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络、利用汪精卫集团,进行反共布置,使之成为接受日军投降时的先遣队,是国民党当局为结束战争所做的重要准备工作。长期以来,国民党主力部队绝大部分都布置在大西南、大西北,华北敌后及长江中下游沦陷区都落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战略包围之下。国民党为了与中共争夺战后华北,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原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地区的控制权,并准备配合美国军队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作战,决定由“军统局”牵头,各机关和各战区一齐出动,加紧对汪政府要员的策反,以实现利用汪集团进行反共布置,战后抢占华北以及上海、南京等战略要地的目标。1944年12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拟定了《协助同盟军登陆前后防制奸伪办法》,策动汪伪和平军为其所用,是其“防制奸伪”的主要内容之一,内规定“利用”和“确实掌握”已策动成熟之伪军,在沦陷区建立秘密据点,“慎选策动优良之伪军,并注意伪保安团队以及地方武力”,将“此项部队潜伏沦陷区重要城市,非必要时不见诸行动”等。蒋介石对此件批示,批评其“尚欠积极,应再研拟积极清除之办法报核为要”^[1]。
        重庆当局的这一战略意图,得到了汪精卫集团的响应。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迹象日益明显,汪政府要员们瞻望前途,忧心如捣。他们担心:如果日本军队战败,他们必定不会“反省自责”,“而心归怨于我政府之不协力或无力,将一切怨毒丛集于我政府少数要员身上,尤以其少壮军人为然”;第二,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下游地区遍布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如果日本投降撤兵,重庆军队不能马上赶到,新四军必乘隙而入,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也必定是汪政府要员;第三,即使重庆军队接收南京、上海,其“民族英雄之气焰亦必使人难受”^[2]。他们既害怕日本败军的骚扰,又害怕重庆政府接收大员的报复,更担忧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会遭受惩办。顾前思后,认为比较好的出路是暗中向重庆当局“输诚”,以积极的反共举动,帮助国民党保住南京、上海等要害地区,并以此为资本,争取蒋介石的宽容和谅解,为战后逃避罪责寻找政治退路。
        在汪政府领导集团中,最先向重庆当局“输诚”的是汪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行政院长周佛海。长期以来,周佛海一直是蒋介石系统的重要人物,投日后他凭借着原先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关系和影响,始终与重庆国民党军政大员陈立夫、张群、唐生智、何应钦、顾祝同、陈布雷、胡宗南等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重庆政府派往上海、南京等沦陷区活动的地下工作人员川流不息地出入周佛海的门庭,在遇到麻烦时,不断地得到他的关照。重庆军事委员会驻沪代表蒋伯诚和国民党“中统局”驻沪代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都与周佛海有直接的联系,在被日宪兵逮捕后,都因周的疏通、庇护而免遭于难。1943年春,他与“军统局”局长戴笠建立了直接联系,听命于重庆当局的指挥。周佛海母亲去世时,戴笠披麻戴孝代周“尽孝”,关系非同一般。重庆当局通过秘密电台,不断指示周佛海,要他“对于共产党在此间情形,时予通知”,并要他在战争结束的“过渡时期”,负责“保全”东南富庶之区^[3]。
        汪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在汪政府要员向重庆当局的“输诚”热潮中也不甘落后。但他与周佛海不同,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曾主编《革命评论》,组织“改组派”,策动“护党救国运动”,参与军事倒蒋等,一直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反对派,他向重庆当局的“输诚”比起周佛海来,要困难得多,但他也费尽心机,通过各种途径,向重庆政府频送秋波。早在1942年下半年,陈公博已与重庆“军统局”建立了两座秘密电台联系,重新为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效力。1944年3月,汪精卫赴日医疗后,陈公博负起了指挥汪政府军事的全面责任。他发现数十万和平救国军所处的军事态势十分不利,长期以来,由于日本占领军害怕和平救国军的过于集中驻扎,会妨碍其殖民统治,一直实行“分而治之”的方针,和平救国军被分割在陇海路以北、商丘以东的山东和河南北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皖北和苏北地区,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苏、浙江地区以及湖北、广东地区,不仅彼此的防务不相衔接,而且分别属于日本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控制和指挥。更重要的是他们分别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没有一个部队不给共产党包围”^[4]。陈公博在接受重庆方面的反共指令后,深恐分散各地的和平救国军会轻而易举地被八路军、新四军各个歼灭,又感到长江以南地区兵力薄弱,不足以对付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进攻威胁,为了确保在战争结束时,原国民党统治中心上海、南京及其周围地区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决定利用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机会,不断向日本占领军当局进行交涉,实行和平救国军的军事布局大调整。
