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战场敌我战略部署
抗日战争进入1945年时,中日双方的战略态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中国派遣军因在一号作战中攻城略地,完成其所谓作战目标,而在1月1日制定的《今后作战指导意见》中提出:“抓住目前战略、政略上的最后良机,以异常的决心覆灭敌抗战根据地四川要地,扼重庆军总反攻于未然,迫使重庆政权崩溃,俾能有助于指导战争全局。”企图于1945年春季发起对四川的攻势作战[1]。
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大本营于1944年12月中旬确认在菲律宾莱特岛与美军作战已处于不利境地后,就开始考虑全盘作战指导问题。1945年1月19日,日本陆军与海军共同确定联合作战计划,鉴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败局已无可挽回,决定“在日本本土上完成最后决战”,“把华中沿岸要地、台湾、南洋群岛、硫磺岛等要地作为外围防御线”,并将主要作战目标“从过去的对重庆和对苏联转向美国”[2]。1月22日,日本大本营根据新的作战计划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新的命令。该命令明确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作战目的“在于击破进攻中国大陆的主敌美军,粉碎其企图,同时确保大陆要域”,为此须加强东南沿海特别是长江下游的战备,并继续对重庆方面实施压迫,但限制对晋西南至黄河、老河口、宜昌等地一线以西进行大规模作战[3]。这一作战计划在“本土决战”的战略方针下,实际上确定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处于战略退却的态势。
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上述命令于1月29日召开军司令官联席会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会上表示,“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圈内的宝库;在东方海岸要域布成铁桶般的阵地,当敌登陆时予以歼灭;在西方排除万难挺进深入重庆辖域,以摧毁敌之根据地。”[4]即在遵照大本营命令以东南沿海为防御重点的同时,仍企图继续其向中国军队发动攻势的计划。由于在湘、桂的机场被占后,中美空军利用老河口、芷江两地的机场分别袭击平汉铁路、长江和粤汉、湘桂铁路,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冈村宁次下令以摧毁两地的空军基地为攻势作战的目标,以华北方面军和第六方面军一部攻占老河口,以第六方面军攻占芷江。
在国民政府方面,尽管在豫湘桂战役中损兵折将、弃城失地,但由于整个对日作战局势发生有利于盟国的根本性转变,因此已开始考虑对日军反攻作战的计划[5]。1944年12月,为便于协同盟军对日作战及准备反攻,国民政府特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远征军、黔桂湘边区、滇越边区、第四战区及第五集团军的部队,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同时,再次调整了各战区序列,以适应对日作战最后阶段之需要。1945年2月,军令部拟订《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确定“中国陆军以开辟海口之目的,于盟军在东南海岸登陆之同时,向桂湘粤采取攻势,特须保持重点于黔桂路方面,攻略宜山、柳州,与盟军会师西江”。而在华中等地区,国民政府则仍按战略持久战方针进行作战部署,以“主力固守”,“遏阻敌奸窜扰”,“完成攻守作战之准备”[6]。因此,国民政府此时确定的战略重点是策应盟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战略态势已发生有利于中国方面的转变时,这一战略构想没有拟订中国军队独自先行开始攻势作战的计划,就显得有点保守了。
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大本营于1944年12月中旬确认在菲律宾莱特岛与美军作战已处于不利境地后,就开始考虑全盘作战指导问题。1945年1月19日,日本陆军与海军共同确定联合作战计划,鉴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败局已无可挽回,决定“在日本本土上完成最后决战”,“把华中沿岸要地、台湾、南洋群岛、硫磺岛等要地作为外围防御线”,并将主要作战目标“从过去的对重庆和对苏联转向美国”[2]。1月22日,日本大本营根据新的作战计划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新的命令。该命令明确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作战目的“在于击破进攻中国大陆的主敌美军,粉碎其企图,同时确保大陆要域”,为此须加强东南沿海特别是长江下游的战备,并继续对重庆方面实施压迫,但限制对晋西南至黄河、老河口、宜昌等地一线以西进行大规模作战[3]。这一作战计划在“本土决战”的战略方针下,实际上确定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处于战略退却的态势。
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上述命令于1月29日召开军司令官联席会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会上表示,“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圈内的宝库;在东方海岸要域布成铁桶般的阵地,当敌登陆时予以歼灭;在西方排除万难挺进深入重庆辖域,以摧毁敌之根据地。”[4]即在遵照大本营命令以东南沿海为防御重点的同时,仍企图继续其向中国军队发动攻势的计划。由于在湘、桂的机场被占后,中美空军利用老河口、芷江两地的机场分别袭击平汉铁路、长江和粤汉、湘桂铁路,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冈村宁次下令以摧毁两地的空军基地为攻势作战的目标,以华北方面军和第六方面军一部攻占老河口,以第六方面军攻占芷江。
在国民政府方面,尽管在豫湘桂战役中损兵折将、弃城失地,但由于整个对日作战局势发生有利于盟国的根本性转变,因此已开始考虑对日军反攻作战的计划[5]。1944年12月,为便于协同盟军对日作战及准备反攻,国民政府特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远征军、黔桂湘边区、滇越边区、第四战区及第五集团军的部队,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同时,再次调整了各战区序列,以适应对日作战最后阶段之需要。1945年2月,军令部拟订《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确定“中国陆军以开辟海口之目的,于盟军在东南海岸登陆之同时,向桂湘粤采取攻势,特须保持重点于黔桂路方面,攻略宜山、柳州,与盟军会师西江”。而在华中等地区,国民政府则仍按战略持久战方针进行作战部署,以“主力固守”,“遏阻敌奸窜扰”,“完成攻守作战之准备”[6]。因此,国民政府此时确定的战略重点是策应盟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战略态势已发生有利于中国方面的转变时,这一战略构想没有拟订中国军队独自先行开始攻势作战的计划,就显得有点保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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