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还可以这样说:战争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舞台。在抗日战争进入后期阶段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日益向政治角逐的方向发展。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抛出了由他署名,实际上是由陶希圣代笔写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蒋介石的世界观、伦理观和政治主张。它是国民党强化一党专政的代言书,是国民党积极反共,展开政治角逐的宣言书和动员令。该书一出版,就在中国政坛上掀起轩然大波,引起了很大反响。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笼是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分不开的。
        首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展到1943年后,战争的局势已朝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一变化意味着深重的民族灾难有了结束的希望,中国抗战的胜利即将到来,日本侵略者已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在新形势下,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美国、英国则从战后全球战略利益出发,为确保其在华权益,维护其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开始积极增加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于1943年1月分别与中国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将中国拉入所谓的联合国“世界四大强国”俱乐部。
        时局的变化,日本的拉拢和英美的扶持,客观上提高了国民政府的地位,被蒋介石视为是其利用的有利时机,从侧面助长了蒋介石进一步加强其集权统治、进行反共活动的气焰。同时,伴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家已不再为抗战结局而担心,而着眼于战后政治的安排,开始为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积极筹划。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笼,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其次,在国内,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了两年极为困难的局面,渡过了相持阶段中极为艰难的时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之路。这一局面出乎蒋介石的预料,和国统区怨声载道,腐败成风,百官颓废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在中国共产党人艰难的奋斗过程中,在理论上积极探索,逐渐成熟起来,特别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鲜科学理论。这一理论一经发表,即在国统区产生极大反响,对国民党构成了巨大威胁。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党专政和集权统治受到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力量的严重挑战,国统区人民反对一党专政,要求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宪政的呼声十分强烈,对国民党形成强大的压力。
        因此,进入1943年以后,从国际形势来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十分有利;从国内局势来说,则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是一种强大的压力和挑战。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蒋介石在中国抗日大环境刚刚好转的时候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进行政治宣传,展开政治攻势,企图在政治理念上进一步树立国民党的权威,强化对民众的思想统治。这多少反映了国民党对自身统治缺乏自信心,承认其独裁统治埋有“隐患”,是具有强烈生存危机感的表现。蒋介石的意图有二:一是为国民党和自己的集权专制统治辩护;二是配合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宣传,在思想领域中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统治的理念,以与中共领导的进步力量展开竞争,进而为消灭中共力量准备舆论和社会条件。
        被国民党奉为“建国之宝典”的《中国之命运》,共十万余言。全书共为八章:(一)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二)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三)不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四)由北伐到抗战;(五)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六)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七)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八)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全书之核心就在于纵论内政,阐明了蒋介石关于中国历史、革命、建设及其命运前途的基本观点,反对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为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集权统治提供理论根据。其特点是把中国封建文化同改头换面的三民主义糅合起来,炮制出外儒内法,挂着三民主义招牌的国民党理论体系,即周恩来所定位的“中西合璧”的“中国式买办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又名新专制主义”^[1]。
        第一,《中国之命运》继续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试图从理论上阐明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是国民党统治建立后矢志不移的执政追求目标,作为具有指导国民党建国实践系统化“理论”色彩的《中国之命运》,自当不能例外,继续以“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为其领篇宗旨。在书中蒋介石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一直到抗战建国的历史来论证中国国民党自始至终是一个“革命党”,是“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甚至将问题提高到这样的高度:“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来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液”。“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处处颂扬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确立统治后的成就,他指出:“中国往昔之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而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已取消,则中国今后之命运,乃就系决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之一点上”。既然他领导废除了“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那么,领导取得这一成就的国民党和蒋介石他自己自然合乎逻辑地就是抗战建国的领导者,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主宰者。这就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通篇的结论。由此,蒋介石将“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论调推至极致。
        第二,《中国之命运》美化封建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蒋介石一方面对中国封建时代“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礼”的“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大加赞扬,说这种组织构成了国家“严肃整齐施政力教的基础”;另一方面,奉孔孟之道为最高信条,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力鼓吹继承和发扬封建时代所谓“崇礼尚义,明廉知耻”、“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风气”,提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养性法。要求国民遵循封建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有序等常理,以“忠孝为本”,信奉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认为“四维八德”(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是“中国立国的纲”,“四维八德”发扬光大,则国兴;否则,国便衰微,并以此为抗战中中国的道德准绳。蒋介石如此推崇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礼教,其目的无非是为他的专制集权统治寻找历史依据。
        第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全面阐述了国民党的建国“方略”。蒋介石在纵论历史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全在内政”,“建国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须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五个要目,制定周详的方案,而使之实践力行。”蒋介石进而详细论说了内政方面的“五大”建设的主旨:“心理建设”的要旨在“发扬民族固有精神”,“伦理建设”以忠孝为核心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社会建设”旨在强化保甲制度,“政治建设”旨在坚持“训政”,而经济建设旨在实现“工业化”与保障国民生活。看起来既全面又深刻,但实际上处处体现着复古和守旧的痕迹和倾向,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存在着矛盾。
