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结束之时,国共双方同意就有关未决问题继续商谈,自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为此进行了多轮谈判。
        这一阶段国共谈判的主题之一是政治会议问题。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便就政治会议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妥协,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之前,由国民政府召集政治会议,邀请各党各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国民大会以及相关问题^[1]。关于会议代表名额的分配,会议进行的方式和会议召开的日期,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中共曾经建议,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名额可适当多一些;会议采取平等、自由、一致、公开方式进行,协议结果有最后拘束力;会期可定于10月10日。但国民党方面对代表人数、会议方式有不同看法,对会议日期表示过近恐来不及^[2]。9月30日,国共就政治会议的一些具体问题征求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各方大体同意国共商谈的结果^[3]。
        10月20日,国共谈判重开。在关于政治会议的商谈中,首先遇到的是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会议原定代表三十六人(蒋介石在外),由国、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四方面平均分配。后来国民党提出减少一人,中共提出减少二人,让于民盟。但青年党在国民党的鼓动下,提出自己是第三大党,历史长、党员多,不同意作为民盟成员参加,而要成为一个单独单位参加,并与民盟代表人数相等,各为六名。这立即成为政治会议能否顺利进行的一大关键。中共认为,青年党的要求毫无理由,其以第三大党自居,纯属主观看法,如照此办理,中共和各党派均可要求加倍。但国民党极力为青年党说话,认为不能对其勉强。后经各方会外协商,青年党同意减少为五名,另在总数上增加二名,使民盟代表达到九名,此一问题遂在21日的会谈中得以解决。国民党即提出政协于11月1日召开,然后如期在11月12日召开国大^[4]。
         国民党此时之所以热心于其以往深为反感的政协,目的是通过政协确定国大日期,再通过国大确立其统治合法性,同时以军事进军控制全国局势,企图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对中共施加压力并约束中共至其框定范围内,重心在以战迫和。可以说,这是战后国民党处理对共关系时的基本方针之一。而中共对国民党的这个方针采取的是针锋相对的回击战略,军事上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军,政治上不使国民党以国大获取政治利益。因为国民党的进军没有停止的迹象,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颇为怀疑,对政协和整军的态度也不如以往积极。10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蒋现以七十万大军向我进攻,如不停止,我方对政治会议无甚兴趣,叶剑英出来也无可谈。伪军、受降、解放区三问题不解决,缩军、国大均谈不上^[5]。因此,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为不致妨碍政治协商会议之进行,应在开会前将军事和解放区问题商得眉目,实际是以其作为政协召开的先决条件。从21日到30日,国共连续举行了五次会谈,讨论未决问题。在军事上,中共提出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各守原防,重划受降区,各自执行;国民党则提出治本之法为速开军事小组会议,解决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治标之法为中央军经交通线通过中共地区时,中共军队不应妨碍。中共认为现在前方交通线均在中共控制下,中央军如一定要前进,当然要起冲突,而且中央运兵华北数额若无限制,将使中共感到威胁。在政治上,中共提出或维持现状,或进行选举,或直接由中央委任中共提名人选;国民党认为如此维持现状,则问题根本未解决,殊非办法^[6]。双方此轮谈判着重于国民党进军和恢复交通问题,但因意见不一而呈胶着状态。
        26日,张群在会谈中就避免冲突问题以蒋介石名义提出,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中共军队退至铁路线以外,早日召开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周恩来愤愤而言,受降问题现在未得解决,甚至视我军不如日军,日军在中国境内尚得保持武器,受命维护交通,而中共军队则须退出交通线,揆诸情理,宁可谓乎?他警告说,在解放区问题未得解决和受降区没有重划之前,我方视中央之进兵即为进攻,而我方之破坏交通,阻止中央军之前进乃为当然的事。交通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恢复,若中央必欲武装占领交通线,而将我方驱出于交通线之外,那便是战争^[7]。张群请中共提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恢复交通的方案。29日,中共提出恢复交通的前提条件是:停止进兵、进攻、进占,停止利用敌伪,在华北的八条主要铁路线上双方均不驻兵,国民党如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在上述问题之原则决定后,军事小组可以拟出具体办法,如不能取得协议,可以先召开政协,但开会时须先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31日,国民党提出对案,主要内容为:双方下令部队各驻原地;中共部队撤离铁路线10公里以外;由第三方组织交通监察委员会视察事实提出报告;中央军队如在华北各路运输与中共协商决定;一个月内对中共军队驻地及整编商定办法;按计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8]。但中共同意撤出铁路沿线的条件是国民党不得利用来运兵,这个对案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双方未能谈成,谈判陷于停顿。　
