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抗战刚刚结束之时,中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一段时间内的国共军事争夺将主要围绕交通线而展开,因此要求“为围困大城市,夺取小城市,增加国民党军队与我争夺果实的困难,故我应彻底破坏所有铁道”^[1]。随后,周恩来在重庆会谈中警告国民党方面,在这一问题未解决前,国民党若要利用铁路运输北上接收,我方决不能同意,自不能坐视。他提出建议,双方可协商若干大城市由国民党接收,若干地区国民党不再派兵前往,但未得国民党的同意,最后的会谈纪要中也未能列入这个问题^[2]。因此当国民党军队在接收名义下向华北推进时,便不断遭到中共部队的阻击,国共双方军队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种冲突的本质,是国共双方都企图以实力较量占据未来政治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如同中共中央在给各地负责人的指示中所说:“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3]这种“军事斗争”主要发生在通往华北的各条主要道路,尤其是平汉路、平绥路和津浦路两侧地区。
        1.上党战役
        战后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第一仗发生在山西东南部的上党地区。上党地区是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的古称,8月下旬,阎锡山部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四个师抢先自日伪军手中接收了该地区。但该地区恰位于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与太岳两区之间,态势孤立,中共在抗战胜利伊始即将其列入应予占领的地区之一。8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各地军事部署的指示中,要求太行军区应即集结主力,“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31日再度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阎部一万六千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4]。据此,刘邓部署了对上党地区的作战行动。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部队在抗战结束后编成四个野战纵队(11月又增编三个纵队),为了进行上党战役,动用了三个纵队。9月10日,太行、太岳、冀南三个纵队同时行动,不出十天,阎军据点尽失,20日晋冀鲁豫部队已兵临长治城下,史泽波率部困守待援。阎锡山得知长治被围,一方面给史泽波打气,告其“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一方面决定派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二十三、八十三军共六个师二万余人,自祁县南援长治^[5]。刘伯承决定改取围城打援战法^[6],以一部续攻长治,集中主力围歼阎锡山的援军。彭部南下走白晋大道,沿线山势陡峭,地形狭隘,重装备运动困难,不利大军展开,行动时又值天雨,道路泥泞,部队拥挤于山路,行动迟缓。10月2日,彭部在屯留以北山地被包围,5日在突围中被歼,彭毓斌身亡。阎锡山急令史泽波突围,史虽担心“背敌弃城”的危险,但见增援无望,不得不于8日弃长治城南逃,终于12日在沁水以东被晋冀鲁豫部队抓住歼灭,史泽波被俘。
        上党战役,阎锡山以“牵一发动全身,虎搏兔竞全力”的态势出战,结果一次损失十个师,几占其总兵力的一半,对阎本人、对国民党均为一大打击,阎锡山在内战中从此再无大的作为^[7],而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与太岳两区联为一体,在晋冀豫三省交汇处稳固立足,东对平汉路,西对同蒲路,北对正太路,南对陇海路,均可构成威胁,大大有利于中共在华北的战略地位。而且此役正值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其对双方心理的影响不可轻视。
        2.平汉战役
        重庆谈判结束后,关于接收问题,国共各持己见,国民党军队继续向华北进军,中共也因而部署展开阻击战、破路战,堵击国民党的进军,平汉战役由此而起。
        10月中旬,胡宗南部第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乘中共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作战之机,经同蒲路、正太路到达石家庄,第一军在晋南亦准备沿同蒲路后续北上;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第四十、三十、新八军,组成北进兵团,自河南新乡集结北进,企图与李文部在石家庄会合,打通平汉路北段。此一计划的进行,不仅对中共在华北的地位是一大威胁,而且直接牵涉到中共对华北、东北全盘战略部署能否顺利完成,因此中共极为重视。10月间,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要求晋冀鲁豫部队“必须阻止胡宗南、孙连仲北进”,以地方部队“对顽阻击侧击扭击”,迟滞、消耗对手,“便利我主力适当集中,寻求机动歼灭顽伪每路一师或数师”,并要求“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8]。刘、邓据此部署平汉战役,首先利用沿途均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以地方部队及民兵不断袭击国民党军队,迫其分兵,使其疲惫,同时集中三个纵队于邯郸以南漳河以北地区,待对手进至预设阵地时予以歼灭之。
