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军费支出迅速增加,而财政收入不增反大幅度下降,财政赤字就已经形成,且呈迅速扩张的趋势。进入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收支更严重失衡,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而且逐年增高。1941—1945年国民政府收入、支出和赤字数额,详见下表:
        

单位:法币(百万元)

        

年　份	政府收入	政府开支	财政赤字
1941	1,184	10,003	8,819
1942	5,269	24,511	19,242
1943	16,517	58,816	42,299
1944	36,216	171,689	135,473
1945	1,241,389	2,348,085	1,106,696

        资料来源: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处所编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报表。转引自《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尽管国民政府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采取了诸如田赋征实、专卖、增税等诸多措施,力图增加财政收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但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收入虽在增加,而开支数额却增加幅度更大。究其原因:一是军事开支日益庞大。1939年的军事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57.6%,1940年则猛增至73.9%,1945年更高达87.3%。详见下页之表:
        军事支出数额的逐年增加是造成巨额赤字的根本原因。从1941年至1945年度财政赤字占岁出平均为81%左右,1945年度高达87.7%,与该年高达总支出87.3%的军事开支正相吻合^[1]。因此,有人就指出:“财政上几占九成的赤字,正是岁出上几占九成的军事开支所造成。岁出上每十个钱中的九个钱是用在军事上面,就使财政上每十钱中的九个钱没有着落。这就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财政一个最基本的特点。”^[2]二是行政开支增加。自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为全面推行统制经济政策,相继增设了诸如田赋征实、专卖、物价管制等新机构,致使政府录用的文职人员迅速增加,相应行政开支的数目也迅速攀升。1940年行政开支占国家总支出的4%,到1941年至1944年间则上升到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强(包括部分军政费用)^[3]。三是政府财源枯竭。作为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体的关、盐、统税早已锐减,到抗战中期以后在国民政府税收中已不占重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货物税和直接税^[4]。但货物税和直接税毕竟税源有限,且税负提升幅度有限,其增收的速度是远远赶不上开支增长的幅度。国民政府虽将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将食盐、火柴、烟、糖实行专卖,对于增加国库收入有一定的作用。然而,日军在正面战场的进攻,特别是1944年4月至12月间日本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举行的“一号作战行动”,使中国盛产粮食和战略物资的河南、湖南、江西、广西相继落入敌手。这一战局演变给国民政府在财政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田赋征实相应巨减,棉花、钨、锑等战略物资带来的财政收入也大量减少。1943年实物收入占中央财源的28.1%,1944年减少至23.6%,1945年则减至18.2%^[5]。与此同时,政府的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也在减少。1943年直接税收在政府财政支出来源中占8%,1944年降至3.5%,1945年仅占1.1%;间接税1943年占8.3%,1944年占10.1%,1945年占5.5%^[6]。
        

1939年—1945年度国民政府军务费实支数及其占总支出的百分数

        

年　度	总支出(百万元)	军务费(百万元)	占总岁出的%
1939	2,797	(*1)1,611	57.6%
1940	5,288	3,912	73.9%
1941	10,003	(*2)6,617	66.2%
19422	4,511	15,216	62.1%
1943	58,816	(*3)42,943	73.0%
1944	171,689	131,081	76.3%
1945	1,215,089	(*4)1,060,196	87.3%

        (^*1)1939年度起,加紧急命令拨付款。
        (^*2)1941年度起,包括国防支出、“国防建设费”、战务费、粮食费、军事运输费和紧急命令拨付款。
        (^*3)1943年度起,不列军事运输费。
        (^*4)1945年度包括军政部开支、军政部建设支出和紧急命令支出。
        资料来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国民政府为解决因税收减少开支剧增而带来的财政赤字,只得采取“赊借收入”的方式来弥补亏空。所谓赊借收入,就是国库向银行借贷的收入。由于国库借支数目庞大,而银行准备金不足,只有扩大钞票的发行。
        从下表可以看出,银行垫款的数字几乎与财政赤字的数额相吻合。而这些银行垫款则主要是靠增发法币来实现的。根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银行垫款为201亿元,1943年409亿元,1944年1401亿元,1945年达10,433亿元,而法币增发额则分别占银行垫款总数的96.0%、100.0%、81.4%、80.8%^[7]。
        

1941年—1945年银行的垫支情况:

        

年度	财政赤字(亿元)	银行垫支(亿元)	银行垫支占财政赤字的百分数
1941	88	94	106.8%
1942	192	201	104.7%
1943	423	409	96.7%
1944	1,355	1,401	103.4%
1945	10,650	10,433	97.9%
共计	12,616	12,438	98.5%

        资料来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银行为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大量发行钞票,自然就导致法币的持续贬值,以致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是助长通货膨胀的基本力量。而战时物价无止境的快速上涨,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局面。两者互为因果,一发不可收拾。由于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跌落,人民对法币的信用产生危机,预期物价上涨,为免遭法币贬值带来的损失,普遍产生重物轻币的思想,货币一到手就换成实物保存。工业囤积原料,商业囤积货物,不仅投机活动日益猖獗,而且加快了货币转手及流通的速度,造成物价进一步上涨。若以1940年周转速度为1;1941年为1.5;1942年为1.8;1943年为2.5;1944年为3.2;1945年(1至6月)为9.2^[8]。以物价上涨的情况来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军封锁下,对外交通全部断绝,外援物资无法接济,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不可遏止。1942年全国趸售物价指数已上涨至3900;1943年跃升为12541;1944年则达43197;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已高涨至163,160;而零售物价指数更涨至190,723^[9]。据有人计算:抗战八年中,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法币1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底值战前0.6元,到1939年底只值0.28元,到1940年底降至0.08元左右,到1943年底只值半分,到1945年6月,已只值战前法币5毫。就是说这时法币2000元才值战前法币1元,其价值只有原法币价值的万分之五了^[10]。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造成了国统区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严重影响了国统区工农业生产和民众将士的抗战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