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持久消耗”战略是国民政府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对日作战的基本战略,但这一战略在战争的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侧重点。1939年10月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后,消极成分在这一战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盼来了长久期待之中的国际格局的变化。受到美国参战的鼓舞,国民政府在军事战略上出现了从消极转向积极的趋向。
        珍珠港事变的消息传到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电令前线将领,“应积极策应英、美作战”,“各战区应于亥月三十日同时发动全面游击,持续时间十五日”,“实施游击时,各战区第一线部队及敌后部队,应同时实施,并各以有力部队分编多数纵队,以广正面逐日派队实施破坏战,遮断其通信,并向敌各据点轮流攻袭,相机略取,务获决定效果”^[2]。这一对在华日军全面进行游击攻击的部署,是为了在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之际策应美、英作战,而国民政府的主要着眼点还在抓住美、英对日宣战之际,联络美、英制定对日联合作战的总战略,以改变中国对日作战的总体态势。因此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国民政府就积极筹划重庆军事会议,旨在研究“全盘情况”、“太平洋整个作战计划纲要”和“共同保卫星嘉坡、菲律宾、香港、缅甸、荷印具体计划”^[3]。12月20日,在筹备中、美、英重庆军事会议过程中,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草拟了中、美、英、苏、荷五国协同作战总方略,计划在1942年7月,以美国海空军及中国陆军为主攻,英国海空军、苏联陆空军为助攻,先扑灭敌方空军,取得制空权,然后再对日本本土及中国东南地区,以外线作战态势向敌合击^[4]。与此同时,军事委员会拟定了各战区目前作战方针。军事委员会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无论美、英对日实行封锁消耗战或攻势作战,还是由中、美、英、苏联合发起总攻,“我军均须凭依自力,利用上述有利形势,攻击敌人,收复失地”。具体作战方针是,先于12月底实施全面游击,然后各战区各选敌人主要交通线之次要据点,集中优势兵力,于1942年3月底同时开始局部攻势,并准备6月底对武汉、宜昌、广州实行总攻^[5]。虽然该计划末尾注明“总攻计划须待新战斗序列决定再拟”,但军事委员会还是在差不多同时草拟了1942年收复宜(昌)沙(市)的攻势作战计划稿,准备以“第三战区遮断长江、第九战区攻占岳阳、第五战区切断襄河东岸宜沙敌人后方,以第五、第六战区主力,及本会整训部队保持于襄河西岸,包围襄河以西地区敌人而歼灭之”,“攻势准备应于五月二十日以前完成,攻势开始时期,待命实施”^[6]。
        与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后防御占主导地位的作战计划不同^[7],这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拟就的作战方案不仅要求对敌主动出击,而且更着眼于对敌发起全局性的战略攻势,显示出国民政府对日军事战略转向积极的趋向。国民政府的这一变化基于它与美、英联合作战推进对日战争进程的战略构想。但早在珍珠港事变前,美、英就商定了“先欧后亚”的反法西斯全球战略,整个战略重点不在远东,因此对中国的战略构想并无积极的回应。蒋介石为此专门致电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和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指示他们与美方接洽,“对盟国整个战略,作一确切检讨,接纳我方建议,迅速改变‘先解决德国后解决日本’之战略,明确决定太平洋上今后之最高战略,以利整个之战局”。具体而言,蒋介石希望“速将太平洋上主动之战略,包括自印度、澳洲、中太平洋、北太平洋,以至苏联在东方对日之战略,在各国陆、海、空军方面,即有一最高战略明确之决定,速采主动之攻势,则太平洋形势,即可大定,不待欧陆、北非战局揭晓,而日本必由主动而降为被动,由被动而趋于消灭”^[8]。但宋子文在与罗斯福面谈后报告蒋介石,美、英“先欧后亚”的战略“无法变更也”^[9]。美、英的这一态度使国民政府非常失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战略是以与美、英联合作战为前提的,因此美、英坚持“先欧后亚”的战略使国民政府不愿也无法推行拟议中的攻势作战。这样,国民政府的对日军事战略在1941年底和1942年初短暂地趋于积极后,消极防御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正面战场采取的是尽量维持现状而不主动出击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