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根据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直接支持、帮助、指导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的创建和发展,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培植了一支朝鲜独立复国的革命队伍^[1]。
        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活动的朝鲜革命者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老红军、老革命,人数很少,但富于革命精神,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独立运动的领袖和核心;二是从大后方转移到敌后根据地的朝鲜义勇队成员,他们有一定数量,经历过抗日烽火的考验,并且有在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工作和生活的比较,向往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独立运动的基干力量;三是来自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投诚、俘虏的日军朝籍士兵和投奔根据地抗日朝鲜侨民,他们深受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和剥削,有着做亡国奴的切身体验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坚强意志,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独立运动的基本群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以往单纯与朝鲜共产主义者联系为与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发生广泛的联系,积极支援他们的抗日复国斗争。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屡屡发表社论和评论,声援朝鲜独立复国运动。1938年7月和10月,中共领导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在武汉帮助和支持“朝鲜青年战地服务团”和“朝鲜义勇队”的建立。武汉沦陷后,朝鲜义勇队奉中国军方命令分赴各战区,参加抗日战争,但中国共产党仍对该队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影响力。11月下旬,该队部分队员随周恩来到了桂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指导下开展工作。朝鲜义勇队曾积极参加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的创建和周恩来在桂林发起的义卖献金运动。更为值得重视的历史事实是,1939年朝鲜义勇队第二支队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直属新四军党委领导^[2]。中国共产党对朝鲜义勇队若干部分实施组织上的领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直接影响了随后朝鲜义勇队大部分队员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大转移。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已正式形成,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敌后战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推行“限共”、“防共”政策,不仅使国共关系出现摩擦,而且朝鲜独立运动中的“左”倾党派也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难以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立足;华北敌后散居着20万朝鲜侨民,日寇正处心积虑地推行“以韩制华”的政策,它们竭力挑拨中朝关系,利用朝鲜侨民为其战争政策服务。粉碎日寇分化中朝团结的阴谋,争取华北的朝鲜侨民参加中国抗战,成为敌后根据地军民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决定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有计划地将在中共影响下的朝鲜义勇队各部陆续调往敌后抗日根据地^[3]。自此,朝鲜义勇队实现了向华北敌后的大进军和战略大转移。对此,国民党的官方档案中也有明确的记载。1941年10月29日,国民党中统局在《朝鲜各党派活动近况报告》中指出:“朝鲜民族革命党内部分子,素称复杂,自第二次欧战以来,日苏签订协定之后,该党不稳分子认为中日战局将改观,于是纷至陕北活动,盖八路军内炮兵团长武挺,原籍朝鲜,在中共颇有权威,以此咸与联络,希得延安方面之欢心。据闻朝鲜义勇队分队长朴孝三及号称朝鲜民族革命党灵魂之石正,均已前往”等^[4]。
        1940年,朝鲜义勇队经八路军总部安排,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首先受到薄一波领导的山西“决死队”的远道欢迎,接着,又实现了与八路军三八五旅的胜利会师。八路军各级领导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陈锡联等先后会见朝鲜义勇队成员,热烈欢迎他们的来到。1941年1月10日-12日,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朝鲜革命志士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桐峪举行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武亭为会长,李维民、张振光、韩德志分别为组织、宣传、经济部长。并通过联合会纲领,其要点是:团结流亡在全华北的朝鲜青年,参加光复祖国的大业;拥护朝鲜全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发动全朝鲜民族的解放战争;努力保护华北各地的朝鲜人,特别应对青年给予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保护在中国沦陷区痛苦呻吟的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赞助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和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结成韩、日、台人民的反日联合战线等,会议特别强调“中国抗日战争是和我们朝鲜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联系”,号召朝鲜革命者“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打击日寇,促进朝鲜民族解放事业,朝鲜义勇队要抓紧培养干部,统一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团体,把华北朝鲜侨民扩大到革命战线中来”^[5]。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同时成立。
        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侨民的日益增多和朝鲜独立活动的逐步开展,如何制订对朝政策的问题摆上了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的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整套对待朝鲜侨民和朝鲜独立运动的政策。目前见到的主要文件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规程》(1941年11月3日)、晋西北行政公署颁布的《积极帮助朝鲜革命活动的指示》(1943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办法》(4月15日)、山东临时参政会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条例》(5月10日)等。主要内容是:一、援助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迅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边区政府保护因反抗日本和逃避战乱来到边区的朝鲜人民;三、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享有同等权利,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帮助其解决土地、住所及低利贷与资金、农具、种子、耕牛,维持其生活,帮助发展生产;四、朝鲜人民可享受子女免费入学以及设立学校、发行刊物、帮助旅费回家、介绍参加工作等各种优待;五、支持和援助朝鲜人民参加各种抗日活动,组建以光复朝鲜为目的的抗日团体和武装;等等^[6]。这些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与殖民地学说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国际主义精神与中朝友谊的结晶。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关心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具体帮助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鲜革命运动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
