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决定“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其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面临着重新调整的选择。1941年12月3日,在发出对美国开战令次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对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为完成帝国之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企图攻占南方要域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中国派遣军应“负责加强对敌封锁及摧毁削弱敌继续抗战之企图”,具体任务是:
        (一)大致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及宁波附近之安定,尤应首先使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各要域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之治安迅速得到恢复。
        (二)确保岳州至长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尽力击破敌抗战力量。其作战地域大致为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
        (三)占领广州附近、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各要域。广州附近之作战地域大致为惠州、从化、清远、北江及三水至西江下游之间。
        (四)超越上列各项所示地域进行之地面作战,根据另外命令。
        (五)竭力确保重要资源地域,增强我军战力。
        (六)……有关沿海作战及航空作战,根据需要……协同进行。
        (七)实施对华谋略,以促使抗日势力之衰亡。
        (八)作战需要时,可在靠近满华边境的热河省内地域,暂时派遣一支部队^[1]。
        自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一再避免扩大战线,以求首先解决所谓的中国问题。在决定“南进”并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支援南方作战后,日军在华北、华中保持了二十个左右师团的兵力^[2],在战争全局上实际降低了中国战场的地位,使之从属于“南进”作战,但却又未放弃乘机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上述命令同时强调“攻占南方”与“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正显示出日军在对华战略上既要策应太平洋战争又妄图乘机全面征服中国的矛盾状态,这使日军无法制定出“迫使蒋政权屈服的自主、具体方案”^[3]。另一方面,日军大本营也根据战况变化,强调对在华占领区重要资源的掠夺,指示中国派遣军:“在我占领区内适当构成切断线,严禁物资流通”;“在我占领区内主要城市,严格取缔物资对敌外流”;“确保我占领区内重要资源地区,使之便于开发及取得,并加强军就地自给的方针,积极取得、利用占领区内外之资源,尽力增强我之战力”,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4]。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在与美、英作战中频频得手,进展顺利,因此并未着手解决对华战略的内在矛盾,制定出明确的作战方针。12月24日,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就太平洋战争后的对华局势作出决定:“利用形势发展,尤其是作战成果,抓住有利时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该决定提出首先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查明重庆方面的动向,其次是通过太平洋战争的战果及施加压力促使重庆方面的动摇,适时由谍报工作转为屈服工作,同时又提出对重庆工作不宜操之过急。这一决定仍显示了日本既想乘太平洋作战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而又无法以武力达到这一目的的困境。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接到该决定后,认为“这是一个毫无具体内容不得要领的指示”^[5]。
        1942年初,日本对华战略仍举棋不定。日本政府和军方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当前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从未有过的处理对华问题的绝好机会,主张乘势迅速解决中国问题。驻中国派遣军对发起战略攻势更为积极,制定了夏秋季节同时进攻西安、长沙和常德的计划,企图以军事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一举解决中国问题^[6]。但是,由于对美、英开战后日军已从中国战场抽出相当兵力,要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已显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而至1942年3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进攻势头也已成强弩之末。此外,此时制约日本在华战略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北方的苏联。日本大本营虽认为苏联目前将专心于对德战争,但仍担忧在美英要求之下,尤其在苏对德战争进展顺利,而日本在对美英作战中战力削弱的情况下,苏联有可能对日参战,这也使它对在华采取大规模攻势作战不敢贸然作出决定,对驻中国派遣军的计划未作正面回答。3月上旬在大本营与政府的联络会议上,外务大臣对军方未能以武力一举解决中国问题表示不满,责问“难道在军事上毫无办法?”