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是国民政府长期实行的一项政策。如果说在“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官方对于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受中日关系的制约而不得不采取某种特殊形式,那么中日战争爆发后,这种支持因中国实现全民族全面的抗战而公开化、官方化。在援助方式上,国民政府继续战前的一贯做法,即同时支持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各个派系。
        当时,在中国大后方国统区率领朝鲜侨民积极参加中国抗战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两股:一股是以金九为中心的韩国国民党和韩国临时政府,1940年9月在中国官方支持下,成立韩国光复军,总部设在西安,下设三个支队,分赴山西、绥远、山东等地,发布宣言要“与友邦中国抗日大军并肩杀敌”,“不但调动白山黑水间枕戈待旦的三韩健儿和散在华北一带的白衣大群,更能以此国内的三千万革命大众闻风而起,冲断倭寇的铁蹄、锁链而遂行圣洁的天职”^[1];另一股是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1938年10月,经中国官方批准成立朝鲜义勇队,总部初设桂林,后迁重庆,下设两个区队,后扩展为三个支队,在抗战前线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发布宣言要“唤起不愿做殖民地奴隶的千百万朝鲜同胞,在朝鲜义勇队这面旗帜下集合起来,更联合法西斯军阀压迫下的一切民众,打倒我们真正的敌人——日本军阀,以完成东亚永久和平”^[2]。中国官方对于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扶助,原则上仍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联络以金九为中心的韩国临时政府,由军事委员会支持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及其所领导的朝鲜义勇队。中国官方的援助包括政治上的支持和帮助、经济上的援助和供给、军事上将该国抗日武装列入中国军队序列和共同作战等,朝鲜独立运动由此声势大振,为战后朝鲜的独立准备了舆论,培养了干部,奠定了基础;朝鲜侨民的反日斗争,特别是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在中国战场的出现和活动,也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壮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声势。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世界局势进一步发生变化,朝鲜独立问题变为指日可待的现实。1941年12月10日,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政府对日宣战的次日也发表对日宣战书,声明韩国人民决心参加反侵略阵线,与轴心国作战到底。该政府主席金九致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外务总长赵素昂致函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表示韩国之独立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完全解放,全赖中国对日宣战及其获得最后胜利而完成^[3]。1942年3月1日,重庆朝鲜侨民举行盛大集会,并以会议名义致电中、美、英、苏四国元首,要求同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准予韩国以第二十七个参战国资格加入同盟国对日作战^[4]。
        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中国官方适时对援朝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就饬令中国军事委员会从速拟定援助朝鲜在华独立复国运动的方案^[5]。军事委员会奉命拟定了《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扶助运用指导方案》。1942年7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百○六次会议讨论了援朝问题,决议推举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长戴传贤,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以及蒋介石侍从室负责人与朝鲜独立运动有深远历史关系的陈果夫七人组成专案小组,由吴铁城、王宠惠任召集人,通盘研究援朝政策的调整和强化。这个小组集中了当时中国党政军的重要大员,对于国民政府的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较高的权威性。8月1日,该小组举行首次会议,以军事委员会的草案为蓝本进行讨论^[6]。17日,该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特邀请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立法院长、中韩文化协会理事长孙科以及蒋介石重要幕僚陈布雷参加,使对援朝问题的讨论在财政上更加具体化,在决策上更富可行性^[7]。23日,该小组将两次讨论的结论及援朝方案呈报蒋介石^[8]。12月27日,蒋介石核准该方案,第一次形成了中国官方援朝政策的正式文件^[9]。其基本精神是:将援朝政策的重点从扶助朝鲜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转移到强化朝鲜独立复国力量,帮助战后朝鲜实现独立,并确定了“于适当时机,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试图扶助该临时政府成为朝鲜独立后亲华的正统政府。根据这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官方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援朝工作。
