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驻广州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向英国军队控制下的香港九龙地区发起攻击。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南下策应英军作战,决定再次攻击湘北。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称第二次长沙作战)由此展开。
        日军第十一军因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轻易占领长沙,并予第九战区以沉重打击,而生骄横之心。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在日记中对日军发动这次攻击的决策过程这样写道:“第一次长沙作战(中国称第二次长沙会战——引者注),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作战,……第二次长沙作战(即第三次长沙会战),决定的很快,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12月12日夜,在就寝中考虑了战况,决心对广东方面予以牵制,当即制定了作战大纲。”^[1]次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当场予以批准,并对所属各部下达出动命令。12月15日,第十一军制定会战指导方案,确定作战目的为“向汨水一线进攻,并击溃当面之敌,以策应第二十三军攻取香港以及南方军的作战”,整个作战期限定为两周左右,调集第六师团全部及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主力等共约七万兵力。虽然因兵力所限,日军作战计划将作战行动限在汨罗江一线,但在第十一军司令部内仍有进攻长沙之议,显示出日军在作战目标上的不确定和对第九战区战斗力的蔑视^[2]。
        中国第九战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虽然受挫,但因日军占领长沙后又退出,第九战区保全了原有防区,且国民政府又将此役宣传为“第二次长沙大捷”,故第九战区将士并未因受挫消沉,斗志反而得到激发。11月17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曾在长沙举行会议,检讨前两次会战经验教训,提出“天炉战法”,即“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之兵力,施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并判断日军将第三次进犯长沙,选定新樯河、汨罗江之间为伏击、诱击地带,捞刀河、浏阳河之间为决战地带^[3]。
        日军第十一军于12月中旬向岳阳、临湘一线集中。12月20日,第六师团集结至新樯河北岸地区,完成发起攻击准备。12月22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从汉口飞往岳阳。第四十师团、第三师团也先后抵达指定位置。日军的调兵遣将引起第九战区的警觉。12月17日,薛岳致电蒋介石等,报告日军向湘北调动及增兵,并判断“当面之敌抽集部队,将有使用”^[4]。12月20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加强第九战区兵力,令第七十三军向宁乡、益阳集结待命,第七十九军向渌口、株洲集结待命。随后又将第四军从广东调至株洲、渌口,第七十四军从广西调至衡阳。上述各军皆划归第九战区指挥。也在20日,薛岳制定了第九战区的作战方针,决定诱敌至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围而歼之。具体部署为: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指挥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二十军和第五十八军沿新樯河抵御、消耗日军,然后转移至关王庙、三江口地区,侧击、尾击南进之敌;第三十七军在汨罗江南岸抵御、消耗日军,然后转移至社港市、更鼓台、金井一带,待机攻击进犯长沙之敌;第九十九军坚守三姐桥、归义、湘阴及洞庭湖南岸,并准备攻击进犯长沙之敌;第十军死守长沙;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由赣北进驻浏阳,指挥第二十六军、第七十九军待敌进攻长沙时反击;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进驻平江,指挥第七十八军等部侧击进犯长沙之敌^[5]。这个作战方针的基本原则就是既定的后退决战之天炉战法。
        12月21日,日军向第九战区阵地进行炮击,并派小股部队强渡新樯河。23日,日军二千余人又分路向新樯河一线进犯。这些试探性进攻均被中国军队击退。