        1941年10月,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积极参与发起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武亭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执行委员^[7]。1942年7月11日-14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晋冀鲁豫边区某地举行代表大会,决定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扩大为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扩编为朝鲜义勇军,两者为军政统一体,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并行。会议的重要贡献是参照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经验和朝鲜革命的实际制定了朝鲜独立同盟关于朝鲜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纲领。前者十条,主要内容是:建立全国国民普选的民主政权;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思想、罢工自由;尊重人权之社会制度;在法律上、社会生活上实现男女平等;在自主原则下,与世界各国及各民族建立友好关系;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一切资产及土地,将与日本帝国主义密切之大企业收归国有,土地实行分配;实施八小时劳动制及社会保险;废除对人民的赋税及杂税,建立单一累进税制;实施国民教育制度;研究朝鲜文化,普及国民文化等。后者七条,主要内容是:改善大众生活与增长革命力量,积极领导和参加大众日常斗争;努力对大众实施革命训练,发展革命组织;为居住在中国,特别是华北各地的朝鲜同胞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奋斗;努力扩大全朝鲜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开展全朝鲜民族的反日斗争,建立革命武装队伍;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赞助东方被压迫民族运动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支持反法西斯正义斗争等。会议的另一成果是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会议选举金白渊(金抖奉)、武亭、崔昌益、韩斌、朴孝三、金学武、蔡野火、王志延、金昌满、李继民、陈汉中、李春岩等十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推选朝鲜老革命家金白渊为委员长,崔昌益、韩斌为副委员长。总部设组织、宣传、经理三部及秘书处。同时任命武亭为朝鲜义勇军司令,朴孝三、朴一禹为副司令。这个领导核心为朝鲜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证^[8]。12月1日,朝鲜独立同盟又在山西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办朝鲜青年革命学校。金白渊为校长,朴一禹为副校长,张治民为校务主任,目标在于培养大批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的、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朝鲜革命干部^[9]。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朝鲜青年革命学校以及各根据地的分盟、支队、分校三位一体的朝鲜独立复国运动的新体制。
        至1945年8月,朝鲜独立同盟先后在山东军区、新四军、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太岳军区、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区、晋西北军区、延安、太行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华南东江纵队设立了十一个分盟,除太行的两个分盟直接由总部领导外,其余都与八路军、新四军各军区的敌工部发生联系并接受领导,总盟则主要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发生联系。同时,还在敌占区的天津、北平、哈尔滨、朝鲜汉城建立了分盟,在开封、徐州、济南、民权、承德、临汾、榆次、霍县、太原、石家庄、顺德、新乡及朝鲜人在华北创办的各农场建立了据点,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协助下,由同盟总部直接领导这些分盟和据点。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朝鲜义勇军的支队和朝鲜青年革命学校的分校^[10]。
        在敌后根据地的朝鲜抗日军民与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在对敌斗争中,朝鲜革命者冲锋陷阵,配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动政治攻势:不论在下大雨的黑夜,或炎热的白天;不论在敌占区,在游击区,就是敌人派遣游击队跟踪他们的时候,也仍然坚决完成任务;他们经常在老百姓的包围圈里,用生硬不熟练的中国话,热情地进行宣传;他们不仅向老百姓宣传,而且也是对敌宣传的能手,在敌人炮楼前或电话上,用流利的日语向日本士兵指出活路;他们甚至不惜将自己的鲜血洒在中国的大地上^[11]。1944年8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高度评价朝鲜革命者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贡献。指出为中国抗日战争而牺牲的朝鲜友人有孙一峰等十七人,朝鲜独立同盟自武亭以下的大批成员都为中国抗日战争“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12]。
        在整风运动中,朝鲜革命者更是把整风学习视为学习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最好机会。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后更名为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成为朝鲜革命者进行整风学习的重要场所,各分盟也都建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组织朝鲜革命者的整风学习。朝鲜独立同盟领导人武亭在该校整风动员会上强调为使朝鲜同志在思想行动上统一起来,必须认真进行整风,并提出三项要求:朝鲜义勇军不只要有枪杆,还要有强的政治修养;要把整风和朝鲜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学习时应钻进书本里去,不应徘徊于书本之外等^[13]。在另一场合,他盛赞抗日根据地在精兵简政、大生产、对敌斗争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毛泽东的伟大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实现,他的主义是活的马列主义,他的主义不仅在中国革命中发展着,就是在朝鲜革命中也在发展着^[14]。整风运动对于朝鲜革命者总体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各抗日根据地还涌现了一批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朝鲜籍的杰出人物。他们中除了对敌斗争的英雄和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外,还有文化方面的专家。优秀的医学专家、和平医院内科主任、朝鲜独立同盟陕甘宁分盟负责人方禹镛大夫就是一位代表人物,在他的五十寿辰时,毛泽东曾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题词相贺,《解放日报》也发表专文,号召边区医疗界的人士向他学习^[15]。朝鲜籍青年音乐家、中共党员郑律成是另一位在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他创作的《延安颂》、《八路军大合唱》、《延水谣》、《准备反攻》、《陕北公学同学歌》等近三百首歌曲,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战斗号角。其中《八路军进行曲》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其威武雄壮的旋律至今回响在神州大地,令人振奋!催人前进^[16]!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不断发展壮大,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朝鲜的独立复国作了政治、组织、军事方面的全面的准备。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全体人员三千余人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从延安出发,直指东北。一路上,他们一边清扫日伪残余势力,一边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吸收了不少朝鲜人加入队伍,使朝鲜义勇军更加壮大。11月7日,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在沈阳改编为七个支队,由于苏联红军不同意朝鲜义勇军立即开入朝鲜作战,该军奉命开赴东北朝鲜族聚居地区开展工作^[17]。1946年3月,该部建制撤销,部分人员归国,其余人员并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