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1942年—1943年和1944年国共两党两轮谈判的失败以及同时开展的民主宪政运动难以取得进展,使中共中央深感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是解决国共争执、实现全国团结抗日的关键所在。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最早提出与民主党派领袖商量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问题,并指出:“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1]9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等,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是:“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2],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既是抗战后期民主宪政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国共谈判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成为大后方人民争取抗日民主的斗争目标。
        “建立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也与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受惨败而引起的大后方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有关。豫湘桂战役进入8月以后,国土丧失之广,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耻辱之重,极大地震动了国统区各阶层人士,也动摇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且英、美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3]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成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解决时局危机的基本主张。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著名的讲演《如何解决》,指出:国民党当局“死死守着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剥夺人民自由,实行官办自治,钳制舆论,摧残文化,垄断专卖,横征暴敛,纵使特务机关蹂躏人权,纵使官僚资本破坏民业,致造成目前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种错误的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如果再不改弦更张,而仍要倒行逆施下去,则种种危机还会继续增长,还会更加严重”。强调解决危机的惟一出路就在于“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并提出六项具体步骤,指出“只有这样的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只有这样的联合统帅部,才能听命政府,协和盟邦,击退敌人的进攻,配合盟国的反攻”^[4]。同日,中国民主同盟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呼应中共的主张,明确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政治口号,并就此提出十项具体主张^[5]。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办法虽然有所不同,但以此作为解决时局危机的基本思路则是一致的。
        “建立联合政府”还与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及其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对于国共关系的关注和干预,早在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即已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力度不断有所增强。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攻势以及国共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引起美国对于中国局势的严重关注。9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谈话中对战时的国共冲突和战后的中国内战表示担忧,认为美国应“竭尽全力调解重庆和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又第一次向蒋介石建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国共两党就应建立一个联合政府^[6]。豫湘桂战役爆发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局面,更使美国震惊不已,对于介入国共争执的紧迫感进一步加强。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寻找解救正面战场危机的办法。他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一再表示对于国共关系问题的关切,并促使蒋同意派一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美国国务院在解释此举的动因时称:“ 一、国共关系的不断恶化对中国对日作战有着普遍的不利影响; 二、局势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严重危及中国政治统一的内部冲突;三、它并且可能在将来导致引起中国与苏联关系的复杂化。”美国驻延观察组的基本任务之一,便是协助美国政府探求“应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7]。这一举动表明美国已正式承认中共及其军队与政权事实上的存在。9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奉派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是其重要使命之一。尽管赫尔利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主席和军队委员长”,但为了“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赫尔利也要求蒋介石放弃一党专政,在民主化问题上多作让步,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中共和各中间党派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当然其内涵与中共的主张是有本质区别的。
        10月3日和13日,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两次致函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明确表示:“现在惟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对于国民参政会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林表示欢迎,并仍请张、王到延安一行。自此,成立联合政府问题成为下一轮国共谈判的核心问题^[8]。国民党方面迅速作出反应,10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言人招待外国记者称:组织联合政府一说“不值讨论,吾人亦不拟讨论”。8日,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新华社评论,严词驳斥了“不值讨论”说和“不拟讨论”说,强调“不管国民党当局‘讨论’与否,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这个要求是无法抗拒的”^[9]。
        10月17日、18日和23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与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董必武进行了三轮会谈,中共方面向美国代表阐述了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和中共中央关于解决两党关系的既定主张,赫尔利强调蒋介石为抗日领袖,是全国公认的事实,但现政府不民主,他已告诉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称赞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许诺国共合作后,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在军事机关中也应有中共党员参加,分配军事物资也不应偏于哪一党派等;赫尔利的计划是:先约张治中、王世杰与林伯渠、董必武谈,得出两党合作的初步结果,后由赫尔利同蒋介石商量,蒋同意后,他去延安和毛泽东谈,求得双方合作基础,最后由蒋介石和毛泽东见面,发表宣言,实现合作^[10]。
        然而,赫尔利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这张日程表行事。10月21日,赫尔利代替高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急于在调处国共关系上建功的赫尔利,于11月7日由林伯渠陪同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亲到机场迎接。
        11月8日上午、下午、9日下午、10日上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了四轮谈判。在第一轮谈判中,赫尔利首先说明自己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并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中国的事情,此次来延安曾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他在会上宣读了由他起草并经国民党方面修改过的《为着协定的基础》五款,其主要内容是:中共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其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1]。
