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在敌后解放区普遍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内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百年大计^[1]。经过整风运动,真正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促成了中共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解放区面临的严重困难,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整风运动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产物。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中共,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935年10月举行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1936年12月举行的中共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问题,领导中共开展了英勇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然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机会从思想上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7年11月,原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回到延安,他下车伊始,便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1938年10月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但由于中共处在紧张的军事行动之中,仍然未能从思想上清算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王明不仅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在他所主持的长江局的工作中,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并将自己打扮为土地革命后期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者。1940年3月,他重版了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还特别加了三版序言,要求中共高级干部将此作为学习党史的教材。在他的错误思想影响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不执行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缺乏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结果导致新四军兵败皖南,这一血的教训引起中共深刻的反思。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增强党性问题,检讨皖南事变的教训,王明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引起其他领导人强烈不满。这种情况如果任其继续发展,必然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和稳定,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清除王明错误路线在中共党内的影响,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
        整风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迫切需要。抗日战争为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1938年3月,中共中央曾通过《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中共的各级组织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大力做好党的发展工作^[2];另一方面,大批革命青年向往延安,积极投奔各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从敬仰到热切希望加入,由此而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迅速壮大。1942年中共党员已达8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新党员,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不少新党员已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革命形势在横断面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带来提高纵向水平的要求,由于新党员90%以上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虽有高涨的革命情绪和接受马列主义的良好愿望,同时也带有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改造党的欲望,他们此种思想上的弱点常常成为“左”右倾机会主义得以推行的市场。因此,提高广大新党员、新干部的思想水平和理论修养,成为中国共产党获取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194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面临着日伪顽夹击及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局面,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均有所缩小,粮食、棉布、药品、弹药以及日用品严重短缺,一些解放区的抗日军民不得不以野菜、柿子充饥,这就更需要中国共产党整训自己的队伍,锤炼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刚刚组织起来的党员和干部,使他们能够在复杂环境中明辨方向,坚定意志,以成熟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高超斗争艺术,领导人民群众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整风运动还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独立自主决定自己政治路线的分水岭。自1922年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一个支部后,共产国际就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在国际主义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指引下,它热心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由于它的领导机制的不健全、对于中国国情的隔膜及受苏联党内宗派斗争的影响,对于中国革命也起了消极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苏联归国的王明等人依然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党内制造混乱,严重干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曾指出:“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原因有二:其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末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其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3]。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着指导和制约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旗帜和口号。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号召中共全党“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和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的重要论断^[4]。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反对一切照搬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以是否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作为检验共产国际指示的标准,并决定取舍及执行的程度。实际上是既与共产国际保持原有的关系,又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有限度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重大课题。
        整风运动在客观上也具备了在中共范围内广泛开展的条件,在军事上,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尽管日军加紧了对于各解放区的进攻,战争环境相当艰苦,但由于日军兵力更加分散,战局却比较稳定,使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发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在思想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已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发表了大量著作,著名的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必要准备。在组织上,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包括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等的坚强领导核心;由于筹备中共“七大”的缘故,各地选举的340名代表中的306名已于1941年3月抵达延安,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各解放区、大后方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他们迫切要求澄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更加统一中共的思想和步伐,为整风运动准备了组织方面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