        12月24日,日军向中国军队新樯河防线正式发起进攻。此时湘北天气一反往常冬季的晴朗干燥,连日阴雨绵绵,间有降雪,气温骤降至-4℃。河水因雨雪暴涨,水田亦一片泥泞,给部队调动带来诸多不便,而日本空军的空中优势也因气候恶劣无法发挥。24日午后,日军第六师团乘大雨强渡新樯河,中国守军第二十军堵截不及,日军在新樯附近渡河并建立桥头堡,至傍晚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万余部队渡过新樯河,连夜向第二十军阵地发起进攻。第二十军辖第一三三师、第一三四师,奉命在新樯河以南、汨罗江以北阻敌十日。日军渡河后,第二十军退守纵深阵地,继续顽强抵抗。25日,日军后续部队第三师团亦渡过新樯河,中日军队于风雪中在新樯河南岸一线展开血战。其中尤以在傅家桥、洪桥两地激战最为惨烈。第一三三师第九八团第二营营长王超奎率全营官兵死守傅家桥,激战终日,风雪交加,腥红满地,直至全营壮烈殉国。第三营副营长吕海群率领部下在洪桥战斗至最后一刻,全体为国捐躯^[6]。第二十军在认为已达到预定的消耗及诱敌目的后,主力向关王桥、三江口、王家坊一线转移。26日,日军乘中国军队转移阵地之际大举进攻,中国守军奋力抵抗,与敌反复肉搏,但关王桥、龙凤桥等阵地相继失陷。在新樯河南岸的战斗中,第二十军“与优势之敌浴血激战,有冻馁死于阵地者,有全营共阵地俱亡者,伤亡虽重,士气未衰”。日军也承认,中国之“顽强抵抗,其激烈程度为前所未有”^[7]。日军占领关王桥等阵地后,不顾第二十军侧击,连夜向南急进,战斗遂转入汨罗江南岸地区。
        日军第十一军于12月26日颁布作战命令,令第三、第六、第四十师团分别渡过汨罗江,在南岸地区围歼中国军队^[8]。在汨罗江沿岸担任防守任务的是第三十七军和第九十九军,以新市为界,前者防守新市以东,后者防守新市以西。
        12月27日晨,日军第三师团首先向汨罗江北岸河夹塘、南渡的第九十九军阵地发起进攻,守军两个连激战后与阵地同归于尽。当日下午,第三师团开始强渡汨罗江,至次日,大部主力渡过汨罗江。第九十九军在归义失守后,退至粤汉路以西的大路铺、渌塘铺及大娘桥、新开市一线。日军第三师团随即根据军部计划,在大娘桥一线转兵东进,准备对第三十七军形成合围之势。
        第三十七军正面之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于12月28日分别在新市、长乐街发起进攻,遭第三十七军顽强阻击,又适逢连日雨雪,河水暴涨,渡河受阻。直至29日天稍放晴,日军才在其空军掩护下完成浮桥架设,开始渡河。30日是汨罗江南岸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分别从孝顺岭、长乐街南犯,第三师团一部则在空军掩护下东进,一起扑向第三十七军。第三十七军面对强敌,殊死作战,力拼白刃战。一些阵地失守后,官兵仍利用地形,潜伏在山地中继续对敌袭击。当日午夜,第三十七军以阵地残缺,开始向东转移至浯口、孙家山、朱公源一带山地,以对日军形成侧击之势^[9]。
        至此,日军已攻占汨罗江南岸大部地区,中国守军则转移至东西两侧山地。在此之前,12月25日,日军第二十三军已占领香港。因此,第十一军实际上已接近此次发起攻势之目标。但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在制定此次作战计划时就有乘势攻略长沙的企图,27日在与部下讨论时,又提出进攻长沙的必要性,认为其有利之处是:“一、给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二、把向南方集结的兵力牵制在北方,使其有湖南随时可能受到袭扰之意。三、表明皇军尚有余力。四、使湖南民众感到蒋军不足依靠。”^[10]29日,第三师团向军部提出进攻长沙的问题。而空军也在当日报告中国军队正向长沙退却。于是,阿南决定改变原定围歼第三十七军的作战计划,命令东进途中的第三师团转向,朝南向长沙方面追击;第六师团主力进攻长沙以东的梨市,另以一部向长沙方向追击;第四十师团向金井进军。这样,日军第十一军就因司令官阿南的个人决断,在战争进行之中临时改变原定计划,将攻占长沙作为最后目标。阿南此举在第十一军高层引起不同意见,也给后勤供给造成诸多困难,负责后勤的军副参谋长就认为“乃自暴自弃之作战”^[11]。
        守卫长沙的是第十军,辖第三、第一九○和预备第十师。由于在日军准备发动此次攻势时,第九战区就预判日军将进攻长沙,因此加紧坚固长沙的工事。整个长沙城西面以湘江为依托,北、东、南三面形成一个半圆形,由外围向城里层层构筑工事。长沙城东北一线守备由第一九○师负责,东南一线由预十师负责,第三师进驻长沙城垣,担任核心守备。湘江西岸的岳麓山有瞰制长沙之利,由第七十三军防守,与第十军隔江呼应。
        12月30日,在日军转兵长沙后,蒋介石致电薛岳:“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12]当晚,薛岳根据蒋介石电令,下达与敌决战的命令:“以包围歼灭进攻长沙之敌为目的,决以各兵团向长沙外围敌军,行求心攻击聚歼之。”具体部署为第十军固守长沙,其余部队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以长沙附近为目标,分进合击,聚歼日军。同时,薛岳致电蒋介石,并下达所属各部,表示与日军决战的必胜信心:“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本会战职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获得伟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二、职如战死,即以罗(卓英)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三、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13]
