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根据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十分关注组织、指导、发展在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使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支重要的反日力量。
        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部颁令明确规定了优待和感化日本战俘的政策,主要内容是:1.对于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2.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3.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4.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等^[1]。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详尽论述了“使百余万日本侵略军变成我们的友军”的种种方法,包括向两国人民士兵提出反侵略统一战线;由政府下令所有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和恰当内容的日本话,进行反侵略口头宣传;尊重和优待敌军俘虏,给予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设法从日本内地组织反侵略的文化人员到中国来参加这一斗争;保护在中国的诚实的日本侨民;教育我国军民大众,区别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敌军军官与士兵、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等六大方面^[2]。据此,中共中央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中设置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工作委员会,专司其责。自1939年下半年起,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主要有三个系统^[3]:
        1939年11月,由首批加入八路军的日本战俘杉本一夫等人在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成立“在华日人觉悟联盟”,后改称“在华日人觉醒联盟”。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帮助创建的华北敌后根据地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该联盟创立后,逐步在延安、冀南、冀中、太岳、晋察冀、冀鲁豫、山东等各抗日根据地建立支部。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与当时正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即野坂参三)等商议筹办日本工农学校,专门训练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人士。1941年5月15日,该校正式成立。由冈野进任校长,八路军总政治部的赵安博任副校长,由冈野进和精通日语的赵安博、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等担任教员。学校的主要课程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日本问题、时事问题、中国语言等。学员们享受八路军连级干部的津贴标准和外国友人的生活待遇,不仅接受反法西斯的思想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而且积极参加当时延安正在进行的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和参议会选举等各种活动,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稍后,随着各根据地日本战俘的增加,该校又先后设立晋西北、山东、鲁中、鲁南、渤海、华中分校,形成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又一系统。
        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反战运动的第三个系统始建于大后方。1939年11月,日本进步作家、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等人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支持和帮助下创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本部设在重庆,后陆续在桂林、鄂北、洛阳等地创建支部。1940年5月起,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支持和帮助下,由日军被俘人员森健清、高山等人发起创立该同盟的延安支部,并由此而在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先后建立了晋察冀、冀中、晋西北、山东、胶东、清河、鲁南、滨海、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支部,形成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又一支重要的力量。
        日本反战运动各团体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分散战斗在各抗日前线,采用广播、“喊话”、散发传单等形式,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对日本士兵进行反战宣传教育,在瓦解敌军方面起到良好的作用。1941年10月,当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开幕之时,三十五位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集体宣誓加入八路军,他们在申请书中说:“在过去,我们曾经拿了枪和中国弟兄打过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牺牲者”,“在八路军友爱的、热心的帮助和优待下,在几个月或是一两年的过程中,使我们渐渐的认识真理,了解了这次战争的性质,我们从二十多年的欺骗和麻醉中觉醒过来,知道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日本法西斯军部”。他们的行动受到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加大了援助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力度。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明确提出要向日本军队、日本人民等“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更加广大的宣传鼓动,为建立日本内部的反法西斯阵线而斗争”^[5];同日,又在党内指示中将建立与发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列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心任务,指出这个统一战线应包括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在内^[6]。在此前后,八路军及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发布或制订了一系列援助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法案和文件,如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1942年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及野战政治部的《关于正确对待逃到我军防地避战之日本官兵的命令》、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优待日本逃战避战军民规程》、1943年6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等,其主要内容是: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日军,“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在尊重中国主权和边区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他们“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将他们当作国际友人看待;并规定今后日军工作应通过日本反战团体去进行等^[7]。后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中共对待日本战俘的政策归结为三点:1.送回日军去,起瓦解作用;2.送统帅部处置;3.留在我军训练成为敌军工作的战士,认为“这对于削弱敌军的战斗意志,有极大的作用”^[8]。
