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援助越南独立运动的情况与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各有特色。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联系可以追溯至孙中山与越南独立运动先驱、越南国民党创始人潘佩珠的密切交往。1903年潘佩珠就在中国粤桂滇各省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经梁启超介绍东渡日本组织光复会,并得晤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甚得孙中山同情与支持,建立了相互间联系。1909年后,潘佩珠长期在上海从事反法独立活动,并将光复会改组成为越南国民党。1925年因广州发生越南志士范鸿泰谋刺法国越南总督事件,潘佩珠在上海被法租界当局诱捕解返河内,长期关押。但中国国民党与越南国民党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一批越南革命青年获准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为越南光复事业培养了一批干部。1930年越南国民党在安沛举行反法起义,惨遭失败后将活动重心移往中国。越南国民党在南京设立该党中央干部委员会海外办事处,并在中越边境地区设置分支机构,得到中国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包括在经济上每月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资助经费200元^[1]。这与中国国民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党派的做法基本相似,体现了中国国民党援助周边弱小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态度。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援助越南独立运动的做法却与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有着不同的特点。首先,在领导体制上,在大后方的朝鲜独立运动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接操纵指挥,而越南独立运动则主要由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负责联络指导,由于担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对待越南独立运动的理念以及对待各党派的态度上有所区别,使得中国方面对于越南共产党系统的反日、反法独立活动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其次,在活动地域上,受中国国民党援助的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总部都设在重庆,活动则遍及各战区,而越南独立运动主要活动于中越边境的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其活动的地域与范围远小于前者;其三,在活动内容上,朝鲜独立运动兼具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与争取朝鲜独立的双重使命,尤其是战争前期,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实际上成为参加中国抗战的国际纵队,壮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声势,而越南独立运动的使命则集中于争取自身独立的事业,其参加中国抗战的声势和影响不如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其四,在与国内联系方面,朝鲜独立运动由于远离国土,与国内人民联系不足是其最重要的缺陷,而越南独立运动则与国内人民的反法反日斗争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内建有根据地和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其主要领导人时而回国内,时而来中国,将境内外的反法反日独立运动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他们战后在国内获得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中日战争爆发后,在中越边境地区活动的越南独立运动党派主要是越南国民党和越南共产党两派。越南国民党主要活动在云南,自称:“根据三民主义为革命指针,与中国国民党保持齐一之步伐,探求东亚之光荣与和平,恢复祖国山河。”对于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该党取拥护态度,“一面派同志投效军旅,上前线抗日;一面派同志返边界,秘密活动,向越南民众宣传,使之拥护中国抗战国策,更为扩充工作,并进一步与中国发生密切联系计,中央即派干部同志返滇改组成立越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执行部(1941)。越南之环境虽数经变易,而国民党始终坚持一宗旨,无论何时皆能镇定依计划而行动,深信惟有中国获胜,越南革命始有成功之希望也”^[2]。他们的抗日独立斗争得到了中国地方军政当局的支持和帮助。
        越南共产党在中越边境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化名胡光,1938年秋从苏联来到中国延安。年底,以八路军军人的身份随同中共领导人叶剑英南下桂林,任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又参加国共合作开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新闻台少校台员。随后又赴贵阳,参与创建八路军贵阳办事处,并曾到过重庆。1940年2月,胡志明来到昆明,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与印支共产党海外部接上了关系,成为其核心领导人物。该党海外部及其基层组织以“越南民众响应中国抗敌后援会”名义,在滇越铁路沿线各地进行散发传单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揭露法、日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罪行,广泛发动越南侨胞拥护和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们的反日、反法斗争主要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但也未与中国地方当局发生摩擦或冲突^[3]。
