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民党当局的宪政允诺为契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判断国民党当局的举动是为“国内外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而不得不采取,“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定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为此决定因势利导“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的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中共不仅派代表参加国民党当局召集的宪政协进会,并且在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宪政座谈会,“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更在党内严格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况,“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为在全国实行民主宪政作出榜样^[1]。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重要演讲《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宪政问题的基本主张。他首先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理论论证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性质的”,“不仅可以坚持抗战,而且可以有力量组织反攻;不仅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得很有成绩,而且很可以推行于全国”,要求国民党当局“如欲实行宪政,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来做宪政的基础,而且要不怕面对现实,来看看我们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成果”。
        其次,指出实行宪政必先实行的最重要的三个先决条件: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这是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如果“人民的住宅随时可以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以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和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其二是“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其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对于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应该给予他们以自治的权利,真正的地方自治实现了,全国的民主宪政自然会水到渠成”。表示中国共产党愿与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呼吁和争取其实现。
        接着,周恩来针对国民党的宪政筹备方案提出了三点具体主张:第一,主张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来建设中国。提出宪法应“承认革命民权”、“直接民权”,“承认中国境内的民族自决权”,“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承认‘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必须以实现民生幸福和繁荣为目的”。第二,主张彻底的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新选举国大代表。批评过去的国大选举完全违背“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记名投票的原则”,“而且是内战时期的选举,为国民党一手包办,不合抗战时期已经变更了的情况,其成分又都属于有钱有势的阶级,不能代表广大的工农平民”,提出新选举法“不应有任何被选举权的不当限制,尤其不应以党义考试来限制,不应有候选人的指定,不应当由乡镇长来推选候选人,不应有对少数民族、边疆及华侨的不平等待遇,并且允许各党派的竞选自由”。第三,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反对国民党当局将宪政实施推迟到战后,指出“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实行”,“民主的动员是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2]。周恩来的演讲对于推动该运动在大后方的全面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演讲精神,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民族工商业者、西南地方势力中广泛开展活动,推动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迅速出现了新的高潮。
        各民主党派在民主宪政运动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1944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与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张相呼应,批评国民党当局“训政十余年,国民的组织未见加密,国民的道德未见提高,贪污土劣只有增加并无减少,糜烂腐败更加普遍并未减轻”,导致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以及文化与教育,一切一切都生了问题”;谴责国民党当局允诺准备实施宪政半年余,“依然只限于口头,限于纸片,而取缔人民自由的章则或条例,照旧是层出不穷,妨碍人民自由的非法机关,照旧是重重叠叠,人民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由苦闷而发为呼吁,因呼吁无效而流于怨望”;抨击国民党实行专制独裁,“除一个执政党而外,绝对不允许其他在野的党派合法的存在、公开的组织,乃至从事社会事业或其他的正当职业,也要因党派的关系受着显然的歧视”,“其国民不能自由发表负责的言论与主张,不能合理地批评政治的措施与人事,其新闻的记载只能限于好的一面,而绝不允许暴露坏的一面”,“其人民的身体自由毫无切实的保障,可以由若干秘密的来历不明的机关非法拘捕,非法幽禁,非法处死,甚至不知拘捕于何地,幽禁于何所,处死于何时,被害者的家属无从接见,其亲友亦无从援救”,强调“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在无保留无犹豫给予人民以各种基本自由”;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相同,该同盟亦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已刻不容缓,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期间即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3]。
        其他各党派亦颇为活跃,国社党领袖罗隆基发表演讲疾呼:“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在“政治上必须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经济上必须生产手段公有”,指出国民党军队“军事上吃败仗,完全是政治上不民主的缘故”,主张实行“多党政治”。张君劢则发表《联合国家中之治国与乱国》,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寡头统一”,“专恃有形之武力和军警等,而忽视其自动自发之忠诚,则猜忌防制之术终有穷之,而其一致所生之效果,微未不足道矣!”指出“惟有民主,惟有有言论结社自由之民主,有反对党之民主”,才能“去乱国而成治国”。青年党领袖李璜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主张在目前应实现三大自由——人身的自由、思想信仰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一党专制,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使各政党能够自由充分的发展。左舜生也著文主张“切实调整国共关系”,“加速实现民主,以澄清国际的疑虑,并举国内团结之实”。该党机关报还载文提议根本改造国民参政会,批评该会不足称为“过渡的民意机构”,只是“聊备一格之外交姿态而已”!中华职教社的负责人黄炎培更是在复旦大学演讲时发出了“为民主拼命”和“成为一个大运动”的激昂号召,指出:“要民主,我们自己不动,休想别人把礼物送上门,要成功,一定要我们‘求’的有力,要成功的快,也得拼命的‘求’”,“要说的就说,要干的就干,良心以为该做便做,硬是要做,认为不当做的便不做,绝对不做”等^[4]。