        在第二轮谈判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重申改组国民党政府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对《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 1.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 2.将原案中共领导的军队改为一切抗日军队都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并为这个政府及其统帅部所承认; 3.增加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规定; 4.承认中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12]。在第三轮谈判中,双方进行进一步的磋商。11月9日晚上,中共中央举行六届七中全会,批准了经修改后的五点协定。在第四轮谈判中,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其全文如下: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2.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3.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行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4.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13]。
        毛泽东表示:“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10日下午2时,周恩来随同赫尔利返回重庆,以继续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
        对此次谈判所达成的协定,中共方面是满意的,毛泽东在致罗斯福的信中称:“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14]赫尔利由于对于中国政治的隔膜,他并不了解国共在联合政府问题上争执的内涵,他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签署的把军权交给国民政府的惟一文件,因为“修正草案中的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国民政府与中共达成协议,将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国民政府,并将防止崩溃”^[15]。
        赫尔利与中共方面达成的协定,遭到国民党方面强烈的反对。11月18日和19日,赫尔利与蒋介石进行了两次长谈,试图说服蒋介石接受该方案,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并提出三条反建议。赫尔利虽然对国民党方面的顽固立场表示不满,但最终还是转而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主张。其基本的原因是:赫尔利认为“他的使命是把中国所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统一到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保存现有的国民党政权,由所谓少数党和武装集团组成并无实权的松散联盟从属于国民党政权”^[16]。
        11月23日,赫尔利会见周恩来,转告国民党三条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军,其经费、饷项、军械及其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二、中国共产党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促进民主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17]。该反建议回避了最为关键的建立联合政府问题。
        于是,围绕着“五条协定”和“三条反建议”,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赫尔利之间进行了反复的交涉和较量。蒋介石认为,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18],提出三条反建议实际上是要“招安”中共军队。以后又提出一些新的方案,如主张设置战时内阁性之机构,使中共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由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中共将领)和美国军官一人主持中共军队的编制及军械补给,由美国将领一人直接指挥中共军队等,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诱使中共交出军队^[19]。中共方面则坚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和五条协定,认为蒋介石不签署“五条”反而对中共战略利益有利,“五条”所包含的内容作为整案,不拆开提出,蒋介石既然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中共也不入阁,继续在敌后争取一二年时间大发展,以“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20]。并于12月7日电召周恩来回到延安。赫尔利和魏德迈则以向中共军队提供美援和军火作为交易的筹码,诱使中共参加政府,中共不为所动;在周恩来返回延安后,赫尔利又通过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长包瑞德威胁毛泽东、周恩来:如果中共不接受国民党的建议,会在美国造成不利的影响。毛泽东答复说:“蒋介石的三条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了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并表示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将要做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21]。中共一度甚至准备公布五点协议,这使赫尔利大为恐慌,赫尔利紧急致电周恩来,不同意公布五条协议,包瑞德也出面缓颊,希望中共不要让赫尔利太难堪,“若广播谈判条件,导致与美国决裂,将对中共不利”。毛泽东表示中共方面“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但重申“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我们决不能干,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22]。
        1945年1月7日,赫尔利致电毛、周,提议在延安举行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11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表示婉拒,并重提在重庆举行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如国民党方面同意,周恩来可到重庆磋商^[23]。20日,赫尔利在与国民党方面经过十天商讨后,致电毛泽东,称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已有所更改,建议中共方面派代表赴重庆作一短期访问,俾与政府商谈问题。24日,周恩来再次奉派赴重庆谈判。中共方面的谈判基调是: 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24]。
        然而,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方针却是换汤不换药,除坚持原三条反建议外,又增加了四条:一、行政院下设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的新机构;二、成立有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三、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四、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对此,周恩来表示拒绝,并坚持先解决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问题。
        2月2日,国民党代表提出了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国民政府同意召开有国民党代表与其他党派代表参加的会议,职责是:一、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二、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方法;三、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等,这表明国民党有可能接受党派会议。中共方面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其要点是: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双方的分歧仍然集中在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上,但中共方面没有拒绝王世杰方案,只说可回延安商讨^[25]。
        2月3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蒋介石如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我们要抵制。并指示周恩来“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态度趋向强硬^[26]。13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也明确表示:建国大纲所定之还政于民的程序不能变更,国民党只能还政于未来之国民代表大会,不能将政权移交于中共所要求召集之党派会议;中共不能推翻国民党与蒋介石本人,必须与国民党彻底合作^[27]。周恩来逐条进行批驳,国共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2月14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举行记者招待会,单方面公布国民党在谈判中所做的让步和妥协,批评中共拒绝接受政府提议,等于公开宣布两党谈判的破裂。15日,周恩来在离渝前发表声明,指出王氏的说法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说明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反对建立民主的联合国民政府,导致谈判无果而终。次日,周恩来飞返延安,本轮国共谈判宣告结束。
        由于在史迪威事件后,美国政府已基本上确定了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五个月,虽然主观上企图调处国共关系,按照美国的设想改革中国的政治机制,结果却是不仅没有缓和中国的分裂与内战危险,反而增加了蒋介石坚持独裁专政、分裂内战的意念和政策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