        首先,中国官方将争取国际社会承认朝鲜独立列为援朝工作的首要目标。在国民政府看来,争取战后朝鲜独立复国,不但是由于中朝历史关系的悠远久长,也是战后维持远东和平的需要,更是中国作为亚洲大国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运用一切政治的、外交的,或民间的、舆论的手段,向国际社会呼吁战后立即给予朝鲜独立。1942年1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示中国将支持朝鲜在战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强调说明支持朝鲜独立是中国的国际义务而不是权利^[10]。1943年1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长邵毓麟公开撰文主张战后朝鲜应该立即独立,该文指出:“朝鲜为日本大陆侵略之跳板,其独立之被侵,为甲午战之起点,为日俄战之诱因,且亦为太平洋战争之远因,故其独立重建应为目前中日战之归宿,事实上殆亦已成为同盟国协同作战之一共同目标。”^[11]该文被国际舆论认为系代表中国政府之见解,美国驻华大使曾将该文全文电报美国国务院。7月26日,蒋介石在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人时,直率表示:“韩国之在战后应予独立,系中国政府之决定政策。”^[12]8月,外交部长宋子文分别在伦敦和华盛顿发表类似谈话,表示“中国希望于日本战败后,将东北和台湾归还中国,并使朝鲜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13]。在中国官方的舆论导向下,中国新闻媒体也形成了呼吁给予朝鲜独立复国的热潮。各报刊纷纷发表社论,着眼于自身的安全和未来亚洲的和平秩序,主张战后朝鲜应立即独立。如重庆《大公报》的社论《论朝鲜独立》,指出中国抗战“是五千年来的空前大战,中国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赌国族的命运”,其“抱负的目标”,即是要“抗战到底”,这个“底”字就是要“回复完整的中国”和“独立的朝鲜”,强调朝鲜独立问题是“远东的百年大计”^[14]。
        同时,中国官方也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韩国临时政府自1919年成立后,二十余年间曾得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长期支持,虽然由于当时的中日关系、国际环境以及该政府自身时分时合、未能获得朝鲜独立运动团体全体支持等因素,未为中国官方承认。然而,该政府毕竟是朝鲜独立运动数十年奋斗的一个象征,如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战时可以由该政府组织容纳所有在华朝鲜独立各团体,努力于朝鲜的独立复国事业,在朝鲜独立后可以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与中国友好的政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对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事趋向积极。1942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东方文化协会演讲中高度评价韩国临时政府,称它“已有二十三年革命奋斗的历史,与欧洲的流亡政府不同。它成立时是代表韩国民族,到今天还是代表韩国民族。韩国国内虽有不同的党派,但是却没有第二个临时政府。美国数万的韩侨,最近开会也是拥护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在苏联的几十万韩人,东三省几百万韩人,也是一样拥护这个临时政府,这足证明韩国几千万人民的意志”。孙科首次公开主张目前“最重要的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我们承认了之后,英、美一定会继起承认,将来苏联也会承认。这样临时政府力量更大,更能领导韩国人民,以重庆为中心,一步一步努力完成复国的事业。这样,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不但可以恢复几千年来的关系,当然更趋密切,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15]。孙科的演讲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评价虽有过分之处,但体现了国民政府的意向,对于当时的舆论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高层人士在两次讨论援韩问题的会议中,曾反复探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终因顾忌“承认得太早,英国不痛快,美国亦受影响,承认得太迟,则恐苏联有阴谋”^[16],从而确定了“于适当时机,先他国承认”该政府的原则。
        与中国朝野的活动相呼应,韩国临时政府自身也积极开展活动,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地位。1942年6月12日,该政府外务总长赵素昂在重庆会见记者,呼吁各同盟国“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和“在物质上援助韩国”,尤强调承认该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回忆上次世界战争,因扶助中欧弱小民族之解放,故能战胜德国”;此刻在伦敦已有九个流亡政府为英国政府承认,“这都因为以政略为前提,而不是局限于法律观点上的斤斤计量”;韩国占有日本“二分之一的人力与价值一千万万的物资供给”,“最有效的办法,莫如承认韩国政府,援助韩国政府,使庞大的人力与物力,不仅不供敌人利用,且可为同盟国战胜日寇的一部分力量的泉源”^[17]。
        中国官方就此与美、英、苏等国进行外交交涉,争取他们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和支持,然而,美、英等国却取反对态度。1942年5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复函国民政府外交部,表示美国无意立即承认韩国团体,理由是韩国旅华各团体既不能互相合作,亦未能获得韩国内地人民的支持,同时亦必须顾忌到在美各韩侨团体,以及在苏联西伯利亚一带由苏俄所支持的韩人团体。1943年5月,美国国务院主管官员再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表示,对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目前最好搁置不谈。英国政府顾忌它在亚洲的殖民地问题,担心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将引起连锁反应,采取消极态度。苏联则根本不理睬中国方面的征询,积极组织旅居俄境的韩国侨民,准备战后在韩国另建政权^[18]。
