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战时的中英关系经历了种种波折,但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战争,还是其主要方面,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声援。1942年4月,英皇以英国最高军人荣誉大十字勋章赠予中国战时统帅蒋介石。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致勋赠词时称:此举“除向贵委员长军事成就表示敬意外,复亦为本国人民对全体中华民族反抗英勇斗争表示崇敬敬佩之忱。”《中央日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英国勋章的授受是“中英两民族友好交流的象征”^[1]。为了消除中英间的种种误解,缓解互相间的冲突,寻求沟通与谅解,在中英双方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曾互派代表团进行访问,对于增进两国间的了解和友谊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战时中英关系中不容忽略的又一重要方面。
        1942年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获悉英国国会拟派遣代表团访问中国,以期改善两国关系。他立即建议蒋介石以中国政府领袖和最高统帅的身份出面邀请,为蒋介石所采纳。顾氏认为应该抓住这个契机,改善中英关系。在英国访华团抵达中国之前,顾氏奉派赶回国内协助接待工作。11月10日,英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抵达重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代表团以艾尔文勋爵为团长。四名成员分别代表英国保守党、工党、自由党三个主要政党及国会上下两院。他们性情善良,不囿于成见,热爱中英友好事业。其使命除了实地考察中国的抗战形势外,将向中国人民说明欧洲的战局和英国面对的严重局面,解释英国必须集中力量打败德国纳粹,然后才能将注意力转移至远东来。
        代表团受到中国朝野的热烈欢迎,应邀出席了一系列的宴会、茶话会和招待会。当时,正值国民党中央举行五届十中全会,在顾维钧的建议下,代表团被邀列席了11月16日的会议,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邀请外国人出席中央全会,既表达了国民党对于英国访华团的重视和中英人民间的团结和友谊,也有利于推动国民党与英国各政党间关系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重庆、西安、成都、昆明等大都市,并赴潼关抗日前线视察,对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陪同代表团活动的顾维钧在事后给蒋介石汇报时指出:“这次访问是成功的,访华团对战时中国的精神面貌、政府政策、人民的气质以及中国在战争中面临的问题获得了一个总的印象”,“对促进两国间的同情和了解肯定是十分有益的”^[2]。
        1943年12月,国民政府为推动中英战时合作,沟通双方对于互相关系和重要国际问题的意见,并对上年英国国会代表团的访问进行回访,决定派遣代表团访问英国。代表团由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任团长,参政员王云五、胡霖、杭立武、立法委员温源宁为团员。其使命是:宣达中国对英国人民之友好、考察英国努力抗战状况并报道于中国政府与人民、与英国朝野交换意见等^[3]。蒋介石致函英皇乔治和首相丘吉尔介绍中国访英团赴英访问。
        中国代表团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访问了英国二十余座城市,受到英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英王乔治夫妇亲切接见代表团,丘吉尔也病愈后将中国代表团作为第一批外国客人接待。1944年1月25日,丘吉尔在唐宁街首相官邸与代表团全体成员及驻英大使顾维钧“接谈半小时”,态度庄严坚定,“谈至东方共同仇敌时,渠以郑重词调申述英国国策,必以军力迫使暴日无条件投降求饶,方算对得起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词语沉着,字字有声,盖对中国国民保证也”^[4]。使代表团成员深感满意。在一次矿工联合会举办的国际形势报告会上,一位矿工发问:“世界的重心,现代为美国,下代为苏联,再下代为中国,英国应如何及早与美、苏、中取得彻底的联系呢?”表达了英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信任,并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更使代表团感受到英国人民的情谊^[5]。
        中英代表团的互访,系半官方性质,双方在访问中都没有对中英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也没有互相进行争执和质难,因此,不可能使有争议的问题获得解决或有所进展,但是双方的互访对于促进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了解和同情是大有裨益的。1944年1月30日,丘吉尔致函蒋介石称颂中国访英团之成功,赞扬访问团诸君所表示的“谦恭和悦与完美合宜之态度,使凡与接触者均发生敬爱与仰慕之感”,向中方表示感谢^[6]。4月7日,访英团王世杰、王云五、杭立武、胡霖相继在国民参政会报告访问英国经过及观感,亦对此行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英人不分朝野,不分党派,对我具有深厚同情,并盼两国于战后之继续合作”等^[7]。在当时的情况下,此种方法既是明智的,也是成功的,中英访问团的互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