        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大后方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迅速行动起来,成为推动民主宪政运动高潮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各地建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研究会,创办各种刊物,举行座谈会、演讲会,发表通电、文告等等,在国统区汇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民主潮流。
        在重庆,1944年1月,黄炎培创办了《宪政月刊》,张志让任总编辑,为民主宪政运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阵地,该社每月组织一次宪政座谈会,共计举办十七次,邀集各界名流,讨论实施宪政的各种热点问题,发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如第四次座谈会讨论妇女和宪政问题,与会者认为:“因为妇女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特殊地位,所以将来在宪法上妇女的权利要特别重视”,主张“妇女要有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目前要有研究宪草的各种权利;宪政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要扩大到劳动妇女和农村妇女中间去;宪法上应明文规定妇女在国民大会代表中的名额;宪法上应该具体规定对劳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上和男子一律平等”;等等^[5]。第八次座谈会讨论保障人身自由问题,与会者严厉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达成两点共识:一是“要求提早实行提审法”;二是“要求法权统一,不得以命令代法令”,“人治尽好总不及法治”,建议“各位大律师发起一种组织,对保障人身自由为无条件的辩护,以充分保障人身自由”等^[6]。1944年9月,黄炎培等三十人还联名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提出七项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处此千钧一发之时机”,及早实现“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不惟其名,务求其实”等,“非此不足以一新政象,激发人心,增进团结,以迎最后胜利”^[7]。
        在成都,1944年6月由张澜、李璜等名流组成的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于国是的十项主张,认为“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其要义有三:第一,“切实施行约法”,“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结社集会之自由”,“公教人员、学生士兵入党入团须基于自愿,并不得以党员团员资格为铨叙考核之标准及享受其他特权”;第二,刷新政治,“给予各级民意机构以必要的权力”,“政府用人应一本天下为公之旨,选贤与能”,“切实改革征兵、征实、征税等之弊端,严惩贪污,杜绝中饱,革除苛政,以减轻人民痛苦”;第三,实施全民动员,“举凡训练群众、组织民众,均以国家立场出之,不再以党的立场出之”等。该国是主张刊出时被有关新闻机关删得残缺不全,但仍发生了重要的影响^[8]。自1944年5月起,代表四川地方势力的《华西日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力主“迅速刷新政治”,“肃清变相的法西斯”,指出目前的军事危机“决不是单靠盟国的若干协助,就可以改变的”,“政治的彻底刷新”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提出要警惕那些“想利用人类为民主,为和平,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强盗所流的血,暗中灌溉新的暴力统治”的企图^[9]。
        在桂林,1944年6月,先后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以李济深为会长,邀集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名流学者,动员大批青年学生,“力主动员全民,坚决抵抗,痛斥畏祸先逃,动摇战志之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民主抗战。由于当时军事形势非常危急,桂林的民主宪政以实行民主动员、解决军事危局为特征,得到了国统区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舆论普遍指出:“不动员民力,当然会自陷于无法无力之境”,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从认真动员做起,急起直追,“敌人已经扼住我们的咽喉,要窒息我们”,“倘再因循,真就误事透底,要谋补救,都来不及了”。
        昆明也是开展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基地。由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的进步师生广泛参加了运动,使该地的运动表现出更为激进的态势。教授们创办了《自由论坛》刊物,公开表明:“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1944年7月7日,云南各校师生三千余人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集中讨论政治改革问题,不少著名教授参加了会议。潘大逵教授呼吁:“青年们应加紧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不要吝惜任何牺牲!”著名诗人闻一多更是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会后,他又撰专文揭露大后方的深重危机,呼吁青年们起来为民主而斗争,“现在是非常时期”,“任何平时的规范都是可以搁置的枝节,火烧上眉毛,就是抢救!”^[10]
        西南地方实力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这次民主宪政运动。广西和云南的民主宪政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就与李济深为首的广西地方势力和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势力的支持有关。1944年6月15日,李济深在桂林发表演讲,大声疾呼铲除失败主义,“希望中央与各地方长官要尽到领导抗战的责任,立刻动员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并使一部分武装起来”,主张加强民主抗战,在国统区发生重要影响^[11]。而在龙云控制下的《云南日报》和《云南民国日报》也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和文章,批评国民党中央将地方政府“从前所有之一切权力渐次吸收,而集中于各部院会手中,以致政令频繁,机关林立,直接指挥,收效殊鲜”,“省政府有责无权,有事无权”,要求改变“一切均归中央统制”的独裁政策,“切实保障地方权益,使地方能因地制宜,运行其高度的职权”^[12];更批评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处处阻碍军事进展”,对待中央军与杂牌军“应该一视同仁,打破地方关系,实行平等待遇”;等等^[13]。四川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刘文辉战时深居西康,沉默寡言,此时也发表谈话,主张加强各党派、各军队团结,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人民的团结,“进行大后方的保卫战”^[14]。
        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涨,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地方实力派领袖对于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统治的认识已较前有了进步,要求改革现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政治主张方面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接近,并在行动上逐步实现同步。1944年底,豫湘桂战役失利后,国民党统治危机进一步加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民主宪政运动进而发展为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斗争,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也由此而进一步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