        继1942年7月,中共中央帮助在华朝鲜人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扩大为朝鲜独立同盟和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改组为朝鲜义勇军后,又着手促进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联合和统一。8月15日,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同时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反战同盟”和“觉醒联盟”的代表、日本工农士兵学校的代表,中国方面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朝鲜、印度、荷兰等反战团体的代表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到会致贺,表示“反法西斯的日本大众士兵,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是建立将来东亚和平幸福的好朋友”,号召“把在华几百万的日本士兵都团结在你们的旗帜底下,枪口对向你们和我们共同敌人的日本军部!”^[9]华北日本士兵大会通过了《日本士兵要求书》和《抗议日本军部暴行宣言》两个重要的反战文件,前者在日本军队史上第一次提出日本士兵的234条要求,内容涉及供给、军纪教育、军事行动、书信自由、家族生活、伤兵问题、政治自由、兵役制度等广泛的方面,其原则是站在人道主义和日本士兵的立场,抗议日本军阀的暴行,发动士兵与军阀作不调和的斗争;后者则表达了日本士兵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强烈抗议,表示要“坚决反对对中国人民的掠夺、暴行、杀戮、实行细菌战、拷问和虐杀俘虏等,严惩命令我们实行一切暴行的长官”等^[10]。这两个文件对于推动侵华日军士兵的反战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的主要贡献是决定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组成统一的“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领导在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会议通过了同盟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1.此次中日战争是日本的军部和大资本家所引起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牺牲日本之生命、威胁日本人民生活的战争,因此,我们反对此次战争,为日本军自占领地区撤退而斗争;
        2.本士兵的大部分都受着战争是正义的欺骗宣传,不知不觉做了日本军部的工具,因此,我们为使日本士兵了解战争的本质,促进他们的政治自觉而斗争;
        3.日本军部是压迫日本人民,掠夺他国的野蛮的侵略者,现在的政府是军部独裁的战争政府,因此,我们为使日本士兵确信有打倒此等人民公敌,建立和平自由幸福之人民政府之必要而斗争;
        4.以中日两国人民为首的朝鲜、台湾以及南洋等国之人民都是日本军部压迫下的牺牲者,因此,我们为和全东洋人民团结起来,对共同敌人日本军部进行共同的斗争,建立真正之东洋和平而斗争;
        5.我们为了实现以上之目的,积极地援助华北中国军的抗日战争^[11]。
        会议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森健清和松井敏夫为副会长,组成了有力的领导班子。这两个会议的举行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斗争更加有序和活跃。
        根据延安会议的精神,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团体纷纷举行会议,改组机构,建立统一的反战组织。1944年1月,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举行执委会扩大会议,协议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准备委员会”,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战斗纲领:1.结束战争,日本军队从一切占领地带撤退,缔结公平媾和条约,严惩战争责任者;2.实行彻底的对外和平政策与各民族确立独立、平等、共存共荣的友好关系;3.实行独立、富强、民族繁荣的经济政策;4.肃清军部在日本政治上的势力,解散军部指导的各团体;5.保证政治的自由,确立民主的政治制度;6.改善、提高一般人民和士兵的生活;7.打倒战争政府,组织联合进步的各党各派的人民政府等^[12]。4月,日人反战同盟正式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各根据地建立了十三个支部,此外还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华中地区协议会,下辖四个支部,共有盟员289人^[13]。各组织的盟员积极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对敌作战,他们在各根据地创办反战刊物,散发反战传单,会见中外记者,给日军士兵送“慰问袋”,演出文艺节目、战场喊话等,以各种形式深刻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宣传中国军队的对敌政策,瓦解日本军队的斗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投向人民军队,其中包括一些下级军官,如日军军医山田一郎中尉在根据地从事医务工作,日军步兵山光美少尉担任八路军步兵炮教员,日军中岛透、江荣甫担任八路军技术教员等,一些反战同盟盟员如寺泽吉藏、安藤清江、浅野清、黑田嗣、松觉野、大野静夫等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由于中共执行正确地对待日本士兵政策和反战同盟盟员们的努力,抗战前七年八路军俘虏日军和日军投诚数目达2522名,新四军俘虏日军人数也达到五百多名。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火热斗争中,日本人的反战运动蓬勃发展,力量不断壮大,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5年8月11日,日本人解放联盟发表通电,号召日军士兵:“不管你们指挥官发出怎样的命令,停止徒然的抵抗,立刻带着武器,到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联盟来!”^[14]30日,日本人解放同盟延安本部、日本工农学校,以及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举行大会,与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告别。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代表叶剑英和日本反战运动代表冈野进互相致词道别。叶剑英表示:“我们过去把诸君作为友人来欢迎,今天又把你们作为好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9月中旬,二百多名日本反战斗士离开延安,踏上归国征途,行前上述三团体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致谢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军民对于他们的援助,并预言:“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被侵略和侵略的关系,而将是友好和相互援助的关系。”^[15]1946年6月,反战同盟的成员和其他日本战俘一起被遣送归国,该同盟在抵达日本博多港后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