        1940年6月20日,德军占领巴黎,法国向德国投降。9月22日,法国越南总督被迫与日本签订《越日协定》,允许日军在海防登陆及借用北越三处飞机场,法国的战败与对日本的屈服,使其在越南民众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其在越南的统治地位也摇摇欲坠,给越南独立运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另一方面,中国军方开始为中国军队入越作战进行准备,也希望加强与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之间的联系,其时正在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担任上校参谋的越籍胡学览(越南共产党系统)和在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担任上校参谋的越籍张佩公(越南国民党系统)为中越双方的合作起了铺路架桥的作用。
        在中国军方的支持和帮助下,越南独立运动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国内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越南共产党起了重要的作用。1940年10月,越南独立同盟会办事处在桂林成立。该会于1935年7月在南京成立,曾向中国政府登记,此次组建系恢复性质,经李济深批准,取得了在中国境内公开活动的机会。胡学览任主任,林伯杰(范文同)任副主任,系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的联合战线组织,越南共产党在其中占有优势。该办事处曾领导了越南国内1940年底至1941年初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北山、南圻、助江暴动^[4]。1940年12月,越南共产党胡志明等又与桂林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广泛接触,共同发起建立“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并依靠这一组织进行公开活动,呼吁中国和国际进步力量支持越南的民族独立斗争^[5]。1940年12月,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柳州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其成立宣言称:“日本军阀与法国帝国主义一样,都是坏东西”,号召越南各民族“立即行动起来,挣脱这双层的奴隶的锁链”,“以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为表率,高举我们民族革命的旗帜”,“为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等^[6]。该委员会成立后,主要是利用张佩公与中国军方的密切关系,以张佩公主持的边区工作队的名义,举办越南干部训练班,培训越南独立运动的干部队伍。1941年4月,在该委员会基础上,又建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以“亲华、反法、抗日”为宗旨,主张“联合越南一切民族革命力量,组织成为一坚强整个革命阵营;同时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一致打倒法、日帝国主义,以达到越南独立、自由与领土之完整”等^[7]。
        1941年2月,越南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胡志明等返回越南活动。5月1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印支共产党(即越南共产党)第八次会议在高平省北坡举行。会议决定建立和发展游击根据地,成立越南独立同盟战线(下简称“越盟”),将各群众组织改组为救国会,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5月19日,“越盟”正式建立,这是一个以越南共产党为核心的反抗法日的统一战线组织,成为越南国内实现独立复国的领导中心^[8]。6月6日,胡志明署名“阮爱国”,发表致越南全国同胞号召书,指出“民族解放问题高于一切,我们要团结起来!为拯救水深火热中的我国人民,同心合力打倒日、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9]“越盟”当时主要在越南国内活动,其活动区域是高平、谅山、北圻等省的边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自成立至1944年4月的三年间,与中国官方并无联系。越南共产党虽仍在中国境内活动,但并未使用“越盟”的名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对于越南独立运动的态度趋向积极。1942年3月23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首次公开主张越南应该获得独立,他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一项“太平洋宪章”,保证联合国承认印度、越南、韩国及菲律宾的独立地位。此一意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也激励了越南独立运动志士的斗争情绪。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开始积极主动地联系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为此,决定约请越南革命领袖轮流草拟演讲稿,每周三次,在国际电台向越南民众广播,报道同盟国家的重要消息,加强对于越南的宣传工作^[10]。并鼓励原在云南活动的越南国民党人到抗敌前线广西来活动。
