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独立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经开罗会议原则确定,但由于开罗宣言中有英国加入的“适当时机”的限制,该问题在战争后期成为大国出于私利而玩弄政治阴谋的热点问题。
        英国政府的战后远东战略,以重新恢复战前的旧殖民统治秩序为最高原则。为了维持其在印度、缅甸、马来亚等地的宗主国地位,反对朝鲜以及一切东方民族主义运动的扩大,更不希望由中国来扮演亚洲民族解放领袖的角色,因此,从本质上是反对朝鲜尽早独立的。它与美国一拍即合,成为国际托管朝鲜主张的主要支持者。
        美国虽在开罗会议上支持确立战后朝鲜独立的原则,但对于何时给朝鲜以独立,态度一直模糊不清。美国政府早期通知中国拒绝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理由是等待英国谅解后,与印度独立问题一并解决,显然是对英国殖民主义立场的姑息;但是在开罗会议后,又引入苏联对日参战问题,担心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会触犯希冀在朝鲜获取权益的苏联,在未获苏联表示意见之前,不敢对朝鲜独立问题有所决定。于是,便以朝鲜人“未经训练”,“缺少自己治理政事经验”为由,主张战后由国际托管朝鲜。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便在旅苏朝侨中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中日战争爆发后,又扶助朝鲜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从事抗日斗争,逐步壮大力量,以便战后在朝鲜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因此,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赞成开罗会议确定的战后给予朝鲜独立的原则,对于是否将朝鲜交付托管,没有表示十分明确的态度,将其注意力集中于争取对日参战后对于朝鲜的军事占领^[1]。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阴谋四出的大国政治,国民政府坚持战后朝鲜立即独立及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立场,并为此与美、英等国一再进行交涉。1944年9月,美、英政府先后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内容相同的《研究韩国问题草案》,建议在盟军军事占领朝鲜本土后,成立临时国际监督机构。月底,美国国务院在征得苏、英同意后通知中国国民政府,美国的对朝鲜政策主张战后先设美、英、苏、中四强国际托管组织^[2]。这一主张与国民政府的对朝政策意图是背道而驰的。10月27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英活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表示虽可与美、英共同交换意见,但绝不改变我国扶助朝鲜早日独立的一贯政策,更不同意战后国际共管朝鲜^[3]。国民政府外交部除派员在重庆与美、英驻华使馆人员多次协商外,又指派亚东司长杨云竹直接与美国国务院当局多次研商朝鲜独立的途径问题,但未获结果^[4]。
        1945年1月,中国代表团又奉命利用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学会第九届年会提供的讲坛,大力宣传中国主张,并就朝鲜托管问题与美、英等国代表辩论。美、英代表认为,朝鲜业已亡国多年,缺乏足够的行政管理干部,一时无法建立有效的政府,而且朝鲜人不能团结合作,短时间难以建立独立国家,主张由同盟国托管五年。中国代表反驳说,托管朝鲜是将朝鲜由日本一国统治改为数强国统治,违反同盟国共同作战目标以及《开罗宣言》确定的朝鲜战后独立的精神;朝鲜人的不团结,是帝国主义统治者挑拨离间的结果;认为朝鲜没有行政管理干部,是对朝鲜人才智慧的侮辱;主张战后立即给予朝鲜独立,而不经过托管阶段^[5]。
        同年初,中、美、英、苏四国决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创立会议。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支持韩国临时政府代表参加会议。4月3日,蒋介石着令外交部就此事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令财政部比照中国外交人员待遇,拨出15,345美元,作为韩国临时政府赴美代表之来往旅费及制服费^[6]。然而,美国政府却连会议观察员身份也不愿给予韩国临时政府,美国驻华大使馆奉命故意拖延赴美韩国代表团成员的入境签证,以俟会议将结束时,再准他们入境^[7]。而旧金山会议秘书长、美国代表希斯则正式通知已在美国的李承晚等人,拒绝朝鲜人以任何方式列席会议^[8]。
        1944年6月,韩国临时政府在争取国际承认无望的情况下,曾要求中国国民政府单独承认,深获中国朝野同情。7月10日,蒋介石指示吴铁城会同外交部长宋子文,“迅即核议首与承认或先与事实承认”的可行性^[9],但外交部经郑重考虑后认为:“开罗会议以后,我国对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仅应与美、英两国采取一致行动,而目前对此问题仍有两点顾虑之处,一为韩国临时政府能否真正代表朝鲜内部人民意思,英、美两国对此尚不无疑虑,且开罗会议公报所称,在‘适当时机’承认一节,系指将来承认朝鲜之独立而言,至是否于最近承认在渝之韩国临时政府实系另一问题,英、美两国或将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而不愿有所决定。二为苏联之态度,查苏联未参加开罗会议,对韩国独立一事未作任何表示,在苏联未参加太平洋战争之今日,中、美、英三国如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恐易启苏联之误会,度美、英也必顾虑及此,我国鉴于目前对苏联关系,似有审慎必要。”在美、英、苏三国压力下,中国国民政府不得已决定暂缓外交承认,以待适当时机^[10]。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还积极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组建反日地下军。早在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就指出:为了加强朝鲜独立运动,应设法使韩国临时政府将其反日工作推进于朝鲜境内^[11]。1945年3月,中国方面在得知日本有可能放弃本土而在朝鲜与中国东北进行大陆决战的情报后,更感到在朝鲜组建地下军,利用本土人民高昂的反日情绪,发动反日暴动,对于配合同盟国军队登陆作战的重要^[12]。稍后,当中美空军作战能力伸展至朝鲜境内时,中国方面又极力希望能在朝鲜国内组织地下军,从事救护盟国空军失事人员的工作^[13]。在国民政府当局的极力鼓励和支持下,韩国临时政府拟定了“军事计划书”,计划选派若干光复军干部进入朝鲜内地,唤起原有之爱国组织,组成地下军,配合盟军登陆。其具体方案是:“设其秘密指挥部于京城,设分部于龙山、平壤、罗南、大丘等敌兵所在地,并广设细胞于各要地,组织被征入伍之韩军,软化敌之军事组织,吸收敌军中之韩人爱国分子。并将基本队伍隐蔽于江原道山地,俟光复军、东北义勇军或海上韩军攻势接近韩土时,起而破坏敌之交通路线,进而占领京城,隔绝敌军南北交通,与友军协力,将敌人歼灭之。”^[14]但正当中朝双方积极筹划之时,战争已告结束,该计划停止执行。
