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国民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协助从沿海迁往内地的工厂恢复生产,使得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势头。但是,好景不长,从1943年起,国统区民营工业就发生了严重危机。首先,这种危机是表现为设厂数的下降和新设工厂规模的缩小。(参见下表)
        

国统区工业设厂数和投资规模的变化趋势

        

年别	登记设立的工厂(家)	每家平均资本额(千元)	指数
1936年以前	300	393	100.0
1937	63(60)	352	89.6
1938	209(182)	414	105.5
1939	419(346)	289	73.5
1940	571	103	26.2
1941	866(738)	53	13.5
1942	1138(1077)	9	2.1
1943	1049(977)	14	3.6
1944	549(533)	6	1.5

        注:设厂一项中括弧内的数字为民营工厂数。
        资料来源: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
        由上表资料可以看出,1942年是抗战时期设厂数最多的一年,此后逐年下降。不仅设厂数在逐年减少,同时每家工厂平均占有的资本额也在下降。工厂设厂数和投资规模是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晴雨表,而上述指标的逐年下降,正表明国统区工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正趋向恶化。作为工业投资主体的民营工业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动向,正是国统区工业危机的一种表现。
        其次,国统区民营工业的危机还表现为工矿企业的停工减产,甚至改组倒闭。以战时的工业中心重庆为例,1943年重庆原有工厂817家,其中停工减产的就达270余家^[1]。钢铁业22家(炼铁厂18家,冶钢产4家),其中炼铁厂停炉者14家,4家勉强维持;冶钢1家完全停工,其余3家勉强维持开炉,但产量剧减,因为成本加重,陷于半停顿状态^[2]。重庆民营机械厂共有366家,1942年二三月间各区工厂已渐有停歇业者。至6月底,确实倒闭者达42家。采矿业中,1942年嘉陵区减产和停产的煤矿家数竟达77%以上,盐井溪一地的60余家煤矿中,停产的40多家。重庆的纺织业同样处境艰难,重庆最大的3家纱厂(裕华、豫丰、申新)原有纱锭11万余枚,1942年开工的则只有7万余枚。到1943年底各纱厂纱锭又大幅减少。重庆的印刷厂,1943年底到1944年初3个月内有70家停工。衡阳是仅次于重庆的又一工业中心,1943年90余家机器厂中,停工者已达20余家。昆明原有纺织厂30余家,1943年内竟倒闭了20余家。另据《新华日报》报道,1944年四川原有工业的50%甚至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3]。其他各省也和重庆、四川的情形差不多。如云南个旧的锡矿,1944年1月4日《商务日报》报道称:“往昔在城东炼锡的火炉,共达40个左右,今天能维持开炉,照常炼锡的不到10个;往昔矿工人数已达10万余,今天仅5000余,……目前个旧大锡生产,已临总崩溃前夕,各私家厂商,95%已宣告破产或停业。”总之,在1944年,国统区工矿企业因资金短缺、原料缺乏、产品滞销、营业亏损、动力供应不足等原因,不得不歇业、改组、撤销、转让的工厂达326家,其中省营26家,私营300家^[4]。由此可见,民营工业在抗战后期已是危机四伏。
        第三,国统区民营工业全面衰退和危机还表现在产品产量指数的下降上。如以1938年为100,在1939年为130.57;1940年为142.34;1941年为130.73;1942年为124.37;1943年上半年为112.36;1944年上半年为93.67;1944年下半年为89.83^[5]。整个产品产量指数从1941年起就逐年下降。
        造成国统区工商业全面衰退和危机的原因比较复杂,可以说既有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因素,又有战争的影响以及自身的因素。具体来说:第一,民用工业的凋敝首先是因为国家资本企业的排挤。1942年以后,随着国家资本向金融业、工矿企业的扩张,以及一些国家资本企业的相继建成投产,使国家资本企业在工业生产中具有了一定的优势。这些国家资本企业资力雄厚,设备齐全,享有原材料、交通及贷款的优惠,因而生产成本低,民营企业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例如,钢铁迁建委员会所属的大渡口钢铁厂,每吨钢材售价370万元即有利可图,而民营厂的售价每吨要高达550万元才不致亏本^[6]。在如此悬殊的竞争条件下,民营厂难以生存。同时,民营厂的大量订货也被国营厂取代,民营厂订货减少,导致生产萎缩甚至停产。以重庆为例,过去民营兵工厂订货占总产值的80%—90%,到1943年则下降到50%,1944年又下降到30%以内^[7]。第二,通货膨胀的影响。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使民营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难以维持生产。