        在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直接协调和指导下,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于1942年7月在广西柳州建立了“越南革命同盟会筹备委员会”,推选越南老革命党人、长期在中国军界任职的阮海臣为主任委员。参加的党派有越南国民党、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越南复国同盟会以及无党派人士。10月1日,该会正式成立,越南国民党在领导层中占据优势地位。张佩公、阮海臣、武鸿卿为常务委员,阮海臣、张佩公、武鸿卿、杨清民、陈豹、农经猷、严继祖分任秘书、军事、组织、训练、财务、交际组长,严继祖、武鸿卿、陈豹分任东兴、靖西、龙州办事处负责人,并在昆明设有分会。出版宣传刊物越文版《越魂》和中文版《湄公怒潮》^[11]。该同盟会政纲规定:其最高目的“在联合全越民众及中国国民党,打倒日法帝国主义,恢复越南国土,建立自由平等之民主国家”;“为达成此目的,决以全越民众力量与中国国民革命军并肩作战,以驱除日法帝国主义者,肃清一切侵略势力”;“须联合各同盟国家如中美英苏等国,尤其是中国,切求其援助,以建设越南民主国”等。其组织纲要分列总则、中央委员会、省会、县会乡会、小组、附则六章,较为完备地规定该同盟会严密的组织系统^[12]。
        中国军方与该同盟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该会成立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援助越南党人争取独立,对该会派有指导代表,负责与该会联系,并为之解决问题。指导代表初由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兼任。1943年5月梁调职,由侯志明继任。12月,为进一步加强对于该同盟会的指导和帮助,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亲自兼任,侯志明任副代表,张发奎又将指导权交付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中将高级参谋、外事处副处长萧文(处长由张自兼)“全权负责”^[13]。1944年初,第四战区奉命改编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二方面军,仍由张发奎任司令长官,但原战区外事处却面临裁撤之危险。3月,经何应钦总司令批准,对越指导工作仍请张发奎继续担任,并决定“外事处全部保留,并加强实际工作”^[14]。中国军方由张发奎负责指导对该同盟会工作的体系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与越南国民党之间也不断进行联系。1942年1月,越南国民党海外执行部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送呈《越南国民党行动计划大纲》和《工作概况》。希望“加强贵国党政当局与本党之联系,希派明了越情及越语之人员专驻开远或昆明,与本党经常接触,负责指导本党工作,传达上级机关法令与转达本党向贵党当局呈报之意见及情报”等,提出该党每月各种费用不下五万元,若工作继续扩大,则所需当必逾此数,恳请“贵党部体察本党处境之困难,优加津贴”等^[15]。1943年9月13日,越南国民党中央海外执行部常务委员严继祖、武鸿卿、周伯凤呈文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转呈蒋介石,对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有因权利问题互相暗斗,有因工作意见各走极端”,“与过去十余年间各党派互相倾轧情形如出一辙”,提议“组织越南革命行动委员会,集合越南之热血青年及有为干部,加以组织训练”,并主张该行动委员会“拟由本党直接指挥,仍隶越南革命同盟会,务使权力集中,指挥统一,争取工作之高度效率”,要求国民党中央“派员主持组训事宜”,至同盟会各党各派“仍拟由指导机构加以整顿调和,使不致分散革命力量或阻碍革命事业之开展。”^[16]随即,该党迅速提出了《越南革命青年行动委员会会章草案》和《会员训练大纲》^[17]。次月,该党海外执行部又向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送呈了《越南国民党现阶段革命方略》等重要文件^[18]。现有的档案资料中,虽未发现中国国民党中央对于越南国民党提案的回应,但仍可断定中国党、军机关对于越南独立运动的分头指导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情况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表现得尤为明显^[19]。
        1943年底,张发奎亲自兼任对越工作指导责任后,设置了一个“指导代表办公室”,加强对于援越工作的领导,并着手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以扩大其群众基础,壮大越南独立运动的力量。由于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对越南国内活动方面未能有所作为,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为配合入越作战,急需协助越南革命力量回越活动以为响应,遂逐渐看重1941年8月重返中国的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及其领导的“越盟”在国内的力量^[20]。当时胡志明尚为国民党地方当局囚禁之中^[21]。张发奎决定释放胡志明,并让他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改组工作。1944年3月,“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在柳州举行,并重组领导核心。张佩公、张中奉、陈豹、蒲春律、严继祖、黎松山、陈廷川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阮海臣、武鸿卿、农经猷为监察委员,胡志明、阮祥三当选为候补委员^[22]。该同盟会改组后,越南共产党势力大增,而越南国民党的影响力却有所下降,甚至发生了越南国民党占据主导地位的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被强行改组,越南国民党领导人严继祖和武光品被第四战区逮捕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中国国民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但已造成越南国民党在该同盟会中的失势^[23]。