        日军第三师团于12月29日转兵南犯,31日深夜渡过浏阳河,1942年1月1日上午抵达长沙东南郊。由于前两次长沙作战日军有不战而入长沙的先例,骄横的日军竟在长沙城外称当天晚上要在长沙城内为元旦举杯。中午,为争头功的第三师团向预十师阵地发起进攻。预十师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激战至日落,双方仍持胶着状态。入夜,日军遣擅长夜袭的加藤大队,企图趁夜色突破中国守军阵地。但日军多次疯狂的进攻均被击退,大队长加藤以下百余名日军被击毙。中国军队从加藤遗尸上获得日军作战文件,知道日军因改变作战计划拉长战线而弹药不济的重要情报。薛岳获悉后称:“虽仅一张纸之轻,却比万挺机枪还重。”^[14]中国军队与敌决战信心大增。
        1月2日晨,第十军前线迫击炮及岳麓山上的重炮,向日军第三师团发出排炮。日军则继续向预十师阵地发起进攻。双方短兵相接,白刃相向,争夺十分激烈。几乎每一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敌我双方几度进退,陷入混战。至黄昏,预十师防线岿然不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完全出乎日军的预料,面对重大伤亡,第十一军参谋部忧心忡忡。阿南为打破僵局,又令第六师团主力靠近第三师团右翼,向长沙东部、北部发起进攻。
        1月3日拂晓,赶到长沙城外的日军第六师团主力在东郊、北郊开始进攻,协同第三师团在东南郊的进攻,中国守军第一九○师在北、预十师在南,死守阵地,与敌展开激战。岳麓山上的重炮阵地,因对长沙四郊地形已有精确测量,在一线部队的电话联络下,予日军以重大打击。第六师团有一部曾突入城北,但在重炮的轰击下,又退至城外。下午,日军虽迫近城内核心阵地,但弹药将尽,火力渐弱,只能依靠空投物资增援少许。当日,蒋介石特电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暨全体官兵:“两日以来,该部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至堪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该部能否长期固守长沙,歼灭敌人……我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属,坚强鏖战,务必争取最后胜利,而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之所期。”^[15]
        此时,第九战区外线部队正从东、南、北三方向长沙逼近,对长沙外围日军合围之势已在形成。因此,3日下午,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提出停止在长沙的战斗,于4日夜开始返转,以在5日晨回到汨罗江北岸。阿南虽仍寄希望于对长沙的进攻,但在木下等部属的反复陈说下,在晚上下达了停止进攻长沙,于4日夜开始返转,向汨罗江转移的命令^[16]。
        日军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接到命令后,不甘心遭到的惨重损失,以部队已冲入长沙城展开巷战,“现在只差一把劲”为由,希望延期一日撤离,但遭军部拒绝。1月4日晨,第三、第六师团孤注一掷,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全线进攻。第十军经数日血战,伤亡已达约三分之一,但士气仍然旺盛。战斗最为激烈的八角亭、南正街一带,几度发生白刃战。战至最后关头,预十师以传令兵、杂务兵、担架兵、输送兵编成一连投入第一线,师部人员也发给武器,分配死守碉堡和坚固建筑物的任务^[17]。激战至傍晚,日军徒增损失而毫无进展。而此时第九战区围击部队已按计划迫近长沙,第四军已通过信号弹与第十军取得联系。入夜,第三师团、第六师团只得留下数百具未及烧完的尸体,从长沙城外仓皇撤退。至此,日军以两个师团之主力,攻打中国守军一个军,却始终无法破城而入。
        长沙激战之际,蒋介石于1月3日电令薛岳,“应速严令各部向长沙附近敌人围击,务确实截击敌人归路,包围捕捉敌人于战场内而歼灭之……应速以一部先期击破汨罗江敌人,占领各渡口”,“新樯河以南及汨罗江两岸地区,应即发动民众,乘敌后方空虚,彻底施行交通破坏,使敌退却时不能迅速脱离战场”^[18]。1月4日晚,在获悉日军开始从长沙全线退却后,薛岳发出全线攻击令,命令第二十六军、第四军、第七十三军由南向北追击,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由北向南堵击,第三十七军、第七十八军自东向西堵击,第九十九军自西向东堵击,第一四○师向黄沙街、新樯挺进,以将日军歼灭于“天炉”之中^[19]。长沙会战由此转入中国军队追击围歼、日军逃窜阶段。
