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立即陷入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和灾难之中。作为民族文化和未来希望传承载体的教育事业,也不例外,受到了蓄意的摧残和破坏。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教育界立即行动起来,为维系民族的血脉,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奋斗。作为教育事业支撑点的国民政府也做了积极引导和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就于1937年8月27日颁布了《总动员时期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规定了抗战时期办理各级教育的基本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学校在战时“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各级学校的训练,“应力求切合国防需要,但课程之变更,仍须遵照部定范围”;学校教职员及大中学生,“得就其本地成立战时后方服务团体,但须严格遵照部定办法,不得以任何名义妨害学校之秩序”^[1]。显然,教育督导仍以维持正常教育及管理秩序为主旨。但是,民族的危机和战争的危险,已经给中国教育提出了适应战时需要的课题。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对教育规定如下的任务:“(一)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四)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2]同时,为实施抗战建国教育的总纲领,还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就有关学制、学校的迁徙设置、师资之训练、各大学及各院科系以及中小学科目之整理与调整、训练标准、体育、管理、教育经费、行政机构、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留学制度、边疆教育、华侨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教育与国防及生产建设事业的沟通与合作等涉及教育的17个方面,均加以了系统的规定和说明^[3]。该《纲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教育的指导性原则。随即,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根据17个要点,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为进一步明确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的基本方针,研究和改进各级教育,1939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训词,明确强调“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思想。最后,大会通过决议,以蒋介石的讲演词为全国教育最高指导原则。这样,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后即逐步实行的“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指导方针最终确立。这一指导方针与“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相适应,既注意到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应急需要,更考虑到教育为建国奠基的战略意义。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教育事业就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在贯彻“战时应作平时看”教育方针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对教育事业也十分重视,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扶助,并加强了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和控制,使国统区的教育事业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得以维持,并在西南西北等地有所发展^[4]。概括起来,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为维持和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积极扶助高校内迁,帮助恢复教学秩序。在高校内迁与恢复秩序和发展过程中,国民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牵头协调和组织面临战火威胁的高校迁往内地。针对抗战爆发后国土大片沦陷,日军有意识地对我国教育事业进行肆无忌惮摧残的现实,为避免更大的损失,保存教育的基础,国民政府曾在抗战初期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华北、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高校内迁。1937年抗战爆发至1939年,这一时期仅迁往四川的高校就达三十一所^[5];1940年夏,英美与日本关系紧张,上海租界形势日趋恶化,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迫使原来迁往上海等租界的高校再次内迁,掀起了抗战后期高校内迁的高潮。由于紧接着日军大举侵占东南亚国家,直接危及我国西南各省,受此影响,原来迁往云南等地的部分高校也被迫再次走上内迁道路。抗战后期高校内迁第二波高潮始自于1944年夏到年底。1944年4月,日本侵略者为挽回败局,发起豫湘桂战役,迫使以前内迁至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八所高校再次内迁四川和贵州^[6]。三次内迁高潮中,国民政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为内迁高校提供各种帮助。高校内迁是一个系统大工程,牵涉校址的选择,图书仪器的搬运,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转移安置,食粮问题的解决等诸多方面,特别在战时环境中,经费和车辆都非常紧张,在此种情况下,没有政府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大批高校的成功内迁,从一个侧面说明国民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不仅如此,战时物价飞涨,学生生活困苦,国民政府也作了一些努力。例如,1942年国民政府应允增加战区学生贷金,每人每月为白米2.1斗、菜金18元^[7]。曾于1944年拨出40万元作为专款,用于救济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的贫困学生^[8]。
        高校内迁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行动,它保存了中国教育界的精英力量,从而把现代教育引入了欠发达的内地,为抗战事业及后来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直接推动了西南西北落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第二、设置国立中等学校,救济战区流亡后方的中等学校师生。到1945年,国民政府共设立国立中学三十四所,国立大专院校附设中学十六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十四所^[9]。