        为了使韩国临时政府能早日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中国官方采取了各种措施强化该政府。首先,中国方面从组织上改变了以往援朝工作政出多门的现象。当时中国官方涉及援朝事务的机关有蒋介石侍从室,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政治部、调查统计局,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国民政府外交部等,各方意见的不一致,常常导致援朝工作出现混乱,并增加了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间的矛盾和冲突。1942年12月27日,经蒋介石批准,派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和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三人为实施援朝工作主持人,规定今后有关援朝问题,不论政治、军事、经济、党务,统由他们协议办理^[19]。
        朝鲜独立运动的致命弱点自始即是其内部各党派间的四分五裂。即使是在中日战争期间,虽经中国官方再三施加影响和劝说,但韩国临时政府的基础仍然只限于金九领导的韩国独立党,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及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对于该政府始终抱“不关政策”,另一些朝鲜独立运动团体更是公开指责该政府“有害于朝鲜复国革命”,“没有群众基础”,“缺乏统治权力及形式”等^[20]。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中国援朝政策的实施。中国官方决定将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援助由原先的多党运用原则,改变为扶助以金九为主席的韩国临时政府为主的方针,采取多种措施来强化该政府的建设。
        中国官方采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措施是改变援朝经费的发放办法,改原来的多党并进为以韩国临时政府为惟一对象,对其他朝鲜独立运动团体不再单独给予经费资助,以促成金若山派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参加韩国临时政府,这一变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42年5月15日,在中国官方的推动下,朝鲜民族革命党领导的朝鲜义勇队并编入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下的韩国光复军,由中国军事委员会下令在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增设副司令一员,由金若山担任,并将原朝鲜义勇队改变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由金若山兼任支队长,原光复军第一和第五支队合编为第二支队,由李范奭任支队长,原第三支队不动,仍由金学奎任支队长^[21]。
        另一方面,中国官方也极力劝说韩国独立党开放政府,甚至不惜采用高压手段,以对韩方贷款是否兑现为条件,敦促金九等人扩大临时议政院、临时政府等,容纳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的领导人金若山、金奎植等加入政府,希望该临时政府能容纳所有在华朝鲜独立运动团体代表,真正成为代表全体朝鲜人民独立复国意志的合法政府。这一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42年10月,韩国临时议政院在重庆举行第三十四届议会,补选缺额议员,开始容纳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左派集团成员,并增加朝鲜民族革命党的金奎植、张建相等为临时政府宣传总长、学务总长以及六个部的副总长,初步实现了左右两派在临时政府内部的合作^[22]。11月28日,韩国临时政府正式公布了《大韩民国建国纲领》,确定以“三均主义”为“韩国建国精神”和临时政府的最高理想:“实施普遍选举制度,以均政权;采用国有制度,以均利权;采用免费教育制度,以均学权。”该纲领将朝鲜独立运动划分为复国和建国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划分三个时期,并确定各个时期的基本历史任务^[23]。这个纲领吸收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欧美的三权分立制度和苏俄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成分,并综合近代朝鲜的改革思想而成,反映了朝鲜民族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观念,使韩国临时政府的政府形态进一步完备。
        中国朝野的共同努力,为确立战后朝鲜独立地位造成了有利的态势。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开罗举行首脑会议,在中国的坚持下,终于以“我三大同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适当时机使朝鲜自由与独立”的文句,载入《开罗宣言》之中,从而正式确定了战后朝鲜独立的国际地位。这是这一时期中国官方实施援朝政策取得的最大成果。然而,中国官方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努力却未取得进展,在与美、英、苏等国交涉碰壁后,反为同盟国联合行动规约所制约,迟迟不能在是否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作出决断,坐失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最佳时机^[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