        1月4日晚,日军第三师团、第六师团分别向东山、梨市撤退,企图在此渡过浏阳河北撤,但途中遭到中国军队的截击。第七十九军与第三师团在东山附近展开激战。第七十九军将桥梁破坏,占领渡口,迫使第三师团困于浏阳河南岸,并对其进行围击。渡河受阻的第三师团只得向第六师团靠拢。第六师团于5日渡过浏阳河后,根据军司令部命令在梨市附近接应第三师团渡河。于是,对第六师团实施攻击的第二十六军及尾追第六师团的第七十九军与日军两个师团在梨市地区展开激战。6日,日军拼命向北突围,遭中国军队沉重打击,伤亡惨重。第三师团的第十八联队与第六师团的辎重联队均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围之中。第三师团与军部及第六师团的通信联络也完全中断。而此时中国军队第四军、第七十三军正从南向北对日军平行超越追击。7日,天气放晴,日军飞机获得活动良机,刚抵达前线的一个轰炸机中队大肆轰炸,限制了中国军队的追击围歼。第三、第六师团乘机突围,向捞刀河一线北撤。先前为接应攻打长沙从金井南下抵达春华山的第四十师团也乘机北撤。傍晚,日军渡过捞刀河,但因仍未摆脱中国军队的前堵后追而士气低落。是夜,明月当空,第十一军司令部却因这有利于中国军队追击的月夜而忧心忡忡^[20]。
        1月8日晨,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为激励士气,突然决定在北撤途中发起攻势,以第六师团从左翼经栗桥向北突破铜盆寺,第三师团从右翼进入福临铺东北地区,第四十师团一部向西北迂回,企图围攻青山市北部的中国军队。此时在日军北撤途中,第九战区第三十七、第二十、第五十八、第九十九军已占据要地,严阵以待。而第四、第七十三、第二十六、第七十八军正在北进追击。中国军队在捞刀河与汨罗江间对日军形成了合围之势。当日,蒋介石电令:“着以福临铺以东之古华山为界,以西由杨森副司令长官负责,以东由王陵基副司令长官负责督率各军堵截,如敌由某部正面窜逃,即枪决其军师长。”^[21]
        日军第六师团在向北推进中于8日傍晚靠近栗桥以南地区。但此时第十一军获悉中国军队已占据栗桥,另有两个军也进入附近地区,故命令第六师团改经福临铺北进。第六师团即以后卫改为前卫,连夜转进。第九战区发觉后,急调第五十八、第四、第七十三等军追击围堵,将第六师团团团围住。8日夜,日军独立第九旅团为策应第三、第六师团向北突围,派出山崎大队组成敢死队偷袭青山市北面的影珠山。但至次日凌晨,山崎大队长以下五百余人被全歼。一向骄横跋扈的阿南在获悉山崎大队全军覆没及第六师团陷入重围的消息后愕然失色^[22]。9日,中国军队以七个师在麻林市以北地区将第六师团分割包围,发起进攻。日军困兽犹斗,战斗极为惨烈,多处展开手榴弹战、白刃战、肉搏战,第六师团指挥部也遭袭击。激战两日,第六师团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才在第三师团接应下突出重围。但日军已弹尽粮绝,饥疲交加,“有倒毙路侧者,有落伍被我俘者,有掠夺民间谷物以充饥者”^[23]。12日傍晚,日军第四十、第六、第三师团主力方摆脱中国军队围追堵截,分别溃退至汨罗江北岸的长乐街、兰市河、新市附近地区。第九战区“痛歼五昼夜,敌伤亡惨重,遗尸遍野”,13日日军残部渡汨罗江时,又遭中国军队痛击,“官兵自相践踏,落水淹死者惨重”^[24]。
        1月14日,日军三个师团从汨罗江北岸往北退却。中国军队继续对敌主力实施截击、侧击、追击,予敌以重大打击。16日,日军全部退回新樯河北岸原阵地。至此,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
        此次会战,中国军队为国捐躯者1.1万余人,受伤者1.6万人。日军被击毙3.3万人,受伤2.3万人,并有139人被俘。被俘者之多为以往所罕见^[25]。日军第十一军为策应香港作战而发动这次会战,但其伤亡人数却达到香港作战的2.5倍^[26]。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获胜原因,首先在于制定了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正确战略。蒋介石自己总结为:“长沙胜利之原因,实由于事先有确实计划之所致。”日军也认为其失败是因为“完全跳入了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27]。其次,中国军队英勇奋战,尤其是防守长沙的第十军,以相当于不足日军一个师团的兵力,抵抗日军两个师团达四日之久,为围歼日军奠定了基础。再者,日军骄横轻敌,中途变更作战计划,也是其败走长沙之原因。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在日军发起太平洋战争后,美、英军队在太平洋上接连失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中国军队的胜利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评:“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称:“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28]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激励了同盟国对日作战的士气,提高了中国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声望。蒋介石认为:“当此反侵略各国战事初期失利之时,我们在长沙方面获得如此空前胜利,不仅可以慰告全国军民,而且也可以慰告世界友邦”,“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29]而日军则因此次战败“所带来的痛苦体验”而“士气不振”^[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