        陈公博经过缜密考虑,决定暂时北以陇海路为界,南以钱塘江为界,组成一个防共区。在军事布局上采取层层南移的方针,实现以京沪杭为重点的战略收缩。首先,是把陇海路以北、商丘以东的和平救国军尽可能集中到陇海路以南的皖北和苏北地区,加强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加固防卫京沪的屏障。陈公博认为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和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处境很困难,又分别受日军开封重田兵团和济南土桥兵团节制,“不能互为依靠”,“最好能使他们向南京靠拢,以保存实力”。这一安排在取得日军当局同意后实施^[5]。1944年10月,陈公博下令将孙良诚部从河南开封调防苏北扬州、泰州、淮安、阜宁、盐城地区,孙良诚任伪军事委员会苏北绥靖公署主任。11月,又将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部移驻开封,填补孙部南调后的空缺。接着,陈公博又将原驻山东的吴化文部南调皖北,担任津浦路南段的护卫任务,并保卫南京的大门。
        同时,陈公博将原驻苏北、皖北的部分和平救国军逐步调至长江以南,加强江、浙、皖汪政府统治中心地区的军事力量。1944年6月,陈公博将原驻苏北的第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师合编为第十二军,由项致庄兼任军长,以便于调动。其时,项氏已秘密接受重庆当局要员陈立夫的指令,要他设法带兵回家乡浙江,“建立一个据点,以迎接胜利”^[6]。同年9月,在陈公博的支持下,项致庄调任伪浙江省长,并兼任伪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杭州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二军也同时由苏北调往杭州地区。他们设想在战争结束时,迅速组成“杭州指挥部”,以和平救国军第十二军为基本队伍,加上第一方面军驻浙江的部队谢文达部、程万军部,由张恒指挥,迅速控制沪杭铁路沿线,防备浙东新四军部队的进击^[7]。
        1945年1月,陈公博为了加强上海、南京的军事力量,将和平救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南京移至苏州,由总司令任援道兼任伪江苏省省长、国民党省党部主任、省保安司令和新成立的苏州绥靖公署主任,重点防卫京沪铁路沿线。在吴化文部抵达安徽蚌埠后,将原驻安徽的警卫第二师和第一方面军第四师调防南京,并组建中央警卫军,陈公博自兼军长,下辖三个师。对于上海,1945年1月,周佛海在取得重庆当局批准后,接替陈公博任伪市长兼保安司令。为防备新四军向上海进攻,曾“调黄埔军校学生数人分任要职”,加强对于税警团部队、中央税警学校及警察部队三万余人的控制,并“拟具保卫大上海计划,交由程克祥电呈中央备案,以后就根据这个计划配备兵力、排定战斗序列并且补充军实,加紧训练”^[8]。由于日本迅速投降,这个计划未及全部实施。战后,周佛海不无遗憾地说:“盟军如果在上海附近登陆,我们一定也必有相当表现,以后虽然敌军投降没有机会使用,但是在中央没有到达之前,我们维持了四十多天过渡时期的治安,未令一匪入市区,未闻市区开一枪,市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劫掠和焚烧,却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准备。”^[9]
        在陈公博调兵遣将,实施军事布局调整的同时,汪政府的军事将领们或由陈公博、周佛海间接接洽通知,或由重庆“军统局”或前线相关战区司令长官直接委任,或由重庆当局派遣代表亲赴部队接洽,都暗中接受了重庆当局的委任,为帮助国民党当局抢夺抗战胜利成果作了准备。1945年2月23日,陈公博在南京召集汪政府高级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项致庄、任援道、郝鹏举、杨揆一、鲍文樾、叶蓬等。会议决定如果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汪政府军队将集中兵力全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采取进攻的姿态。会议讨论了和平救国军各部最感缺乏的子弹问题,陈公博要求各军“自行设法购买或制造”,更“密嘱各军与中央部队联合剿共时,设法密送械弹过来,使得增厚剿共的战斗力”^[10]。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汪政府也随之烟消云散。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日本侵略者,原已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战略包围之下,日本投降后,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迅速发动战略大反攻,中共中央已任命了各大、中城市的市长,准备解放上海、南京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然而,由于美国对于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出动空军帮助运送国民党军队迅速进入东南战略要地,并利用日伪军队作为“卫戍部队”,抵御人民军队的进攻,致使中共的战略意图未能如期实现。显然,数十万汪伪军队于一夜之间成为重庆国民党的先遣队,抵抗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对于日伪的受降活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