日作战期间,国内冲突将得到控制^[10]。居里所转达的罗斯福的意见和居里本人的态度,显然使蒋介石在处理中共问题时不得不有所顾忌。
        作为一名经济事务专家,居里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财政、金融、外汇管理、交通、工业等方面的问题,尽可能地收集资料和了解国民政府方面的政策。他与蒋介石和中方其他官员多次交换意见,并且提出了不少建议。
        居里提议,由美国政府冻结华人在美国银行之存款,据美方调查此类存款总额达2亿美元,这样“中国人民即不能再以外汇汇至美国,而中国出口贸易所得之外汇,将全部受中国政府之支配”。居里还以个人名义建议,中国政府应保留所冻结的资金为战后建设之用。蒋介石对该建议极表赞成,认为如果美国帮助解决此事,中国之经济问题实已解决其一部分矣^[11]。居里回美后,促成中美双方有关机构间的正式接洽,并于同年9月实现了冻结中国在美资金。
        关于维持中国外汇汇率问题,是居里关注的重点。他与国民政府官员以及银行家多次交换意见,他的倾向性观点,是维持上海的外汇市场,以限制大批法币流入大后方地区;另主张在重庆设立外汇市场,以便在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之后,继续实施维持汇率之政策(2月15日谈话)。居里还与蒋介石讨论了有关美国对华提供平准基金借款的问题。居里转达美国财政部的意见,即5000万美元的借款,每月拨付不超过500万美元,蒋则强调,必须5000万美元全数一次交付,并称将制止上海外汇黑市对平准基金的耗费。居里代表美国政府提议,中英平准基金会与即将设立的中美平准基金会的合并,即中、英、美三方组成一个平准基金会,总部设在重庆,上海设分部,以比较有限制之数目暂维上海外汇市场,以期逐渐缩小为原则,不使上海市场顿时混乱;由陈光甫担任即将成立的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席。蒋介石接受了美方的提议。双方还约定:如果英国不同意,那么中英平准基金和中美平准基金分别运作,中英基金继续维持上海外汇市场,中美基金将设在重庆。但两个基金虽分立,而政策仍须由中国政府统一,以期不至彼此冲突;居里回美之后,中美平准基金协定先行签字,美方款额一次交付^[12]。同年4月达成的中美平准基金借款协定和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会的成立,就体现了居里在华会谈时与中方达成的共识。
        在讨论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制度时,蒋介石起初不了解居里的观点,把全部为政府投资的中央银行说成有少量商股。居里即明确表示:政府应收买下商股,“俾中央银行成一真正之政府银行”,并且应单独集中纸币发行权^[13]。这就促使蒋介石下决心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并于次年年中实行政府银行的专业化,把原由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家银行分享的法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央银行。
        居里还与蒋介石讨论了国统区的食粮管制、查缉走私、征税、公债、交通运输、防止沦陷区法币内流和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等问题。
        蒋介石向居里提到了英美向中国派遣经济使节的问题,寄望来华规划有关外汇、币制、通货膨胀、沦陷区发行纸币与走私等问题之计划,并希望由美方专家担任使节之主席。居里表示同意,称将尽力促成美国政府派遣第一等人才来华,在居里离华前夕,蒋介石与之达成的共识为:经济顾问之职责应集中注意立即措施之当前问题,惟同时可有助手若干人研究战后建设问题,或另组一经济使节以研究战后问题。且最好为知名人士,得到罗斯福总统之信任。蒋介石还明确提出,希望美方派出一合适人选,担任滇缅公路局局长,负养路、运输及人事之全责^[14]。后来蒋介石与居里确定了滇缅公路委员会的组成,由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长为主任委员,一为交通部长,一为美国公路专家。
        在居里离华前夕,蒋介石向居里提交了两份备忘录,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美国空军援华的要求,即希望美国以空中堡垒12架和其他飞机数百架供给中国,俾于日本向英美挑衅作战之前,先予日本海军以致命之打击,阻止日军南下;另希望美国加强其在关岛的军事设备,以制约日本。居里还直接询问蒋介石,中国内部是否有主张对日妥协者,正在对日进行秘密议和,如果有的话,是哪一部分人,议和之目的是否希望日军南下。蒋介石明确回答称,除中国获得最后胜利外,绝无对日和议可言,不论日本以何动人之条件向中国求和,亦必在英美参加的和平会议上谈判;但蒋也表示,英美在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华是中国继续抵抗的重要条件^[15]。
        2月26日,居里向蒋介石辞行,27日乘中国航空公司班机抵香港,3月2日乘美国航班的飞机返美。