        1944年6月,胡志明与从越南来到柳州的黄文欢见面,根据越南国内革命形势,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争取在中国军方的支持下回国活动,直接领导越南的独立解放事业。胡志明迅速向张发奎提出了《入越工作计划大纲》,其工作目的是:一、传达中国政府扶助越南民族解放的决心;二、发展越南革命同盟会的组织与力量;三、置策应入越之华军与其他盟军之准备工作;四、越南之完全独立自由。其工作纲领是:一、领一部干部人员秘密潜返越境自龙州至平孟一带,先行观察及实施计划展开之工作;二、在东兴秘密召集一部忠实能干人员,开设一个短期训练班,授以尔后工作的方式与技能;三、曾经训练的人员,以秘密及武装公开式的宣传去号召人民,领导人民;四、国内各党派团体,并促进其团结及参加同盟会,筹开全国代表大会,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五、游击根据地等,并详细拟订了组织实施、宣传实施、训练实施的方案,编制了经费预算^[24]。该计划大纲深得张发奎赞赏,在报送中国最高当局批准后,付诸实施。8月9日,胡志明率领战地工作总队十八人入越从事策动工作,中国军方提供入越旅费五万五千元、补助费一万元,招致越南青年来柳受训旅费一万元以及护照公文药品等^[25]。由此,“越南独立同盟”在国内开创了越南独立运动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在第四战区受到压抑的越南国民党人却加强了与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直接联系和求援工作。中国官方内部环绕着援越方针的争执也日趋尖锐。当中国国民党越南支部领导人严继祖等被捕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连电张发奎催促放人。中国国民党对越工作负责人邢森洲在给中央秘书处的报告中严厉批评第四战区的援越工作:“现在越南共产党之势力,蔓延全越。彼以苏联为背景,与中国政策及本党主义相违背。虽能联络应用,不但于吾人不利,且将利用吾人为跳板,阴贮实力,他日必倒戈相向。是故目前援助越南革命,一面树法为敌;一面受共产党之利用,不得微利,徒遭大害耳!”^[26]中国国民党中央对于第四战区援越工作的实际主持人萧文尤为不满,但张发奎却针锋相对地致函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称赞萧文的援越工作“努力迈进,艰苦备尝,勤劳卓著,其奋斗精神实堪嘉尚”,呈文“将其在越工作成绩分条报请主席核奖”等^[27]。
        1945年3月9日,越南局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向越南法军发起进攻,法军投降,日本占领越南全境。31日,安南逊王保大在日本的操纵下,宣布“独立”,成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新伙伴。这一形势给“越盟”在国内的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时机。越南共产党中央迅速举行会议,认为该事件所造成的危机,正可以促进越南人民武装起义时机的迅速到来,号召越南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所建立傀儡政权,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28]。“越盟”领导的武装兵分三路,由北向南推进,队伍迅速壮大,并在高平、谅山、河江、宣光、太原等省区建立了地方政权。越南局势的骤变及“越盟”的迅速发展和“失控”,使中国国民党中央大为震惊,其援越政策的重心再度转向越南国民党,并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直接操纵指挥。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推吴铁城、白崇禧、陈立夫、王世杰、陈庆云、彭学沛、李宗黄、蒋梦麟八委员研究越南问题,由吴铁城召集。1945年6月14日,该委员会会商越南问题,并议决援助越南独立运动之方针及步骤。其方针是:一、保护我西南边境安宁;二、保护我旅越侨胞安全;三、打破越南共产党控制越南之企图;四、扶助越南独立。其援助步骤有:探询法国现政府对越南各党派所采态度、派员赴越调查实情、促进各亲华党派团结合作、成立负责策动援越事宜的专门机构、拨给越南革命同盟会和越南国民党枪械、设法使滇桂士兵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及越南国民党军队等。但这一方案因外交部认为有再考虑之必要,蒋介石亦赞同。可能是考虑国际形势之变幻莫测,以及顾忌同盟国对于法国在越南地位之态度,遂被搁置,但中国官方抑制越南共产党、扶植越南国民党的工作方向已经确定。
        1945年6月7日—25日,越南国民党中央代表团访问重庆,蒋介石亲自接见,由吴铁城负责接待并多次进行会谈。越南国民党代表团在致蒋介石的《请求书》中,提出两项“最紧急之援助”要求:第一,准予接济国内革命军之枪械,即刻在北圻上游各地发动对敌战争,最低限度步枪1000支(每枪附子弹300发)、手枪200支(每枪附子弹200发)、重机枪10挺、轻机枪60挺、手榴弹2000颗、电台4部等;第二,在中国援助该党成立一队革命军,配备齐全,以便应战,要求按月补助经费400万元,赐发步枪1500支(每枪附子弹300发)、手枪50支(每枪附子弹200发)、重机枪10挺、轻机枪100挺、手榴弹3000颗、电台2部等^[29]。蒋介石在会见代表团时,明确表示:“中国对于越南当然要援助”,“中国军队不久即将进入越南,中国一定愿意帮助越南得到独立自由”,但同时又提及同盟国关系问题,指出:“国际情形复杂,法国之地位,现在尚未解决,故须与英美研究”,并表示“中国政府现时尚不能以政府名义援助越南独立,接济武器是小问题,但一涉指挥系统,即与国际问题有关,中国所使用之武器,亦多来自美国,故须与美国详细研究”等^[30]。吴铁城在与代表团会谈中,强调“最重要者,越南本身如无大规模之革命运动发生,造成新的印象,使联合国注意,则独立将为不可能之事,中国不但希望越南获得独立,并愿意帮助越南独立,希望越南革命同志努力”;指出“越南各党派意见纷歧,殊为不幸,至少在敌人未驱出国土、独立尚未完成之时,应相互容忍,不宜意气从事”;并建议“贵代表团最好一部分先行返越,告知越人以新的希望及指示各种准备工作,以便到时协助盟军驱逐敌寇,一部分可暂留,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切取联络,将来随军进入越南”等^[31]。蒋介石、吴铁城的态度反映了中国官方既想支持和帮助越南实现独立,又顾忌同盟国关系以及战后法国在越南地位问题而不敢放手以实力支持越南独立运动的微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