        第四,《中国之命运》鼓吹蒋记“三民主义”,宣扬“力行哲学”,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攻击马列主义。蒋介石在书中说:“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之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三民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而且为现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趋势”。又说:“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任何思想离开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当然,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是打上他印记的三民主义。与此同时,蒋介石不忘抨击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说:“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些学说的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在他看来,惟有“蒋记三民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也是救治中国的良方。蒋介石为了为其思想张目,在哲学上宣扬其所谓的“力行哲学”。在书中,蒋介石进一步强调了“力行”和“诚”,指出:“革命的主义,如日月经天一样地明白,革命的方略,国父已经有了精确的遗著。革命的成败,到如今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国民只须遵循三民主义,……穷理致知,实践力行”。“所谓力行与致知,必须出于至诚,……古人所谓‘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力行的本义。”“总之,‘诚’是行的原动力,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的去行仁”。蒋介石反复宣扬“力行”、“诚”的目的,就是要民众对他、对三民主义、对国民党,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第五,《中国之命运》极力为实行一党专政辩护,指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割据地方,力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蒋介石在书中指出,中国之所以要实行专制集权制度,有两个直接的政治目的:一是要提高反共效能,否则共产党就会坐大;二是要加强国民党统治效能,提高党权,实现党治。在体现全书宗旨的第七章“党与团”一节中,更宣称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特点是“一党专制”,“党外无党”,全国国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另一方面,蒋介石则认定“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人权党团,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是在“割据地方”、“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在“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这种“革命的障碍”留存一日,则国家政治生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蒋介石将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视为是社会进步的障碍,以作为其实行独裁统治的借口,其用心十分险恶,也表露了他要使反共活动进一步升级的意图。
        总之,蒋介石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伦理到哲学、从外交到内政,论述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和必然性,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这便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逻辑。
        综观《中国之命运》一书,内容极其庞杂。国民党把它捧为“政治圣经”,列为全国各界的必读书。此书一出版,即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由于《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宣扬反共思潮,将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严重关注。所以该书一出版,中共中央便立即专门召开会议,对该书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蒋介石的这本小册子公开抛出来,就是集中代表了蒋介石国民党同我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蒋介石叫嚣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投降帝国主义,联日反共,消灭共产党。”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延安理论干部会议,研究批驳《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是批判《中国之命运》的主要阵地。1943年5月—10月《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和批判文章。主要社论有:《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起来!制止内战!挽救死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请重庆看罗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主要文章有: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和《袁世凯再版》,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这些社论和文章,从思想政治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深入批判,斥责和揭露了蒋介石宣传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面目,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2]。毛泽东还电示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组织力量开展批判活动^[3]。直至10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4]这一宣传战才告一段落。
        住在重庆的宋庆龄,对《中国之命运》一书所鼓吹的专制反共倾向,也进行了直接批评。不仅如此,一些国民党内的清醒有识之士对《中国之命运》也持消极看法。张治中曾回忆说:“《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发表以前,不仅外国友人,即干部中也多持不必发表之意见,乃今检查此书发表以后之影响,当了然当时认为期期不可者实非无见。一般人认为此书充分流露钧座保守思想之所在,而钧座之注意当时对国民教育之意义,未注意其可能引起之政治影响。此为儒家思想与当代思潮不尽能融会贯通之症结所在,实不容忽略者。”^[5]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刚出版,便遭到了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内战,坚持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进步人士和力量的强烈反对和批驳。蒋介石原本期望借此打压共产党,进一步巩固国民党和自己的集权专制统治,但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引起一片反对责难之声。和以往加强国民党统治的措施一样,蒋介石这次在思想、政治领域中的动员运动,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声中,也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其反共喧嚣有所收敛。
        抗战后期,是国民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诸多因素影响和作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其统治机器进行了全面调整和强化。以政治理念而言,抛出了《中国之命运》,全面宣扬蒋记“三民主义”,竭力树立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权威,发动了一场使“抗战胜利成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胜利”的运动;以政权机器而言,在中央层面上,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使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完成了使蒋介石名正言顺控制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全部三条腿——党、政、军的最后一步。在基层,则通过大力推行“新县制”,力图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牢牢控制广大乡村,以防止共产党力量发展和对其统治构成威胁;以权力运行机制而言,为加强行政效能,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令不畅的现象,推出了“行政三联制”措施。
        上述措施看起来环环相扣,无不切中要害,但是,只要国民党和蒋介石顽固实行一党专政、个人集权,并且以此为最终目的,这些措施最后都不免流于形式,或适得其反,以失败的结局而收场。这已为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治发展的历史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