        居里回美后,向罗斯福汇报访华情况。他提到了国共关系存在的问题,引起了罗斯福的关注^[16]。居里向罗斯福提出,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既可能出现军事独裁,也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美国应利用其在华的重大影响,引导中国战后成为一个大国^[17]。这显然对国民党当局有关政策持批评态度。不过,在3月15日致罗斯福的书面报告中,居里明确强调美国应加强对华关系,这也是居里首次访华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18]。居里的主张不久便付诸实施,如对华提供平准基金借款、租借物资援助、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向国民政府派遣政治和经济顾问、经济代表团访华等,并且派出了拉铁摩尔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
        1941年一二月间,蒋介石在重庆数次向居里提出,希望美方派出适当人员,担任蒋本人的政治顾问。蒋介石后来还明确提出过以原美国驻苏联和法国大使蒲立德(W.C.Bullitt)为人选。但当时居里指出,蒲立德曾任大使之高位,来华为政治顾问,将使美国驻华大使处窘困之地位;蒲立德与苏联政府之关系素不融洽,当此中国仍拟与苏联保持亲善关系之时,蒲氏来华出任政治顾问,恐将使中国政府为难;且罗斯福已经任命蒲立德为流亡伦敦各国之大使。这使得蒋不得不同意美方另外推荐人选^[19]。
        居里回美后,辗转物色到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任教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即推荐给罗斯福。拉铁摩尔是加拿大裔美国人,童年和少年在中国渡过,在英国完成学业后又回到中国,曾在英商洋行和《京津泰晤士报》任职,并在太平洋学会主办的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担任过编辑。经过居里的极力引荐,蒋介石在美代表宋子文会见了拉铁摩尔,双方初步确定了赴华条件。蒋介石起初对宋子文关于拉铁摩尔与罗斯福并不熟识的报告颇感到意外,要求宋进一步了解拉氏与罗斯福的关系。然而,5月29日居里致电蒋介石,告知罗斯福总统提议由拉铁摩尔(霍普金斯大学Page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以私人身份担任蒋的政治顾问,希望蒋及早答复,因为拉氏原定6月9日起上课。蒋于6月1日回电居里,同日并电指示宋子文进一步了解情况,具体办理拉氏赴华事宜。6月11日和12日,宋子文还就旅费、薪金等具体问题与拉铁摩尔达成共识^[20]。稍后,居里针对重庆当局的疑虑,强调指出罗斯福总统了解拉铁摩尔本人,对拉氏有高度评价^[21]。
        拉铁摩尔于1941年7月19日飞抵重庆任职,来华以前他只是个普通的学者,并非罗斯福的幕僚成员。拉铁摩尔来华伊始,便接到居里的指示:对美普通电讯,即交大使馆转递,特种电讯,则直接由居里转达^[22]。稍后,居里进一步明确要求:“凡发自委座之任何建议或请求,包括重要之政策,其发动或经由正常外交机关,或起自委座,此项电讯,皆可由里转呈,想此事先生定能了解也。”^[23]这意味着拉铁摩尔要通过居里,才能在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建立联系。居里曾通过拉铁摩尔了解中苏军事合作的详情^[24]。蒋介石时而还会请拉铁摩尔起草致罗斯福的英文函电,这些英文函电稿通常由宋美龄转蒋介石定稿,然后拍发美国。即便如此,他对促进这种联系还是尽力的。蒋介石曾请拉铁摩尔转告罗斯福,要求美国向英、苏政府建议与中国成立同盟,并同意中国参加进行已久的美、英、澳大利亚、荷兰太平洋联防会议。拉铁摩尔在起草电文稿时,提议删去易造成中国只能依赖美国的印象之字句,同时加上:“委座颇愿利用全般局势发动反攻,惟念军备有限,倘不能如建议办法在政治上取得保障,此项努力之消耗实甚危险。”拉铁摩尔认为,加入这一内容有助于美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重视中国^[25]。而居里收到拉铁摩尔8月2日的来电后,又立即转给尚在度假的罗斯福^[26]。同年11月24日和26日,拉铁摩尔两次致电居里,转达蒋介石对美国在与日本谈判中的妥协倾向的不满,要求美国在对日谈判中坚定立场,使中国不被孤立。居里于11月26日便复电拉氏转知蒋介石:罗斯福总统的根本态度“迄未改变”^[27]。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拉铁摩尔还及时向白宫转达了蒋介石的一系列重要意见,如:美国应当集中军事力量于太平洋战场,这有助于及时把苏联拉入对日作战阵线,成立太平洋联合军事指挥部,由军事重心之美国为之领导^[28];对英缅当局强占在缅甸的美国援华租借物资表示强烈不满^[29]。
        蒋介石之所以希望由罗斯福推荐的美方人士担任自己的政治顾问,意在建立起与罗斯福“个人直接关系”^[30]。当时蒋介石不满美国国务院在远东问题上所持的消极立场,与美国大使高斯的关系也很不融洽,因此对拉铁摩尔颇为重视,往往把最重要的意见请拉铁摩尔经居里直接转达罗斯福,而不是通过美国在华大使馆。而蒋的这一考虑与当时居里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起先指示拉铁摩尔代蒋介石起草致美方的电报时,可把普通电报交美国驻华使馆转递,特种电讯则由居里直接转达^[31]。居里和拉铁摩尔都非常重视发展美国对华关系,通过他们两人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的努力,罗斯福和蒋介石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特殊的联系渠道,这一联系渠道一度绕开了美国国务院和驻华大使馆。如1941年11月11日,拉铁摩尔曾在致居里的密电中,以蒋介石的名义转达了对美方的要求:增加维持汇率基金约5000万美元,提高对法币的信心;固定法币与美金的兑换率,遏止投机性购汇;授权中国领馆派员监督美国对华进口,遏制投机和奢侈品对华出口;把对华小额贷款合并为大额贷款,减少中国战时还款的负担。拉铁摩尔还转达了蒋介石的担忧,即中国的经济困难要比军事局势更严峻^[32]。
