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广大知识分子满怀悲愤与豪情投身于抗日洪流中。他们利用知识和手中的笔为武器,迅即掀起了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抗日运动。随着战局的演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抗战文化运动在广大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相继走过了三个阶段,即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时期(1937年7月—1937年11月)、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1938年1月—1938年10月)和抗战文化运动的调整时期(1938年11月—1941年12月)。尽管自抗战进入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即加强了对抗战文化运动的限制和控制,在文化领域中全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但并未能阻挡住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脚步。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与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广大的抗战进步文化人士积极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以各种形式和机会发展抗战文化运动,使富于时代特色的抗战文化运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逐渐形成了以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高潮期。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以后,汇集于武汉的抗战进步文化人士陆续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由于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分别是滇系、桂系控制的地盘,他们与国民党蒋介石中央政权存在矛盾,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加之,李宗仁、白崇禧与龙云抗日态度坚决,这就使得广西、云南相对地保持着民主的气氛,成为国统区政治空气新鲜活跃的地区。于是,大批文化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纷纷云集广西、云南的省会——桂林、昆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澳沪以及南洋等地相继沦陷,留居该地的文化人士纷纷回到国内,其中又有不少人到了桂林和昆明。
        抗战时期,大批文化界人士云集桂林,推动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944年的六年中,在桂林路过或在桂林逗留和居住过的文化人士约有一千多人,在桂林发表作品的人更达两千人以上。其中闻名全国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教授近二百人。相继迁到桂林,或在桂林创建的各种文化团体约有三四十个^[1]。在大批文化人士和文化团体的积极推动下,使本来是“文化沙漠”的桂林,“很快成了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惟一文化中心”^[2],并为桂林赢得了“文化城”的盛誉。在新闻出版事业方面,先后复刊、创刊和发行的报纸有《新华日报》(航空版)、《救亡日报》、《力报》、《扫荡报》、《小春秋》、《桂林晚报》、《自由晚报》等。新闻机构有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中央社桂林分社、西南通讯社等。先后开设的书店、出版社、印刷厂达二百家,其中出版杂志近二百种,专著仅文艺方面就达一千余种^[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又向纵深方向发展。创办的文学刊物迅速增加,主要有《文艺杂志》、《文艺生活》、《文学创作》、《当代文艺》、《人世间》等十九种之多^[4]。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小说方面,有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艾芜的《收获》、沙汀的《淘金记》、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长篇、短篇名作。在戏剧方面,有田汉的《秋声赋》,田汉、洪深、夏衍合写的《再会吧,香港!》(后改名《风雨同舟》),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特别是桂林的戏剧演出活动,极为活跃。1944年春,桂林举办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西南戏曲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参加西南剧展的有三十三个团体,演出大小剧目七十多个,演出剧种计有话剧、平剧、桂剧、粤剧、湖南花鼓戏、彩调等。这次剧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桂林文化运动发展的状况,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标志。
        昆明的抗战文化运动的推动,则主要得益于内迁的高校。1938年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是我国久负盛名并享誉海内外的最高学府。三校合组后的西南联大,群英荟萃,人才济济。共有一百多位知名教授,他们都是当时中国的学界名流文化精英,以及后起的学者二百余人。此后,又有诸如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大学等其他高校相继迁滇。更多的文化人士纷纷涌向昆明,使昆明一时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5]。而抗战文化运动在昆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标志,则是西南联大及其活跃的校园文化。
        联大教师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埋头著书立说,在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重要的代表作:在文学方面有闻一多的《神话与诗》、《楚辞校补》、《尔雅新义》、《诗选与校笺》等;朱自清的《新诗杂话》、《语文拾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以及与叶圣陶合作编著的《精神指导举隅》、《国文教学》等书;王力的“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现代语法摘要》,等等。历史学领域有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吴晗的《大明帝国与明教》、《明太祖》等;雷海宗与林同济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哲学方面有冯友兰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系列著作;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等。自然科学领域虽因物质条件限制,难以有重大突破,但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例如,华罗庚、许宝禄、陈省身在数学的某些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6]。上述这些名作和成果的诞生,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学研究事业,而且丰富了中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内容。与联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活动相联系,各种学术演讲会十分兴盛。仅从1942年起,中文、历史两系合办的“文史讲演会”就达六七十次之多。除此之外,联大教师还创办刊物,如《国文月刊》、《今日评论》、《当代评论》等;李公朴开办了“北门书屋”,创办了“北门出版社”,出售和出版进步的书籍和作品。