往往工矿企业出售产品后获得的利润,不及购买原料时的价格,造成企业虚盈实亏。有人这样指出:“一个工厂在账面上虽然赚了钱,但由于物价上涨的结果,它以同样的货币额已经不能从事同样规模的再生产。”^[8]在物价上涨因素的刺激下,商业投机十分兴盛,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都被吸引过去,企业贷款十分困难。不仅如此,一些工矿企业资金也倒流到商业投机中,出现了“以商养工”和“以商代工”的现象。据统计,1943年3月底,重庆市银行业对商业的放款,占全部放款的70%,而对工矿交通事业的放款则不到15%^[9]。即便是能够得到贷款的企业,也多为国家资本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工厂,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的民营工业则因贷款抵押等问题,无法得到贷款而不得不关门停业。第三,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政策的消极作用。由于国民政府对原料、交通运输工具、产品等全面实行统制,一方面造成民营工业因原料短缺、交通工具缺乏,不能正常生产。例如,在1943年,许多棉纱纺织厂就由于原棉供应不足,减产30%—50%。而成都办理棉纱收购和发放事务的福生庄,对于民营厂的棉纱供应,托词无货,故意刁难,造成棉织业工人暴动,就是典型事例^[10]。另一方面,则因政府收购价过低,极大地损害了民营企业者的利益,致使民营工业被迫停工减产。如1943年,政府以稳定物价为由,实行限价政策,对物价进行全面管制。但是,这一政策的副作用也相当明显,以钢铁业为例,1943年9月,机制钢的售价为每吨8.6万元,但当月的实际成本已超过9万元;灰口铁每吨限价为3万元,可是实际成本却要3.5万元。又如纺织业,1943年5月以前,棉纱限价为每包1200元,而实际成本已达1500元以上^[11]。国民政府收购价过低而导致企业倒闭最明显的莫过于云南的锡矿业。当时资源委员会核定锡价每吨为11万元,而据锡业工会计算,每吨实需成本31万元^[12]。二者相差甚巨,导致民营企业亏损累巨,无法继续生产,只得关门倒闭。第四,苛重的捐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税收方面有两个明显的动向:一是扩大税源,二是提高税率。以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而论,这一税收政策直接涉及的对象主要为民营工商业者。而国统区工业所负担的捐税,除营业税、所得税、战时过分利得税、统税、矿税等正税外,还有公债、储蓄捐……以至员工的免役金和各式各样的捐献等等。拿捐税中影响最大的直接税(所得税和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来说,以创办时资本为依据的直接税,在通货膨胀的严重情势下,货币数量上的“盈”,并不是真实的,实际上存在着“虚盈实亏”的现象。而完税则需要抽出一部分资本去缴纳。过分利得税规定,凡盈利超过20%的,就是过分利得,就要征税,而且是累进征课,其盈利额超过资本额60%的,其超过额一律征50%^[13]。再如统税,不仅税目的种类一再增加,税率在提高,而且往往是多次征收。1944年4月30日,黄炎培在谈到统税时就说:“实行统一税率,按理就是统一一次征收,现在不仅统一,简直是‘统二’、‘统三’、‘统四’,甚至到‘统八’都有的”^[14]。由此可见,国统区工业所负担之捐税之严重,是十分惊人的。有人估计,抗战时期后方工业赚20%的利润只够缴纳捐税。且捐税逐年提高,如1941年的生铁每吨完税1.28元,至1942年秋竟增至90元;酒精税额1943年比1939年高169倍,几占价格的1/3^[15]。民营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资本规模小,在如此沉重的捐税负担下,生产难以为继,无法生存。
        与工业衰退、全面危机的局面相对照,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抗战后期的商业则一度出现了虚假的繁荣。例如,1937年,重庆只有商号(资本额在2000元以上的)700多家,一般规模都不大。但到1945年,重庆的商业企业则已发展到27,481家,是1937的38.25倍。同期商业从业人员也猛增至23.42万人,占重庆就业人数的39%,全城市人口总数18.8%,居于重庆各行业从业人员之首^[16]。贵阳也是类似情况,1937年登记商业行号为1420户,1943年则增至4239户^[17]。不仅商业企业数量大增,而且资本额和规模也有所扩大。与商业畸形繁荣相伴而来的便是商业投机的疯狂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越来越严重,形成商业投机利润高于正当商业利润、正当商业利润高于银行利率、银行利润高于工业利润的不正常现象,因而社会资金纷纷如潮水般涌向商业投机。同时,不少工厂也受商业投机的影响而将生产资金用于商业投机。但是,毕竟国统区这种商业的繁荣不是建立在真实的物价基础上的,具有很强的战时性、投机性的特征。随着抗战胜利局面的来临和人民购买力的持续下降,这种虚假的繁荣便大受影响。于是,抗战后期国统区的商业也开始日益萧条,并笼罩在危机的阴影中。1945年春董必武在谈到国统区商业状况时就说:“我初到重庆市,夜市很热闹,百货商店里推出涌进的人,川流不息。现在无论哪行哪业,打锣打鼓都无人过问。重庆市面商店关门停业的很多,市场不景气可见一斑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