        10月14日,国民党军自新乡北上,左翼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指挥的新八军和第三十军共五个师,沿平汉路北进;右翼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指挥的第四十军及第三十军二十七师共三个师,沿平汉路东的公路北进。部队受第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节制,但两位战区副司令长官随军行动,可谓一国三公,难以令行禁止。这三个军渊源系统不一,第四十军与第三十军是8月初才分由第一、六战区调至第十一战区,临时组合成兵团,“地理民情不熟,系统不一,补充困难”,又把对手“当作只能扰乱的游击队看待”,轻装急进,没有友邻支持与策应,“犯了‘夜郎自大’的骄傲和孤军深入的错误”^[9]。
        中共晋冀鲁豫部队在作战部署上,先对对手故示以弱,以纵其骄,诱其放胆北进至漳河与滏阳河河套纵横的预设战场。24日,国民党军渡过漳河到达磁县,次日续进至邯郸南十余公里的马头镇地区,晋冀鲁豫三纵立即攻占磁县,封闭其退路,一、二纵分由东、西攻击。此时对下一步的进止,马法五与高树勋意见不一,只能先就地转攻为守,形成三个分散防守集团。因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与中共早有联系,因此刘邓集中全部三个纵队重点攻击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只以太行军区部队牵制第三十军,同时对新八军发起政治攻势(27日,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亲至高部,争取其起义)。自25日起,经过数日战斗,第四十军大部被歼,高树勋率新八军于30日宣布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整个防线顿形动摇,马法五见固守无望,不得不率第四十军残部及第三十军向南突围,脱离既设阵地后,又于途中遭晋冀鲁豫部队的东西钳击和兜击,11月2日大部被歼,马法五、宋肯堂被俘^[10]。
        平汉战役,中共认为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结果“获得完满胜利”,使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继而控制华北、北进东北的计划未得实现。孙连仲于是役后报告军事委员会,称“经此次挫折,匪军之势当益甚。负军事之责者,宜详加筹度,勿令大河以北从此不可收拾也”。蒋介石得知此役之败的次日,在与王世杰谈中共问题时,“亦甚悲观,似以为黄河以北一时殆无法收拾作为今后建国之洁净土”。可见此役之败对蒋之战略打击之大^[11]。蒋认为,“这次我们在马头镇的失败,并不是兵力不够,更不是土匪的力量如何强大,而完全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指挥的错误和注意的疏忽”^[12]。国民党所编战史承认,经此役连同上党之役,国民党损失十七个师,在华北的兵力优势大打折扣,而且“上党为晋、冀、豫交通之孔道,冀南漳河为平汉铁路所必经。由于两作战之失利,终戡乱全役,该两地之交通要冲,均未规复。东西、南北中梗,在用兵上形成极大障碍,行动之自由尽失”^[13]。
        3.平绥战役
        华北国共冲突的另一个主要地点是平绥路沿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部署由傅作义第十二战区接收绥远、察哈尔两省,由于傅部离绥、察距离较近,而且该两省一直是其地盘,故傅作义行动积极,其部队三个军、四个骑兵师于8月中旬自绥远五原出发,至9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先后进占平绥路上的重镇集宁、丰镇等地,进至柴沟堡,离中共晋察冀区中心城市张家口不到百里。如任其继续前进,将导致中共在晋察冀和热河的地位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分割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区的联系,对中共实现华北、东北战略部署是一大威胁。因此,中共认为这“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14]。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配合,由聂荣臻和贺龙共同指挥,担负平绥路作战任务。
        傅作义部东进后,其部队沿平绥路据守各点。中共决定先打路外分散各点,再寻机在绥东歼灭傅部主力。为了实现战役计划,晋察冀集中三个纵队,晋绥集中五个旅,共五万余兵力,10月18日分由平绥路东、南两面出击。23日晋察冀部队攻占集宁,25日晋绥部队攻占卓资山,傅作义部队未作大的抵抗即向归绥收缩,平绥路沿线各点均为中共部队所占,傅部一度在绥远只占有归绥、包头、百灵庙三点。但从军事上说,傅部本处于一字长蛇阵的不利态势,现在主动收缩固守,以逸待劳,反将远途奔袭的不利留给了对手。根据情况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聂荣臻等人,“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请按此方针部署作战”^[15]。10月26日,聂荣臻与贺龙在集宁南隆盛庄会见,商定下一步“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后路,孤立归绥之敌,以利于在其动摇恐慌时予以歼灭”^[16]。至11月初,两部已扫清归绥外围据点,兵临归绥城下。傅作义不得不连电向蒋介石告急称,“我军一面坚守城防,一面机动出击,鏖战已数昼夜,奸匪主力尚未击溃,刻仍围攻归绥甚急,情势极为严重,恳请钧座迅赐有效策略,以济艰危为祷”^[17]。
