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和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是由中共的政治纲领决定的。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石,而且也是该党对待周边东方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行动指南。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决议,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已提出将“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中国抗日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次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再次指出中华民族当前的第十二项紧急任务是:“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但是危害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是危害日本全体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东方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是打倒日本侵略者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侵略战争愈延长,这一个统一战线便愈有建立的基础”[2],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人民中的声望日益高涨,尤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更是成为广大东方民族的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他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来到延安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投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为自己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与敌后根据地军政领导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并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优待、支持和帮助他们在根据地的生活、工作和战斗。1941年5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文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3]从法律上明文保护在敌后根据地活动的外国革命者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人士进行抗日斗争。
1941年9月2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受中共中央委托,邀请在延安的日本、朝鲜、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等东方民族友人和国内少数民族代表共五十余人举行座谈。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日本法西斯威胁着东方各弱小民族,东方各民族要联合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怎样行动的问题。提议在延安的各东方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织一个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会议推举印度革命家巴苏华等二十人组成筹备委员会[4]。9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批评“东方各民族的内部团结尚不够坚强”,“各民族间的联系更嫌不足,以致各自为战,未能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指出“东方各民族为要完成战胜日寇的艰苦的历史任务,只有加强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同时建立各民族的共同统一战线,举起鲜明的反法西斯侵略与保卫民族生存的大旗,以整齐的步伐,进行有计划的持久的战斗”,进一步论述了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5]。
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来自日本、印度、犹太、荷印、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东方民族的代表,国内蒙、回、满、藏、苗等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台湾同胞共一百三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推举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季米特洛夫、台尔曼、冈野进、甘地、戴高乐、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推举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阿里阿罕、巴苏华、武亭、原清志、森健清等为大会主席团。会议举行了五天。由朱德作总报告,他在报告中论述了国际和远东形势以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意图、侵略方法,指出:“东方各民族的情况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受到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威胁,统一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打倒法西斯主义或是阻止它发展的最大力量和武器。”并预言:“战争的最后胜利,无疑地将属于反法西斯营垒这一面。”[6]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毛泽东、吴玉章、叶剑英等也应邀到会演讲或致辞,给与会者很大的鼓励与激励。日本代表森健清、原清志,荷印代表阿里阿罕、毕道文,朝鲜代表武亭,印度代表巴苏华,泰国代表马纳,越南代表黄振光,犹太代表桑柏格尔德等都在会上报告各自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情况及对于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见[7]。
会议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决议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延安,各地设分盟,同盟的宗旨是:“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同盟盟员分为团体盟员和个人盟员两种,凡赞成同盟宗旨者均得要求加盟;同盟代表大会为同盟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等。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阿里阿罕、巴苏华、武亭、原清志、森健清等三十七人当选为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组织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纵队,分赴华北前线参加抗日工作;成立东方民族学院,研究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诸问题,培养干部;以大会名义通电世界各国,宣告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8]。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的召开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东方各民族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已提出将“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中国抗日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次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再次指出中华民族当前的第十二项紧急任务是:“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但是危害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是危害日本全体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东方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是打倒日本侵略者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侵略战争愈延长,这一个统一战线便愈有建立的基础”[2],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人民中的声望日益高涨,尤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更是成为广大东方民族的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他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来到延安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投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为自己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与敌后根据地军政领导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并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优待、支持和帮助他们在根据地的生活、工作和战斗。1941年5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文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3]从法律上明文保护在敌后根据地活动的外国革命者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人士进行抗日斗争。
1941年9月2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受中共中央委托,邀请在延安的日本、朝鲜、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等东方民族友人和国内少数民族代表共五十余人举行座谈。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日本法西斯威胁着东方各弱小民族,东方各民族要联合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怎样行动的问题。提议在延安的各东方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织一个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会议推举印度革命家巴苏华等二十人组成筹备委员会[4]。9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批评“东方各民族的内部团结尚不够坚强”,“各民族间的联系更嫌不足,以致各自为战,未能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指出“东方各民族为要完成战胜日寇的艰苦的历史任务,只有加强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同时建立各民族的共同统一战线,举起鲜明的反法西斯侵略与保卫民族生存的大旗,以整齐的步伐,进行有计划的持久的战斗”,进一步论述了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5]。
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来自日本、印度、犹太、荷印、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东方民族的代表,国内蒙、回、满、藏、苗等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台湾同胞共一百三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推举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季米特洛夫、台尔曼、冈野进、甘地、戴高乐、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推举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阿里阿罕、巴苏华、武亭、原清志、森健清等为大会主席团。会议举行了五天。由朱德作总报告,他在报告中论述了国际和远东形势以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意图、侵略方法,指出:“东方各民族的情况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受到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威胁,统一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打倒法西斯主义或是阻止它发展的最大力量和武器。”并预言:“战争的最后胜利,无疑地将属于反法西斯营垒这一面。”[6]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毛泽东、吴玉章、叶剑英等也应邀到会演讲或致辞,给与会者很大的鼓励与激励。日本代表森健清、原清志,荷印代表阿里阿罕、毕道文,朝鲜代表武亭,印度代表巴苏华,泰国代表马纳,越南代表黄振光,犹太代表桑柏格尔德等都在会上报告各自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情况及对于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见[7]。
会议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决议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延安,各地设分盟,同盟的宗旨是:“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同盟盟员分为团体盟员和个人盟员两种,凡赞成同盟宗旨者均得要求加盟;同盟代表大会为同盟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等。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阿里阿罕、巴苏华、武亭、原清志、森健清等三十七人当选为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组织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纵队,分赴华北前线参加抗日工作;成立东方民族学院,研究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诸问题,培养干部;以大会名义通电世界各国,宣告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8]。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的召开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东方各民族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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