        拉铁摩尔从被居里介绍给罗斯福,再由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事先均未征求国务院的意见;待到国务院方面得悉拉铁摩尔即将赴华时,虽不便表示反对,但向白宫强调拉氏只应当以私人名义,而不是作为美国政府官员的身份,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33]。而拉铁摩尔在重庆的活动得不到美国使馆的支持和配合,使馆方面也从不就任何事情征求拉铁摩尔的意见,不邀请拉氏参加使馆为招待中方人士所举行的活动,尽管拉铁摩尔作为蒋介石唯一的外籍政治顾问是由罗斯福推荐的。另外,拉铁摩尔还访晤过英国、苏联、法国等国驻重庆的使节和武官,这类活动既不通过中国外交部,也不经过美国驻华使馆。驻重庆美国大使馆对拉铁摩尔的“不合作”态度,使远在华盛顿的居里颇为不满,1941年9月间,他向美国国务院一官员谈到:国务院应当维护拉铁摩尔的威望,现在高斯与拉铁摩尔的关系不融洽,蒋介石据此断定拉铁摩尔不能对美国政府起到影响,这就妨碍了拉铁摩尔在中国发挥其作用^[34]。这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美外交运作机制复杂性的体现之一。
        拉铁摩尔作为蒋介石的政治顾问,确实也对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的如新疆、外蒙古等敏感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书面意见。如建议蒋介石派私人代表赴新疆,以柔远政策感化新疆督办盛世才,中央政府宜在“政治及经济建设各方面,与新疆以指导及援助,使新疆与中央之关系日趋密切”。在外蒙古问题上,建议中国驻苏联大使与外蒙公使交涉承认中国在外蒙主权等五项目标;与苏联交涉订立互助防御协定;减少外蒙之苏共势力,阻止中共思想及势力侵入外蒙,发展外蒙资源,增加与内地贸易,注意外蒙对内蒙之影响;外蒙问题之紧急性,交涉之方法,等等。在东北问题政策上,提出了中国应坚决申述中国在东北部分之完整主权与治权等六项原则以及九项建议,外交政策与收复东北之关系、内政与收复东北之关系、战后东北之建设,如何应付在东北问题上的日本外交策略^[35]。这些意见有的不久即为蒋介石采纳,如派朱绍良等大员入新疆;还有的供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参考。
        在中国的半年多时间里,除了孔祥熙外,拉铁摩尔还与冯玉祥、张群、何应钦、王世杰、郭泰祺、董显光、迪鲁瓦·呼图克图等中方人士有过多次交谈,也同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有过多次会谈和社交场合下的会面。拉铁摩尔还到滇缅路的中国段进行过视察,会见过云南省主席龙云,了解到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当局资助不足的情况。他还向华盛顿报告说,云南多山的地形无论对中国的防御还是日本的进攻,都起了制约作用,关键是制空权的掌握^[36]。这与蒋介石迫切希望美国增加对华空军援助的要求是一致的。拉铁摩尔本人对介入中国内部政治关系非常慎重,对当时的敏感问题通常不表态,然而拉氏也多次明确表达了罗斯福重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希望避免内战的主张。周恩来曾非常坦率地谈到,拉铁摩尔在重庆的存在有助于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37]。
        1942年1月,拉铁摩尔返回美国休假。蒋介石当时致电罗斯福,称“拉顾问业已完全满足我等之期望……中对之从无纤介之疑虑”。重申中国将竭力相助,对抗日本侵略^[38]。拉铁摩尔则利用受罗斯福接见之际,谈到蒋介石不会垮台,不会向日本人投降,蒋继续抗战的决心是毫无疑问的^[39]。这对于促使尔后美国加快对国民政府的财政军事援助不无裨益。拉铁摩尔还在美国与各方面开展联络,向中方报告美国可能改变对华补给线等重要消息。他还在《国家地理杂志》、《生活周刊》、《星期六邮报》等美国报刊上,撰文宣传中国抗战^[40]。由于在美国治疗疟疾,拉铁摩尔直到1942年10月初才回到重庆。由于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拉铁摩尔从内心不赞成蒋的许多做法,但又不可能支持史迪威,旋向蒋介石辞去政治顾问的职务,于当年11月返回美国,就职美国新闻局,负责对远东地区的宣传工作。
        当然,拉铁摩尔的辞职对当时的中美关系并没有产生什么消极影响。事实上,拉氏抵华不久,蒋介石就发现罗斯福推荐的并不是哈里·霍普金斯那样的重要角色,能够影响到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很有限。而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外交、财政、军事各部门都与重庆方面建立起直接联系;另外通过当时已出任外交部长但仍常驻华盛顿的宋子文,蒋介石与美国白宫之间联系渠道之畅通,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拉铁摩尔的退出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