军方代表参谋次长答称,“如单纯考虑中国,在军事上未必有所不能。但是,既有北方,又有南方,如从全面考虑,大概就会理解那是不可能的。所谓进攻到重庆,实际是做不到的”^[7]。3月中旬,日本陆军统帅部拟定的“今后的作战指导纲要”更是反映了对华战略受制于整个战局的状况。该纲要对日军在华战略提出两种选择:“在全局形势特别在对苏形势许可时,拟利用大东亚战争之成果,断然向处理中国事变迈进,企图迅速予以解决。在各种形势特别是北方形势不许可时,即大致停止目前态势而加强若干压迫,在长期内期待重庆政权之屈服。”在第一种情况下,“从其他方面调用若干兵团,与在华师团共同进行稍大规模之作战。作战目的为歼灭敌之中央军,或攻占对重庆政权能构成直接威胁的战略要地,或策划使敌各军分崩离析而重庆政权愈加失掉统制力”。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占领地区内部,应努力确保治安和加强经济建设,同时对外部依靠彻底封锁,政略谋略兼施,加强经济压迫,以促使重庆政权之衰亡或分裂”。究竟是迅速解决还是长期作战,这一上奏天皇的纲要表示将考虑与全局形势之关系后再作决定^[8]。
        4月16日,日本大本营对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一份有关对华作战的通知。该通知判断中国国民政府目前的战略是“对内谋求加强长期持久战的态势,对外则促使美英加强关心东亚并策划拉拢苏联”,因此“不能期待蒋政权的急速屈服”。在此情况下,日本在华战略仍应“始终坚持积极的精神,竭尽一切手段,向促使蒋政权之屈服迈进”,但“在作战上要作极为慎重的考虑,对于进行大规模作战是否真能收到解决事变的效果,则必须经过充分研究后决定”。该通知还指出:“在中国当前形势下,考虑无论为了迅速解决事变,或为了应付长期战争,彻底解决治安问题极为重要。目前正在进行的清乡工作大有希望。”^[9]这一通知一方面强调竭尽一切手段促使中国屈服,一方面又表示对大规模作战要慎重考虑,表明日本对华战略仍难以找到一平衡点。
        5月上旬,日军结束缅甸战事。而在这之前的4月18日美国空军首次空袭东京。在此情况下,日本大本营考虑对国民政府发起攻势作战,并于5月中旬通知中国派遣军制订作战计划。6月上旬,日军在中途岛之战中失败,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的攻势被粉碎。面对不利的战局,大本营急于摆脱被动局面,更强调在华采取攻势,要求中国派遣军积极准备对西安和四川进行作战,加强对国民政府施压,以达到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崩溃或分裂的目的。但日军内部对此仍有不同看法,有的对此计划反应冷淡,有的认为最好在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全力以赴进行此项作战^[10]。此后,围绕着究竟是否要在中国采取攻势,发动对西安和四川的作战,日军内部有各种讨论。
        8月15日,经东条英机裁决,日军决定于次年2月前后发动对四川的作战。8月25日,大本营陆军部制定《根据目前形势陆军的作战准备》,规定当前日军的作战战略是,在太平洋方面“关键在于加强防守南方现有占领地域,遏制敌反攻企图”,即在中途岛之战攻势被扼制后在太平洋方面取守势;在北方对苏方面,“按既定方针,加强警戒,力求保持安谧”;而在中国和印度洋方面则取攻势。大本营陆军部对中国战场的判断是:“如严重打击重庆政权抗战重要支柱的中央军,进攻其保有整个军需生产力约二分之一、最大的物资补充来源地,而且建有美英空军基地的四川,摧毁重庆政权的根据地并予以占领,则有极大可能使敌屈服。即使蒋政权不屈服,也将名存实亡,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因此,对中国攻势作战“目的在于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并占领四川省要域,摧毁敌抗战根据地,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此日军准备组织十六个师团在1943年春从山西南部和宜昌发起进攻^[11]。
        这一决定在形式上结束了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日军在对华战略上攻守不定的状况,确定了采取攻势的作战方针。但日军的这一决定是在太平洋战场受挫的情况下做出的,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其战线拉长后在华兵力不敷的问题。因此,此决定刚做出,大本营内部就出现了反对意见,认为发动对四川的作战将征用船只削弱现有的运输能力,而这将影响钢铁产量,从而影响整个战争能力。海军方面也坚持主张以对美作战为中心,对华作战处于从属地位^[12]。
        此时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况继续恶化,物资供应、船只运输等压力更大。9月2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制定《今后应采取之战争指导大纲》,决定“帝国于今明年内以决定战局大势为目标,摧毁美英之攻势,并迅速确立必胜的战略态势”,“大致以昭和十九(1944)年中期为目标,继续确立对付美英进攻之战略态势,随时捕捉及摧毁敌之反攻战力”。该大纲规定的对华战略是:“对重庆继续施加强大压力,特别是遏止从中国大陆起飞对我本土的空袭与对海上交通的破坏。同时,伺机谋求迅速解决中国问题。”^[13]这一战争指导大纲实际上放弃了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在华采取攻势作战的方针。11月初,大本营通知中国派遣军停止对四川攻势作战的准备,并明确指出“今后对华作战在于确立最小限度的地面上及航空战略上的优势地位”,并且“还要抽调、转调、改编驻华兵力”^[1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时间内,日军对华战略一直在攻守之间摇摆,难以决定明确的方针。由于开战之初对美英作战的顺利以及后来为了扭转不利战局,对华采取攻势作战的主张一度颇为高涨。但终因作战重心在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在日本战略全局中处于从属地位,最后不得不在华采取守势战略。这一守势战略使日军从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4年初未能在正面战场发动全局性的持续的战略攻势,而只有局部性的短暂的战役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