        对于谈判停顿造成的形势,国共双方各有自己的判断。而因为国共之争导致交通受阻,影响战后复员,国内舆论对此有所评论。《大公报》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评,提出“我们需要安定,需要进步”。社评对国共双方均有批评,然在当时情况下,此种批评更有利于国民党,因此受到中共的反批评,指其失去了中立立场。《世界日报》社评称,“我们对于共产党所提的团结统一和平民主等等政治主张,绝对拥护”,但是对于破坏交通的军事行动“则不能不予以指责”^[9]。国民党利用舆论呼声发动宣传攻势,以《中央日报》为中心,频发言论,利用人民渴望安定的心理,指责中共破坏交通,阻挠复员,称“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再对这交通建设作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不能让国库负担的交通建设费成为无代价的牺牲,更不能坐视社会经济生命线的断绝”。交通部长俞飞鹏、次长凌鸿勋对记者称,华北主要铁路线被破坏一千四百余公里,尤以平汉、津浦、同蒲三路为甚,系“有组织有计划之破坏”^[10]。同时,国民党继续摆出热心于政协的架势,呼吁“要终止目前的混乱局面,惟有共产党体念国家的前途,悲悯人民的痛苦,迎合全国的期望,不再延期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以谋合理解决一切问题”。并策动若干社会团体,以全国人民团体名义,发表对时局宣言,指责中共“遣将派兵,争城掠地,因利乘便,巧取豪夺,遮断国军,阻挠受降,至不惜举全国铁路航路电杆电线工厂物资,尽情破坏”,“深望共产党当局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无条件归政还军,服从中央军令、政令,放弃武装斗争,遵循政党正轨”^[11]。
        对于这样的形势,国民党内主和派颇为不安。当时正在新疆与三区代表谈判的张治中,曾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份万言书,可谓主和派的代表性意见。上书称:“关于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钧座与中央曾一再宣示,此为国人所共同体认与热烈拥护之方针。盱衡当前局势,似仍宜尽量予以最大之容忍。倘问题能适时解决,固所愿望,否则亦不妨暂为等待,以俟时间之转移,不宜遽行变更方针,采取其他解决方针也。倘为一时感情之愤激所冲动,或为任何个人与某一地区目前之利害,而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针,使国家蒙受极不利之影响,职殊未敢苟同。”张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国际上此时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国民党不宜借任何一国之力量解决国内问题,而且内战将大大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蒋的声望;在国内,人民经多年战乱,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战争违反人民的愿望,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他坦率地告蒋:“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度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各将领在钧座之前,或不敢显然作厌战之表示,甚至有自告奋勇,坚持以武力解决中共者,然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张的结论是:“决不能轻率从事,作孤注之一掷。”^[12]王世杰和张群也向蒋建议,与中共订立一个暂时避免冲突的办法,“盖内战一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或可藉此机会,借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而自成一国”。王世杰还认为,“中共问题与苏联问题不可分开,今后苏联定将采取与美英合作路线,抑或背道而驰,不久当见分晓。在此一问题未决前,政府对于中共问题,只可尽力防范其扰乱之范围,不能希望得到根本解决”^[13]。由于他们的意见,也由于军事进军受阻的形势,使国民党表面上仍摆出希望谈判获得成果的姿态。
        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如同对其军事攻势一样,中共采取了坚决反击的战略。11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代表团电,认为“目前形势于我有利,我必须达到下列目的: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他在电中还提出:“应公开承认破毁铁路是为受降、灭伪、制止内战绝对必要,毫无不好。又蒋军侵占各县须退出。请警告蒋方如华北各地受降不归我方,我方是绝对不答应的。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5日,毛泽东再草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认为“在恢复交通问题上有几点提法已处于被动,必须考虑成熟,恢复主动”,即“强调必须立即制止内战,必须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电报要求周恩来等以平汉战役缴获的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文件“借此转弯,采取强硬态度”,而且“不但我们在之交通线彼不得进,我们不在彼亦不得进,已进者须撤退,否则一定是内战”^[14]。当天,毛的意见以中共发言人谈话的形式公诸于众,提出“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15]。中共并且公布了平汉战役期间缴获的蒋介石给各战区的“剿共”密电及各战区的进攻计划,对国民党进行反宣传战。在重庆的谈判中,中共于11月8日向国民党提出四项要求: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进占区全部撤退,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表现了毫不退让的立场。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强调中共的方针是两手策略,但“现在美蒋一定要把我们整下去,给我们的压力很大,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打”。“蒋军来势很凶,对我们压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别无办法。我们不打肯定是被消灭,打顶多也是被消灭,为什么不打呢?我们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16]。由于国共双方距离相距较大,11月中旬,双方在最后两次谈判中泛泛交换了意见而未涉及具体问题,双方均表示希望继续商谈,和平解决问题。11月25日,周恩来飞返延安,谈判暂时中断^[17]。
        11月26日,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并公布了三十八名代表名单,但因为政治、军事两方面尚未出现有利于政协召开的形势,国共关系也暂时处于僵持状态,政治协商会议一时尚无法召开。