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同步发展的是大后方各阶层人民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两者相辅相成,使国民党独裁统治出现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反对国民党推行的特务制度、经济统制政策、横征暴敛政策以及民族压迫政策成为国统区人民抗暴斗争的重点。
        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系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在战时迅速膨胀,他们和国民党军警相结合,在大后方为所欲为。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出现和日趋严重,特务统治,军警横行,成为国民党当局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激起了大后方人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1944年7月,遭受国民党特务迫害而被迫离开重庆的著名抗日文化人邹韬奋在上海病逝,激起国统区人民的极大悲哀和对特务统治的痛恨。10月1日,重庆数千学生举行集会追悼邹韬奋先生,并发出了“向法西斯进军”的口号,表达了国人对于国民党特务统治制度的强烈抗议^[1]。
        在大后方人民的反特抗暴斗争中,成都“市中事件”和重庆“胡世合事件”影响最大。1944年10月,成都市立中学因校方处理年级之间的纠纷不当,激起学潮。31日,成都市长余英中命令警察局长方超率领武装警察冲进学校,打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四十余人,酿成重大事件。成都各大中学学生代表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揭露事件真相,抗议军警暴行,同时成立后援会慰问受伤同学。叶圣陶、沈志远等52人发表慰问同学书,全市32所大中学校联名致信国民政府,数千学生集会游行,要求省政府公布事件真相,医治受伤同学,保障人身自由,严惩凶手,撤处市长等。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被迫接受上述各项要求^[2]。
        1945年2月,又发生“胡世合事件”。20日,国民党特务田凯无故枪杀正在正常执行业务的重庆电力公司外勤工胡世和。这一暴行激起了一场以重庆电力工人为中心,得到全市各界人民支持和响应的群众性抗暴斗争,“严惩凶手,保障人权”成为全市人民一致的要求和共同的斗争目标。《新华日报》先后发表《特务横行越来越凶,偷了电还枪杀工人》、《不能忽视的一件惨案》等消息和社论,推动群众性抗暴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电力工人组织了“胡世合血案后援会”,散发求援传单,召开记者招待会,举行追悼会等,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在肇事地枪决凶手田凯、惩处伙同行凶的警察局保安队员、保障电力工人工作自由和生命安全、优恤受害工友胡世合等要求。23日,3万重庆市民在特务肇事地举行悼念活动,25日,更有近10万市民前往胡世合灵堂吊唁,国民党当局被迫将田凯枪毙,给胡氏家属发放抚恤金10万元,并由市长亲自“主祭”为胡氏举行公祭,公祭三天内共有20万市民参加,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怒潮。西安、成都、昆明、贵阳、桂林等地也都开展各种形式的反特抗暴斗争,这些斗争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3]。
        国民党当局执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在战时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执行机关滥用职权,对于民营企业实行窒息政策,导致国统区的民营企业家濒临破产,难以为继。他们也起而参加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和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行列。1944年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等五工业团体,联合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呼吁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改变经济政策,保护民营企业。同年5月20日,重庆宪政月刊社举行座谈会,集中讨论保护民营企业问题,与会者尖锐批评国民党当局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指出:“原料方面自从统制以来,有些物品日渐减少,而有些物品竟致绝迹不见”;运输方面“各地关卡林立,滞留货物,使工业界四肢不灵”;“机械方面则都市里更堆着机器,停置不用,甚而有拆成废铁按斤出卖者,但在各地乡村中对于这种机器却正是求而不有”;营业方面政府“不准更改价格,然而事实上黑市满街,于是我们工业界只好坐视亏本”;“此外以不合标准,管理不佳等理由,下令停闭的中小工厂,更是为数不少,而一息残存的几家较大的工厂,也只是苟延撑支而已”等,大声疾呼:“在今天这种机器停搁、技工失业、原料久封不启等等实况下,我们工业界不得不发出这一要求‘生产自由’的呼声!”破产的痛切经验使民营企业家们深切感受到,如果不改变国民党的统制政策,那么,所有的正当工商业必然要被窒息至死!为此他们团结起来,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与垄断的斗争^[4]。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营工商业家在民主宪政运动的积极活动充分反映了民族企业家的情绪和立场。