        第三、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抗战时期特别是后期国民政府在教育管理上比较重大的改革措施,便是结合新县制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和初等教育行政三联制。
        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其中关于教育方面的规定为:“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乡(镇)长、中心学校校长及壮丁队长,均暂以一人兼任之”^[10]。国民政府意图通过学校教育这一机制,加强对广大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对广大民众的管教。为有效地贯彻和实施新县制有关规定,国民政府教育部就于1940年4月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将国民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分,在乡镇中心学校和保国民学校同时实施。在管理体制上,确定由县设教育科主管全县教育,乡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两类学校均分为小学和民众教育两部。后来,为推进民众教育,又于1944年颁布《国民教育法》^[11]。这一管理体制最大的特征是实行“政教合一”,它通过“管(管理)、教(教育)、养(经济)、卫(警卫)”合一的手段,借助地方政权直接控制教育,强化对国民的专制集权统治和一体化管理。由于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乡镇长、保长都未符合教育部关于小学校长所应具备的能力与资格,而且良莠不齐,教育界也强烈抵制由乡镇长和保长来兼任校长职务。因而,1942年国民政府被迫修正有关规定,改为:“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校长,以专任为原则。”^[12]
        1940年8月在国民教育制度推行后,国民政府又结合正在实施的“行政三联制”改革,在教育管理上厉行初等教育行政三联制。其核心内容为:在设计方面:国民政府制定五年普及国民教育的实施计划及期限;各省市根据教育部规定,拟定本省市普及国民教育计划以及实施方案与进度,呈报教育部;由省教育厅督导各县市统筹拟定本县市国民教育实施计划,报教育厅审核。在执行方面:由教育部、各省市和各县市督学、指导员分层级负责视导。在考核方面:各县市所设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及其他小学实施情况,由县市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考核;县市由各省市教育厅考核;各省市由教育部考核^[13]。教育行政三联制确立了中央、省市、县市分层逐级管理的机制,对提高教育行政效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四、设置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实施战区教育。建立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安置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失学失业青年。这对稳定后方和增强抗战力量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五、推行“党化”教育。“党化”教育并非始于抗战时期,早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国民政府在学校教育中就推行“训育制度”。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强化官方意识形态在教育阵地中的支配地位,便将“训育制度”进一步发展为“以党治校”,规定学校的行政领导必须加入国民党(指中、小学校长及大学处级以上的行政人员)。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尤其是陈立夫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8—1944)期间,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更是不遗余力。在消除不良外来影响和提高学术标准的幌子下,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严格控制。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和《青年训练大纲》,年底,又在各校设立国民党区党部,以“协助学校行政”(后来还增设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以“协助学校训育”)^[14]。自1939年起,又在各校设立训导处,在国民党党部的直接领导下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对广大师生的政治监督。建立起了由校长、院长、处长以及国民党区党部成员、三青团团分部成员等共同组成的完整的“党化”控制系统。通过新县制的推行,在广大农村建立了由地方政权直接控制教育,强化对国民控制的“党化教育”管理模式。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蒋介石更进一步提出了“党务与教育打成一片”的口号^[15],使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走上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推行“党化”教育,要求必须开设军训和三民主义原理的课程,还组建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整套“国定教科书”,强令各校统一使用。对违反规定的教科书,则采用查禁的手段进行干预^[16]。另外,国民政府甚至还利用《党员守则》、《军人读训》,以及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等方式强化“党化”教育,更有甚者,甚至采用特务手段来推行“党化”教育^[17]。
        这些政策和措施,有的对抗战后期的教育事业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是保证和维持战时教育发展的积极因素,有的则对抗战后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后果,并进而影响到学校的稳定和学生的团结。例如,“党化”教育推行的结果,不仅未能在青年学生中培植起国民政府当政者所期望的“效忠”国民党、蒋介石的氛围,相反,随着国民政府的日渐腐败、军事上的失利,国统区青年学生中反独裁、反迫害、要民主的要求日益强烈,并演化成为一股宪政运动的潮流,直接冲击着国民党的统治。对学生运动大感头痛的国民政府,1943年7月竟然以行政院名义通电各地党政机关,要求除国家纪念日外不得随意召集学生参加各种集会和游行^[18]。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的推行,也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由于贯彻“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和各项行政措施,教育的正常秩序基本上得到了维持。国统区的各级教育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增至141所,比1936年增加30.6%。在校学生人数增至8.3498万人,为1936年的两倍^[19];在中等教育方面,到1945年中学数达3727所,比1936年增加90%。学生数达126.2199万人,比1936年递增162%^[20];在初等教育方面,据1946年统计,全国实施国民教育的19省市,共计31.578万保,设国民学校、中心国民学校及其他小学23.7万所,平均每4保设3校,已接受教育的儿童2916.0803万人,占学龄儿童总数3817.3765万人的76%强^[21]。