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下简称“陆总”)的建立动因始于豫湘桂战役后中美关于中国战场军事指挥权之争。豫湘桂战役的溃败,使“日本人实际上是没有阻拦地沿汉口到郑州的铁路进军,他们将得以在夏季结束前打通从朝鲜到华南的内陆交通线,这将意味着中国沿海省份与重庆完全隔绝”^[1]。美国军方担忧日军将长驱直入,占领昆明,切断驼峰空运,使盟军驻在成都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基地丢失,甚至导致整个中国战场的崩溃。而当时欧洲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已转入反攻,开始收复西欧大陆。欧洲战场的成功战例和中国战场的险恶军事形势,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产生了在中国战场也采用相同的办法,任命一名美国军官来担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的动议。
        同时,美国装备中国军队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美国已装备了十二个美械军及四个半美械军,共约三十几个步兵师。这些美械部队的配备如下:每师辖步兵三团,炮兵一营,工兵一营,通讯兵一营,辎重兵一营,卫生队一部和一个特务连;每团辖步兵三营,迫击炮、平射炮一连,通讯连、卫生队、特务排各一个,每团3000人;每营辖三步兵连,机枪连、八一迫击炮排、火箭炮排各一个;每连辖三排,每排辖步兵三班,六○迫击炮一班,全连配备轻机枪九挺、汤姆森手提枪十八支、六○小炮六门及火焰喷射器一具等。在所有美械装备军队中以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十八军、第七十四军五部火力最强,称为五大主力,每军除辖三个步兵师外,另配置直辖炮兵、骑兵、工兵、装甲、辎重团各一个,以及通讯、高射机枪、战防炮、平射炮、特务营、新兵训练处等。这些美械军队的编练,使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虽然损失了四五十万人,但总的战斗力却有所增强^[2]。美国大量装备中国军队,使得美国在中国军队中影响扩大,实际上接受美械装备的中国军队很多都在美国将军的指挥之下,如中国驻印军归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战区中美空军混合团归摩斯上校指挥等等。在美国军方看来,由美国将军指挥中国军队,是摆脱中国战场困境的最佳方案。
        史迪威成为美国军方理所当然的人选。在他们看来,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既熟悉中国战况,又在领导中美联军进行缅甸战役中战绩卓著,于是他们计划将史迪威将军由中将晋升为上将,由他来统率中国军队,如同艾森豪威尔指挥欧洲战场一样。史迪威本人也积极赞同这个方案,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局势“实恶劣之至,管理不善与忽视,现在已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无急剧和很快应用的补救办法,吾人将蒙受极大的挫折。”如果罗斯福给蒋一份措词十分强硬的电报,指出中国局势的严重性,强调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和利益,坚持非常的形势必须采取非常的补救措施,可迫使蒋同意这种安排。他设想运用正在陕西围困中共军队的胡宗南部,并在中共军队的帮助下,向洛阳、郑州、武汉发起反攻,认为这是挽救中国形势的惟一办法^[3]。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同意授以史迪威“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表示将晋升史迪威为上将,“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4]。史迪威为了迫使蒋介石交出军权,利用美援卡住蒋的脖子,宣布凡不属于他指挥的军队均不能得到美援物资。
        蒋介石没有断然拒绝美方的要求,一方面表示原则同意委任史迪威以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另一方面致电罗斯福,解释中国之部队与内政情况不似他国之单纯,为使史迪威将军有统帅中国部队绝对之权力而无窒碍,必须有一准备时期,要求罗斯福委派一人来华调整史、蒋之间的关系^[5]。在军队编制方面,他们设计了一个应付美方进逼的对策:计划将国民党军队划分为攻击兵团(第一线兵团)与守备兵团(第二线兵团),列入史迪威指挥的只是列入作战序列的第一线兵团的部队,第二线兵团的部队仍由原战区司令长官指挥。至于被重兵围困的中共军队,除非他们“接受中央政府之军令与政令”,否则不能归史迪威指挥^[6]。这第一线兵团的设想,就是后来“陆总”的由来。8月,蒋介石又拟以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之名称,规定其职责是:承中国战区统帅之命令,负指挥本战区前线各军作战之全责。赫尔利使华后,中美双方在会议中又将该名称改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7]。
        后来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决定冒中断全部美援之险而坚持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他向罗斯福强硬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要求,但不能接受史迪威,要求另派“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之任何美国将领接替史迪威”^[8]。由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转而支持蒋介石,更重要的是对于美国来说,其战后的长远政治目标已比战时短期的军事目标更为重要,美国不愿交恶蒋介石,史迪威被调离中国。1944年10月25日,由魏德迈将军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
        “陆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1944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新编组国民党军队,除原由军事委员会直辖的十个战区和五个行营外,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驻昆明,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任总司令,龙云、卫立煌任副总司令,其主要任务是:保卫云贵川抗战大后方,准备反攻作战。下辖四个方面军、昆明防守司令部和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共计28个军,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第一方面军,由卢汉任总司令,驻云南蒙自;第二方面军,由张发奎任总司令,驻广西百色;第三方面军,由汤恩伯任总司令,驻贵州贵阳;第四方面军,由王耀武任总司令,驻湖南洪江;昆明防守司令部,驻云南保山;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由黄琪翔任司令^[9]。
        1945年2月2日蒋介石颁发告“陆总”所辖各将领书,指出:“此次盟邦以极大的热情友谊,不惜以物资、精神同时对我援助”,“不独协助我指挥作战训练及装备武器,划一编制,即交通、通信、卫生、补给、后勤诸项,亦均负责帮助办理,此正我建军整军之绝好机会”;强调盟邦美国与中国“在政略上毫无利害之冲突,在战略上实有互助之必要,而在两国传统友谊上,美国更时时表现其援助我国独立自由之热忱,故其在物质上、技术上均畀我以积极之援助”,“今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辖各级指挥机构中,均已派定美籍联络官”;要求“陆总”诸将领“对于军队之整理、训练、情报、作战、后勤等诸业务,应尽量接受其建议,学习其优长,并虚怀雅量接受其批评与纠正,一扫国军以往虚浮骄之颓风”,“切盼此次西南整军之成功,完成反攻之胜利,以开拓我全国整军之成功,奠定最后胜利之基础”^[10]。
        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后,美国方面没有进一步要求蒋介石实现让美军将领全权指挥中国军队的要求,而且调整了与蒋介石的关系。依据美国扶蒋反共的新政策,采取了很多旨在扩大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措施,如建立每周一次的中美联席军事会议制度;任命麦克鲁任“陆总”作战司令,齐夫斯任后勤司令,由中美军官共同组成“陆总”各职能部门;派遣美军顾问组到中国师一级战斗部队;在广西、云南各地举办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训练学校;在兰州成立训练与装备中心,继续帮助国民党军队装备美式机械化部队;等等^[11]。
        “陆总”成立后,立即配合美英军队完成打通中印交通线的战略任务,参加保卫云贵川大后方的战斗,并在湘西开始了反攻作战,日本投降后,“陆总”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统帅部在南京主持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陆总”下属部队成为在越南、广东、湖南以及上海、南京等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重要部队,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