        对于战争结束后盟军占领朝鲜期间如何扶助朝鲜独立问题,最高国防委员会会同军事委员会拟定了《扶助韩国独立方案》,内分拟提出方案和最后磋商让步办法,后者的主要内容是:
        1.在军事占领期间,应尽量给予韩国一切协助,所有民政事项概由韩人自行处理,同时承认一韩国“临时政府”以树立韩国独立之基础,中美英三国对于上项“临时政府”之承认,应互相协商,并采取一致步骤,如苏联愿意参加,应欢迎其参加;
        2.对日军事结束后,为维持韩国治安起见,对韩国境内若干重要据点必须加以占领,直至正式承认韩国政府之时为止;
        3.正式承认韩国政府以后,应由中美英三国同时实行临时国际协助制度,中美英三国对于上项之正式承认,应互相协商,并采取一致步骤,如苏联愿意参加,应欢迎其参加;
        4.正式承认韩国独立以后,应使韩国立即加入国际和平组织,韩国取得会员国资格,其独立地位亦可获得一种国际保障;
        5.关于国际协助制度之具体办法应由中美英诸国商议负责执行(俟远东顾问委员会成立后,我国可将其提交该委员会共同研讨);
        6.此项国际协助制度,经参加诸国多数同意,可随时予以废止,但其有效期间应以不超过三年为度。^[15]
        该文件体现了中国官方尽力使朝鲜尽早独立的意愿,但时势的发展却使中国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发言权越来越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美、苏成立秘密协定,决定以三八线为界由两国军队军事占领朝鲜半岛。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及朝鲜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了朝鲜北部,美国军队也准备在朝鲜南部登陆。美国远东方面军麦克阿瑟统帅正式向日本大本营下达了驻朝鲜日军应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向苏军和美军投降的命令,并经驻华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以备忘录形式通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很显然,在美英苏三大国眼中,中国国民政府对于朝鲜问题的决定已不再是参与者,而仅是决定后的被通知者。
        在如此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下,国民政府为了继续贯彻既定的援朝方针仍作了不少努力。8月24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表了“完成民族主义维持国际和平”的演讲,严正表示:中国之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自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也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于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永远保障他们应该获得的地位”^[16],说明中国援助朝鲜独立政策的坚定性。同日,当中国方面接到韩国临时政府请求中国建议同盟国立即承认该政府的备忘录后,明知困难重重,仍立即决定由外交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正面洽商,表明中国认为此时已为同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适当时机”,为实现韩国临时政府这一愿望而做最后的努力。但是这个意见遭到美方拒绝,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复照中称:“美国政府对于韩国国外任何政治团体,皆不拟绝对协助”,美国政府还正式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美国已和英国、苏联达成协议,原则上准备将韩国交由四强先行托管,俟详细办法拟定后,再与中国会商,至于在朝鲜成立临时政府一事,当在国际托管组织商订后再行考虑^[17]。至于朝鲜临时政府则坚持必须解散,其领导人员以个人身份归国。
        至此,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一切希望全部破灭。国民政府当局只得退而在美国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设法尽早将在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人员送回国内,以便发挥他们自身在国内民众中的号召力,为战后朝鲜独立地位的实现而努力。中国国民政府曾应韩国临时政府的请求,在接受驻华日军投降时,对于日军中的朝籍士兵给以特别优待,将他们移交给韩国光复军加以训练,企图以此作为韩国临时政府归国时的基本队伍^[18]。韩国临时政府曾派遣一批干部,收编了为数约5万人的朝籍士兵,分别集中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广州等地,进行训练。但这支队伍同样不为美国政府承认,美国军方坚持此等人员必须先行解散后方准入境^[19]。结果这些人员只得列入韩籍日军战俘行列,乘船遣返朝鲜。
        国民政府当局于万般无奈之中,只能在经济上给予韩国反日独立运动诸领袖一些帮助,以利于他们归国后的政治活动。9月,蒋介石批准借给韩国临时政府金九等人10亿元法币和20万美元,并由中国方面出面代他们向美国军方借用飞机。11月12日、13日,在金九答应解散韩国临时政府后,美国军方派遣二架飞机,运送金九一行到上海,并于23日返回朝鲜本土,从而结束了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流亡二十七年的历史。中国国民政府扶植韩国临时政府成为战后正统政府的政策也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