        在联大教师的积极影响下,联大学生的校园业余文化活动有声有色,构成了联大校园文化最有生气的部分。联大学生组织了各种社团,利用独特的宣传形式——壁报,出版了《群声》、《耕耘》、《文艺》等刊物。尤其是进步学生组织的社团,更是将联大的校园文化气氛渲染得富有时代朝气和特色。随着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全面实行独裁和专制统治,以联大为核心的昆明抗战文化运动又出现了新的动向,这就是赋予了民主政治文化的品格,使昆明具有了“民主堡垒”的称誉。
        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昆明的发展,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实际上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大后方整个抗战文化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了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广州、武汉失陷以后,郭沫若、阳翰笙、老舍等大批文化人士,以及新华日报社、中央日报社、“剧协”、“文协”等大批文化机构、团体,都先后随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委会机关迁到重庆,推动了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二、抗战爆发后,大批高校内迁,其中先后迁到重庆地区的就有三十一所,占整个内迁七十七所高校的将近一半。加上重庆本地设立的高校,使抗战后期重庆地区的高校达到三十八所,居全国之冠^[7]。这些高校成为传播文化和推动重庆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基地。
        第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侵占上海英、法租界、香港、澳门以及南洋各地,迫使留居上述地区的文化人士纷纷向祖国内地转移。数月间,就达几千人^[8]。这批文化人士部分去了桂林、昆明,部分到了重庆。其后,桂林的文化人士1944年夏大都内迁到重庆,昆明也有部分文化人士辗转到了重庆。其中著名的作家有:茅盾、张恨水、胡风、田汉等;诗人有:艾青、臧克家;电影戏剧艺术家有:夏衍、宋之的、洪深、司徒慧敏等;表演艺术家有:金山、凤子、黄宗江、蓝马等;美术家有:徐悲鸿、叶浅予、丁聪;音乐家盛家伦;新闻记者顾执中等70多人^[9]。到1943年上半年,集中于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约有35个,聚集了全国绝大部分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如此巨大的优秀知识分子群体的参与和活动,直接推动着重庆抗战文化运动向高潮阶段发展,并成为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
        第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的内迁,原先在上海的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大型印书局也迁到了重庆,并在重庆恢复和扩大了出版业务。许多文化名人和作家自己也开办了小型的出版社,诸如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外出版社、作家书屋等。此外,重庆市还新成立了建国书店、文风书店、南方印书馆等印书馆。上述众多出版机构的建立,不仅使重庆的出版事业日益走向繁荣,而且为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以及重庆又是国统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缘故,共同构成了重庆作为全国抗战文化运动中心的主客观条件。正是在汇聚于重庆的众多抗战进步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与努力下,使重庆的抗战文化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国的抗战史和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刊物是文学艺术家的活动阵地和舞台。在大批文化人士汇集重庆后,整个重庆新创刊和复刊的文艺杂志很多,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至1943年间仅期刊就有:《文化先锋》、《文艺先锋》、《文坛》、《今文月刊》、《中国漫画》、《文风》、《时与潮文艺》、《演剧生活》、《戏剧月刊》、《天下文章》等。而且陪都出版的各大报纸大都创办了副刊,诸如《大公报》副刊“战国”、“战线”;《国民公报》副刊“文群”、“诗垦地”;《新蜀报》副刊“蜀道”;《新民报》副刊“血潮”;《中央日报》副刊“文综”;《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青灯”;《扫荡报》副刊“扫荡”;《新华日报》副刊“文艺之页”(1942年9月18日改设“新华副刊”)等^[10]。这些副刊内容丰富多彩,它们与新创和复刊的期刊以及先前的刊物一道,迅速促进了文艺界的繁荣。受其影响,此间,重庆的文艺丛书出版也特别盛行,相继出版的丛书有:“每月文库”、“战地文艺丛书”、“中国文艺丛书”、“戏剧丛书”,此外,互生书店、文林出版社、良友出版社、正中书局等均有丛书出版。文艺刊物和书籍出版的繁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状况。
        戏剧是重庆抗战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最重要的标志。由于受国民党政府书报审查制度的干扰和限制,其他文艺形式的活动受到了一定影响,陪都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便利用“雾季公演”的机会,推出了每年一度的雾季戏剧节,使戏剧这一文艺形式在重庆抗战文化运动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第一届雾季公演,戏剧界共演出了《大地回春》、《愁城记》、《屈原》、《猴儿大王》等二十九台大型话剧,还有活报歌舞剧《法西斯丧钟敲响了》、小型歌剧《农村曲》、大型歌剧《秋子》、独幕话剧《孤岛小景》等。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的第二届雾季公演中,共演出《法西斯细菌》、《祖国在召唤》、《蜕变》等二十二台大型话剧。雾季公演,不仅使中国抗战话剧运动进入空前未有的黄金时代,也使得戏剧这一文艺形式在抗战文化运动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戏剧内容丰富,有的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宋之的的《雾重庆》,集中表现发国难财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陈白尘的《升官图》,讽刺官场的腐败;最突出的是曹禺的《蜕变》,它刻画一所管理不善的军医院原始状况^[11]。有的借用历史剧的形式痛斥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行为,最典型的如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等。
        重庆作为抗战文化运动中心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全国学术研究的中心,此时期在重庆共设有全国性学术团体141个,各种学术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从学术研究成果获奖的状况就可看出,从1941年至1945年,重庆市共有266人获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学术研究和著作发明奖,其中一等奖14人,二等奖74人,三等奖152人,余为奖助金^[12]。除此之外,抗战后期重庆的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创作以及科学和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总之,抗日文化运动是揭露敌人、发动群众共赴国难、参加抗日的重要手段。抗战后期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唤醒民众将士的觉悟,粉碎日本侵略者妄图涣散我国军民抗日的意志和精神的文化进攻战和精神战,激励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防止妥协投降行为和失败心理,暴露和抨击时弊,推进中国社会进步,推动大后方文化事业发展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