上述统计资料虽有不实之处,但也反映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确实取得了进步,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此外,国统区的社会教育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从1940年度到1945年度,全国仅国民学校所办成人补习班的学生人数,六年中便增加了256万人,妇女班的学生人数也增加了165万人^[22]。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中断,这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未来国家发展建设人才的培养,都作了难能可贵和值得肯定的贡献。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时国统区教育的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师生员工的辛勤努力,若没有他们的奉献精神和支持,国统区的教育事业是难以达到这样的成就的。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则通过“党化”教育、“政教合一”与“三位一体”、教科书审定等手段,将国统区教育强制纳入党国统治的轨道,强化了对各级教育的政治控制和思想钳制。使得国民党的政治专制统治渗入到教育领域中,严重阻碍了进步思想的传播以及教育的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当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违背人民意愿,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的教育战线便日渐成为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的重要力量,这正是国民政府在教育领域中推行专制统治、党化教育的必然结果。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教育在中华民族近代教育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留下了浓浓的一笔。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战时艰难环境中取得了发展,更主要的是它充分反映和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奋斗不息、传承文明的可贵品质和精神。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发展为例,它是一部让人慨叹的历史画卷。
        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于抗战爆发后南迁长沙而临时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日军溯长江而上进攻武汉,长沙已不安全,在此种情况下,经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师生经长途跋涉(其中湘滇黔步行团行程1671公里),克服种种困难,西迁至云南昆明。1938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迁至昆明的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23]。搬迁的艰难和最初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校舍的简陋、图书仪器的缺乏、经费的紧张,时时困扰着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员工。
        在战时的艰难环境中,西南联大还是逐渐走出了“不必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教育不出好学生”的阴影^[24]。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西南联大已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一年,毕业学生达到121人,是1939年毕业学生的七倍。此后人数不断攀升,这可从每年毕业生人数中看出发展的速度和水平^[25]。在校学生人数也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仅工学院1941年—1942年度就在1000人上下。培养出了一大批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等蜚声世界和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教师科研成果也是硕果累累。自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首度设立奖励计划以后,西南联大该年度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奖励的科研成果有:冯友兰《新理学》(一等奖)、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一等奖)、金岳霖《论道》(二等奖)等四项;1942年度获奖的有:周培源《湍流论》(一等奖)、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一等奖)、孙云著《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二等奖)、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三等奖)、费孝通《禄村农田》(三等奖)等九项;1943年获奖的有: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等奖)、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二等奖)、闻一多《楚辞校补》(二等奖)、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二等奖)、张清常《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三等奖)等十项^[26]。反映了抗战后期西南联大发展的状况和水平,是国统区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然而,西南联大毕竟是在抗战后期的严酷环境中取得上述成绩的。当时,受战争的冲击和影响,昆明的物价在1941年以后,特别是到1942年—1943年以后,飞速腾升,据报载,昆明物价上涨了300倍,更有文章指出物价上涨指数为405倍,而联大教师薪金制只增长了5倍^[27]。薪金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结果联大许多教师都陷于贫困状态中,时在断炊威胁中度日,甚至靠典当兼差维持生计,最后弄到了无衣无物可卖的地步。即便这样,生活依旧困难,以致有的教师身无分文,患病去世,夫人衣食无着,欲投滇池自尽^[28]。学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甚至更糟。当时国民政府向学生提供助学贷金,昆明学生每月最多可申请贷金150元,但每月伙食费最低需170元^[29]。因生活困难,许多学生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买不起书本,就伙用或靠老同学出让旧书学习。艰难的环境没有击倒联大的师生员工,他们用热血和奉献精神托起了联大的希望,支撑起了联大发展的大厦,铸就了辉煌的成就。
        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克服和战胜战时难以想象的困难,写就不平凡历史的呢?借用陈岱孙的话概括起来就是:“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30]正是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西南联大谱写了一段抗战后期国统区教育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