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结成同盟国,共同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这不仅使中国四年多来独力进行抗日战争的状况有了改变,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成为中国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并被视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中国国民政府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采取各种形式,积极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而印度、朝鲜、越南等民族的独立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印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英国赖以与轴心国集团抗衡、挽回南太平洋战局颓势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而且也是缅甸失守后通往中国的惟一通道,对于中国抗战具有重要影响。从历史上观察,印度和中国都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是西方列强在远东建立的第一块殖民地和英国侵略中国的战略根据地,印度如能获取独立,对于中国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彻底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印度国大党和印度人民热情支持中国抗战,1937年9月26日和1938年1月9日,两天被确定为“中国日”,组织全印度的声援和捐款活动,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带头捐款500卢比,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多次发表演说,号召印度人民“尽其所能,减轻中国人民的苦难”,并在全印度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38年9月,印度国大党派出由五名医生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陕北,为中国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9年5月24日和7月11日,尼赫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互通信件致敬。1938年初,印度国大党还出版了《印度论中国》的小册子,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国国情,支持中国抗战,反映了国大党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已日益深入,成为国大党制订对华友好政策的理论基础^[1]。
        国民政府与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1938年8月,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访问重庆,受到蒋介石和中国朝野的热烈欢迎^[2]。1940年11月,国民政府派遣戴季陶率团访问印度,并携带蒋介石亲笔函分致甘地、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1941年8月,印度独立运动家卡拉黛维夫人访问重庆,蒋介石在会见时表示:“中国得到自由与独立以后,第一要务当为协助印度与朝鲜之解放与独立也。”^[3]
        然而,当时的英印关系却十分紧张,以甘地为首的印度国大党明确表示:如果印度不能获得完全独立,就不参加此次战争^[4]。英国当局则对国大党的独立要求采取镇压的态度,日本人利用印度人民强烈的反英情绪乘隙而入,以亚洲盟主自居,鼓吹“大亚洲主义”和“黄色人种革命”,要把英美势力从亚洲驱赶出去^[5],表示愿意以实力支持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一阴谋虽为国大党领导人拒绝,但却吸引了以前国大党主席鲍斯为首的一批人,他们策划成立“自由印度政府”,并暗中与日本人接洽。印度局势有日趋恶化的可能。
        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其目的有三:第一,出于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与英印当局商议开辟中印交通线、使印度成为援华军火的中转基地和生产基地,以及中印缅联合防御等战时合作事宜,并劝说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暂时搁置立即实现印度独立的主张,支持英国对于德、日、意的战争;第二,利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形势,劝说甚至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的殖民政策。蒋介石在临行前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指出:印度“由于受到西方国家长期之统治,又无经济、政治、社会之平等,当地人民可能认为吾人描述日军之残酷,仅只不过宣传。他们也许认为没有理由为防卫现在统治者,对抗将来之统治者去作牺牲。如果他们要有必要之士气,忍受如中国长期经历轰炸与战争恐怖之苦难,则须使他们感到,他们自己有若干民族利益遭受危险”。呼请美国说服英国等在东方享有殖民利益的国家,“依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作政治上之改变,此对联合作战将有极大贡献。不然,如果敌方为本身目的,挑拨当地人民,则随战争之进展与时俱增”^[6]。第三,通过访问印度,调解英印关系,提高中国在处理亚洲事务中的国际地位,潜意识中还存有成为亚洲领袖的愿望。
