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15人为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任弼时、李富春为正副秘书长,彭真等22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设计战后中国政治的蓝图,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做准备。这次会议本早应举行,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以及中共开展整风运动的关系,推迟了若干年。与中共历史上历次代表大会相比,这次会议是在前所未有的新的国际国内党内形势和条件下举行的。
        首先,国际形势有了重大变化,世界将走向进步,人民民主势力一定胜利的历史总趋势已经确定,“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其次,国内形势也有利于人民,“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中国国内虽依然存在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阶层的国民党政府,时刻有将中国拖入内战的危险,但“中国人民不但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1]。“七大”召开时,中共已领导着19个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等军队91万人,民兵220万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抗击着中国战场56%的日军和95%的伪军,“成为民主中国的楷模,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2]。
        第三,中国共产党自身也获得了大发展,实现了大团结。中共党员已从1937年的五六万发展至120万,“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内思想更加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组织更加纯洁,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种思想上的准备经过三四年,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3]。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该报告赋予了“联合政府”新的内涵,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构筑了未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
        “联合政府”的口号是1944年9月提出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长期以来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也非常拥护。”^[4]这个口号是针对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而提出的,其实质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5]。国共间环绕着联合政府进行了多轮的较量,双方毫无通融妥协之余地。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七大”政治报告草案时指出: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其一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们交出军队,国民党给我们官做。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去不去做官呢?我们要准备这种可能性,不应完全拒绝去做官,这是委曲求全为了团结抗战,好处是可以进行宣传”。其二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其三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150万以上、人口一亿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毛泽东特别指出:“在蒋介石发展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应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6]毛泽东在这段讲话中,对于“联合政府”的政治内涵赋予了三个层次的意义,这三个层次的内涵随着时局的变化与国共力量的升降而发生转换。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着重论述了联合政府问题。其基本的主张是:“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7]显然,毛泽东给“联合政府”赋予了第三个层次的新内涵。
        毛泽东首先将两个中国之命运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8]接着指出:“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了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针对有些人怀疑中共在得势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9]
        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形态就是中共所极力倡导的“联合政府”,显然其内涵与中共最初提出“联合政府”时已有很大的变化。其根本的区别在于这个联合政府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个民主阶级的联盟,要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在政治上,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实行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联合政府”成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最为合理和合适的形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
        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批评了国民党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指出:“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针见血地揭露国民党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做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指出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中国共产党提出以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和正式的联合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并指出:“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10]
        为了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那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史及其主要经验,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1]报告详尽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解放区的不同任务,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迅速行动起来,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中共“七大”还决定以大会的名义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12]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向着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中心的联合政府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根据会议制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会议还规定了若干具体路线和政策。朱德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路线,系统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在全国,是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帅部,按照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原则,成立一个能够胜任统一指挥的联合统帅部,毫无例外地把一切新式武器去武装一切能对敌作战的部队,以加紧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完成民族的解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共同奋斗;在沦陷区,是加强对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以争取他们的反正,加强敌后各城市工作和组织地下军的任务,脚踏实地,准备力量,以便时机成熟的时候,即摧毁日寇,光复我们神圣的河山;在解放区,是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扩大人民武装,消灭与瓦解敌伪军,在现有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提高军事技术,加强指挥机关,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等,人民军队的中心战略任务是,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的到来^[13]。
        周恩来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彭德怀所作的《关于华北八年抗日游击战争的成绩和经验》的发言、陈毅所作的《新四军和华中工作的经验》的发言、陈云所作的《要真理不要面子》的发言、彭真所作的《在敌占区城市工作问题》的发言、张闻天所作的《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特点的认识》的发言、李富春所作的《如何争取胜利》的发言、林彪所作的《关于群众观点和发动群众问题》的发言、刘澜涛所作的《关于党在东北工作问题》的发言、马凤舞所作的《关于组织和领导回民斗争问题》的发言、张鼎丞所作的《关于整风问题》的发言、傅钟所作的《关于团结问题》的发言、叶剑英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等,从各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对于中共的总路线和总方针作了具体阐述。
        会议的另一重要议程是通过刘少奇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4]新党章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一切工作的指针,并将“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每个共产党员的基本义务。“七大”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祖涵、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形成了一个具有很高政治威信的、能够领导中共去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强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所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口号及其赋予的新涵义,是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二十四年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订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奋斗纲领,勾画了未来共和国的清晰蓝图。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中共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上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