        傅作义部退守绥、包,以深沟高垒坚拒固守。在归绥,傅作义亲自督战,“整个防区,筑有坚固防御阵地,阵地内筑有明暗碉堡及侧射斜射轻重机枪掩体和掷弹筒、迫击炮游动阵地,火力交叉,消灭死角。阵地前沿挖有深宽各四米的外壕,壕外设有鹿砦及通电流的带刺铁丝网。阵地后方筑有坚固的炮兵群阵地”。在包头,由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董其武坐阵指挥,“四围是高5米、厚2米的土城,四周筑有深、宽各2.5米的外壕。日占时期即筑有坚固城防工事。外壕筑有鹿砦,壕边设带刺通电铁丝网,并布地雷。城外各据点均有通往城内的暗壕沟通”^[18]。攻打这种坚固布防的城市,是中共部队以往作战所没有的经历。关于归绥作战的方法,中共中央军委11月6日曾有指示给聂荣臻与贺龙,提出一举攻克、诱敌出歼、围坚攻弱、久困重围四种方法,实践的结果,由于傅作义部几乎全部主力均集中于归绥,城防坚固,而攻城部队无论数量还是攻击力都不居优势,几次攻击不下,至11月中旬,攻击顿挫,形成僵局。聂荣臻和贺龙商定改变原计划,由贺龙率晋绥部队攻包头,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继续围困归绥。因绥远作战不顺利,中共中央曾向前线指挥部提出三个方案,或以贺部攻包、聂部围归绥,或聂、贺两部主力集中攻取包头,或放弃原计划、部队后撤整理,中共中央更倾向于先以全力攻包头^[19]。聂荣臻认为,如果照此执行,“显然是不妥的”,因为全部主力西进,归绥方面将成劣势,于全部战局不利;再者这样绥远将形成归绥、包头、河套三个战场,相距遥远,兵力分散,难以策应;而且绥远是无后方作战,后勤也是问题。他建议“仍按原部署进行,再打几仗,看情况发展,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因此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时间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相机再定今后计划。”^[20]晋绥部队在12月初攻击包头未果后,于12月4日主动撤出了战斗^[21]。12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结束平绥战役,随后晋察冀部队撤围归绥。
        平绥战役,中共部队将傅作义部队向西逼退200公里,并一度使其困守孤城,策应了华北和东北全盘战略部署的实现,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此役中共部队未达预定目标,主要原因是赋予战役的任务过重,与部队实力不相符合。塞外天寒地冻,土工作业困难,后勤支援不足,也直接影响到作战进程。这次战役的主要指挥者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总结道:“从力量对比和我军的具体条件来看,要求夺取绥远全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当时,部队正处在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过渡之中,……武器装备比较差,尤其是缺少火炮。部队训练也差,不会打大兵团的运动战和攻城战。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许多成员来自县大队、区小队,要到塞外作战,时值冬季,长途远征,出现不少思想问题,这也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总之,这次战役无论是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资上都准备不足。”^[22]因为此役未达预期目的,使傅作义部成为中共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患”,次年的大同和张家口两役,傅部都被蒋介石作为援兵,发挥了很大作用。
        4.津浦战役
        津浦路是国民党军北上重点路线,兵力最为雄厚。中共山东主力调东北后,新四军北移山东,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陈毅任军长兼司令员,另在苏北组建华中军区。中共中央赋予华东方面的中心任务,“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之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23]。同时指示:“华中可能为蒋介石最先向我进攻之地,如华中现有地区不能确切保障,不独影响山东局势,且对全国形势及国共谈判均极不利,故必须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24]为此,华东方面以山东部队为主于10月15日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下辖四个师,以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为作战中心,迟滞国民党军的北上。华中则以江南北撤部队为主,在11月10日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进行苏北内线作战。
        津浦战役之始,中共部队首先在10月19日占领津浦路上之邹县,随后继续向南北扩张,南段于12月14日攻占滕县,围困临城、枣庄,北段先后攻占宁阳、曲阜,包围兖州、泰安。坐阵济南的李延年和困守临城的陈大庆,均连电向军委会告急,“援军如再迟延不到,恐将影响山东全局及铁路煤矿”;“恳速饬大军北上,否则鲁省恐将不保”^[25]。与此同时,华中野战军于11月16日占领盐城,12月26日占领高邮,1946年1月15日占领陇海路徐东要点新安镇,配合了津浦路的作战。山东军区部队则进行了胶济路阻击作战。至1946年1月停战之日,华东三大铁路干线中,津浦路济南南万德至徐州北韩庄段、陇海路徐州东新安镇至海州段、胶济路济南东张店至昌乐段,均在中共部队控制下,中共山东和华中两大根据地已连为一体,成为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地区最直接而严重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