        2月4日,蒋介石夫妇偕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等,由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丹尼斯陪同,由重庆飞经缅甸腊戍抵达印度加尔各答,8日转乘火车抵达新德里,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14日,蒋介石赴拉合尔访问。16日起再访加尔各答,21日返回重庆。蒋介石夫妇的访印,得到英印当局和印度各党派两方面的热烈欢迎。蒋介石在归国后的一次演讲中讲到:“我们这次往访印度,印度的政府与各党派领袖对于我们都是十分诚挚的欢迎,无论谈话之间或其他一切行动表现都是真诚坦白,使我们十分感激!尤其是一般社会民众见了我们,如同见了他们自己的同胞国人一样,表示分外的亲爱与恳挚。”蒋介石特别提到:“当我们到新德里以后三天,尼泊尔王知道了我们到了印度,立刻派他在印度的王子特来向我们致欢迎,并将他自己猎获的一张虎皮赠与我国政府,表示他向慕念旧之意。后来我们从新德里再到西北边省——印度与阿富汗交界的地方去视察国防要塞,看到当地的西藏人、尼泊尔人,尤其是布丹人各族长老,有许多在80岁以上的老者,都来欢迎我们,表示格外的亲热。”他认为此为“此行所最感快慰,亦是平生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7]。
        然而,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的收效却不似预期的那么如意。蒋介石与英方印度总督林里斯格等进行会谈,在中英军事合作方面取得了若干进展:英方同意美国援华物资经印度孟买卸港,由陆路运往萨地亚,再从该地空运中国云南;表示愿意说服西藏同意修筑康印公路,经由西藏运输援华军火进入中国;同意以租借方式援助中国军火器械(包括装甲车、大炮、战车防御炮、迫击炮、机关枪和无线电器材)等^[8],这些对于中国的抗战都是重要的支持。但协调印英关系的使命却是毫无进展。蒋介石在与林里斯格会谈时,坦言:“今后太平洋战事,正在英、荷两国殖民地内进行,所以英、荷两国对于各殖民地内的民众——尤其是对于广大的、有历史的精神和潜伏力量的民族,一定要从速赋予实权,采取切实的方法,使其力量得以充分发挥”;“如果英国能够以美国对待菲律宾者来对待印度,那印度将来对英国不仅可以做今日的菲律宾,效忠美国,共同抵抗倭寇到底”;印度“将来必会做今日的美国对英国一样的与之同生死、共存亡,与日俱增,不愿意完全脱离与英国在政治上的关系”;“同盟国无论对德对日作战,印度一定可以作我们同盟国胜利的基本力量之一”,“在地中海、印度洋与太平洋上,发挥反侵略最大的功效”^[9],明确要求英国政府立即给印度人民自由,建立自治政府,“使印人愿意作战而不为敌人所利用”^[10]。此番劝告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的英印当局断然拒绝,他们认为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目下尚非其时”,“最好的办法乃将政权逐渐地、部分地交还,否则一定要引起印回间的自相残杀”,不仅不同意让印度完全独立,而且连自治领地位也不愿给予印度^[11]。英印当局之所以欢迎蒋介石赴印,纯然是为了利用蒋介石,说服印度各党派支持英国对德日意的战争,对于蒋介石的劝告非常不满,毫不客气地指出:“阁下此来有如审判官地位,将判断是否曲直,并且是袒护国民大会的,那末将使我十分感觉困难,这种印象决不利于联合作战之努力。”^[12]双方不欢而散。
        另一方面,蒋介石与印度独立运动各党派的会谈亦未取得理想的效果。访问期间,蒋介石会见了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并不顾英方的反对,会见了正在软禁中的印度“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并进行长达五小时的长谈,蒋介石夫妇还广泛会见了印度政界、学界、妇女界的著名人士。这些会见加强了蒋介石与印度各党派,尤其是印度国大党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向他们表达中国支持他们获取独立地位的明确立场,但对于印度独立的步骤,蒋介石却与国大党不同。蒋介石的基本主张是:一、印度在战时先取得自治领地位,战后实现独立;二、印度放弃“不合作主义”,暂停对于英印政府的攻击,积极参加反日联合战线等。而国大党方面则坚持英国必须立刻将主权交还印度国民,“不合作主义”是国大党惟一的武器,不能够放弃,并要求蒋介石对于英国施加某种压力^[13]。双方亦无法调和。