        国民党当局在农村的横征暴敛,使大后方广大农民也濒临绝境。《解放日报》利用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材料描述了大后方农村的现状:“农田面积逐年锐减”、“农业生产量惊人降落”、“牲畜大量死亡”、“土地加速集中”、“土地租押金飞涨”、“农民分化愈趋尖锐”、“高利贷重利盘剥”、“经济剥削变本加厉”、“农民挣扎于饥饿死亡线上”、“保甲长鱼肉农民、出征壮丁妻室被奸、农民铤而走险”等。指出:“大后方农村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压榨之下,广大农民正日益剧烈的走向饥饿与死亡的境地”^[5]。
        国统区农村出现了“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局面。先是国民党统治较为薄弱的边远省区,后发展到国民党严密控制的重要省区,都发生了农民的抗暴斗争,甚至武装起义。1943年,甘肃临夏、临洮等二十余县的各族农民10万人联合举行反蒋斗争,要求免粮免款,坚持斗争达十个月之久,最后国民党当局出动飞机轰炸残酷镇压了此次起义。广西大瑶山各族农民为反抗国民党“设治局”的残暴统治,群起捣毁“设治局”,一度将国民党势力逐出大瑶山。海南岛白沙县农民也举行了“七月起义”,进攻国民党自卫队,并以各种原始武器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激战,一度占领五指山。后在国民党军队三路“清剿”之下,惨遭失败,被害群众多达万人以上。1944年,河南桐柏、遂平、唐河、确山、泌阳、信阳和湖北随县、应山等县农民为反对国民党强抓壮丁先后举行起义。农民起义军七千余人曾将国民党驻信阳的何励生部缴械,国民党调来大批军队镇压,屠杀五千余人。起义农民并未屈服,数万人继起组织“农民救国军”,提出了“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军队”,与国民党军进行激战,消灭了残害民众的国民党六十九军二十八师,击毙师长,成为国统区农民抗暴斗争中最为典型的事件^[6]。
        国民党当局的残暴统治及其民族压迫政策也导致了大后方内少数民族的抗暴斗争,有些地区还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早在1941年11月,云南基诺族人就发动了反抗国民党征兵命令的武装暴动。国民党当局对只有8000人口的基诺山区下达了800个征兵名额,该乡乡长为抗议此种暴行而服毒自杀,成为起义的导火线。起义军喊出了“踏平宣慰街,赶走国民党”的口号,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次年8月和10月,国民党当局两次出动重兵围剿起义军,并大开杀戒,仍不能取胜,双方战成僵局,同意暂时停战。12月,双方再起战事,国民党军又遭起义军重创。1943年4月,国民党军改而实行剿抚结合,抚重于剿的政策,国民党军逐渐占据优势,由于连年战斗并遭多次烧杀抢掠已贫困不堪的基诺族人决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国民党一切武装部队十日内撤离基诺山,并保证不再继续烧寨子和抢走、屠宰耕牛,双方实现停火。随后,国民党当局又允诺“现阶段不再向基诺山征兵派粮,原下达的征兵命令作废;停战后几年不再向基诺山征兵派粮,并免除过去三年所欠一切捐税”,7月,国民党军撤走,历时近两年的基诺族起义告终^[7]。
        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又在贵州东部发生各族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黔东事件”。1942年8月,松桃县各族群众4000人,在苗族领袖石宝山领导下,打出“中元左翼军”的旗帜,举行暴动,目标是“安定人民社会,专杀贪官污吏”,“建立新的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等,起义军连克数乡,两攻县城,10月中旬为国民党军所镇压。10月下旬,镇远境内发生了分别由吴宗尧等和杨树勋等领导的苗、侗、汉族群众的武装起义,起义文告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假借抗日救国之名,“趁火打劫,以发国难财”,决意“除暴安良,打倒恶劣政府并及魔妖土狂,取消苛捐杂税,以免民众受殃”,两支起义部队一度十分活跃,后为国民党援军镇压失败。11月,又发生朱伯屏等领导的“大中华定国军”第五路左翼军和陈信哉等领导的“救国救民军”第六军的武装起义,他们以“奉天命扫尽妖氛,平定天下,永享太平”和“抗兵抗粮”,“解除人民痛苦”为旗帜,聚兵反抗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延至次年3月才在国民党大军围剿之下失利^[8]。黔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武装起义,表明国民党专制统治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从另一个侧面配合了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后期,大后方人民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成为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方面。随着国民党当局统治危机的全面来临,一个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更大规模、更为强劲的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就将到来,国共两党围绕着战后中国政治前途的争执也趋向表面化和激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