        蒋介石的访印,不仅未能促使英印关系有所好转,反而遭遇到英印双方的猜疑,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14]。21日,蒋介石在回国前夕发表《告印度人民书》,号召印度人民参加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强调在世界两大壁垒之间“决无中立旁观之可能”,参加反侵略阵线“系在整个反侵略阵线中之共同合作,而非单独与某一国合作与不合作问题”,婉转表达了对于印度国大党“不合作主义”的批评;同时也敦促英国政府“不待人民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俾更能发挥精神与物质无限之伟力”,并强调“此乃大不列颠帝国的有益无损且为最贤明之政策也”,向英国政府将了一军^[15]。
        尽管如此,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对于推进中印关系的发展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2月22日,尼赫鲁发表演说,称颂蒋介石的访问“将影响中印两国的历史”,“吾人应勇往直前,以中国兄弟姐妹为楷模而鼓舞奋起”^[16]。3月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为此发表评论,称:“中印两国是伟大民族,同具悠久的文明”,“在中国过去的抗战期中,你们时常给我们同情与鼓励,这是我们永远不忘的,现在侵略的狂焰,又临到你们的大门,你们已经决定与我们并肩作战,中国人民对于你们的远见和敏断,异常钦佩,对于你们的参加和合作,异常欢迎!”^[17]
        随后,蒋介石继续支持印度独立运动。2月24日、25日,蒋介石连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强烈认为:“如印度政治问题不立刻解决,则危险只有与日俱增。如果英国政府等待,直到日机轰炸印度,印度士气瓦解,则为时已迟。如果等到日军进入印度之后,再来解决,无疑的,则为时更为晚矣。如日本知此真相,进攻印度,则彼等必可长驱直入,不致遭受抵抗。”^[18]6月14日,甘地致函蒋介石,申述印度人民获得自由之重要,并保证自由印度之政府必同意同盟国家军队可留驻印度,并以印度为抵抗日人进袭之基地等,呼吁中方劝阻英印当局停止对于印度独立运动的镇压。22日,蒋介石两次电嘱正在美国的宋子文与罗斯福总统商议,最好由罗总统转达英国邱首相,“惟望美国政府对于此事勿太轻视”,印度问题“能否妥善之处理,实为同盟国在东方整个战局成败之所系,盖非仅英国一国之事也”^[19]。希望由联合国,尤其是位居领导地位的美国来“阻止此一不幸情势发生”^[20]。显然,蒋介石是利用印度局势的紧张,策动美国出面向英国施压,促使英国改变对印度政策,支持印度的独立要求。然而,8月8日,罗斯福的复电却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他虽对蒋对印度局势的分析表示同意,但又表示由美国出面奉劝英国政府与印度人民存在“困难”,并认为“目前最好不必采取阁下心中所拟议之行动”^[21]。蒋介石与印度国大党继续保持联系,并曾邀请尼赫鲁等访问重庆,这使英印当局大为不满。
        印度局势进一步恶化。8月8日,印度国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英国退出印度”。9日,英印当局正式逮捕甘地、尼赫鲁等一大批国大党领袖,向全世界宣示英国决心维护其对印度的殖民统治。11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指出英国此举“对盟国在远东目标,将证明为一极大挫折,且对整个作战形势必有严重影响”;“如果事态任其进一步恶化,则轴心国之影响,必更为加强;盟国宣示作战之目的,世人将不再予以重视;而联合国公布之原则,其精神意义,亦将丧失殆尽矣”。呼吁美国采取有效步骤,以解决面临印度与世界之迫切问题^[22]。另一方面,又紧急召见英国驻华大使,阐明中国立场,劝告英国政府以“恢然大度之姿态”,允许印度完全独立,“实无迫其铤而走险,掀起革命波澜之必要”,并警告说“若使印度不得不用革命方式取得自由时,则英人在印之势力自然崩溃”等^[23]。同日,重庆《大公报》也发表社评《为甘地等被捕之事惋惜》,紧急呼吁“赶快结束印度的悲剧,谋取合理的解决”等。中国方面的努力没有取得实效,罗斯福表示:“美国政府至今认为,此一争执,因素很多,不积极介入协调双方,也许更能有效发生影响。”^[24]丘吉尔则对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指责中国干涉英国内政,宣称英国在中国的国共争端问题上“从未加以任何轻微之评判”,蒋介石如再干预印度事务,“将要承担严重后果”,声明他决不接受“此项影响英皇陛下主权的调停”^[25]。蒋介石的调停活动被迫告一段落。
        在以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中英间围绕着印度独立问题的交涉仍在重庆和伦敦等地进行。1944年下半年,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奉命拜会丘吉尔,指出:英国哪怕是做个姿态,就有利于盟国的共同事业,就能对各盟国全体人民以至被轴心国所占领的人民带来莫大的好处。丘吉尔仍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是赢得战争的胜利,印度问题很复杂,应等到胜利之后再予解决,并表示一旦战局好转,他就要采取措施,为印度问题制订最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两人的谈话形成书面文件,蒋介石同意将印度独立问题暂时搁置^[26]。蒋介石对于印度独立问题的鲜明态度虽在战时并未帮助印度取得独立,却奠定了战后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